论蒙学教材在青少年教育中的当代价值与理性继承——以《三字经》、《弟子规》为例

蒙学教材的当代价值主要体现在对青少年母语的"养成教育",历史文化知识的普及教育以及传统伦理道德的熏陶教化上。要科学理性对待蒙学教材,不宜过分强调和夸大其德育教化功能,不能忽视蒙学教材的社会适用性问题,不宜将蒙学教材作为青少年国学教育中的经典教材。     

反思我们的青年榜样教育——兼论榜样的人性反思与理性批判

对青少年进行榜样教育是我国传统的思想道德教育模式。但时至今日,榜样的道德力量已日渐缺失,过去的道德榜样(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英雄主义)已日趋边缘化,而处于中心的榜样们(影视明星、企业老总、公众人物)又难以作为道德楷模而存在。曾经作为道德教化的树立榜样的方法不得不面临在现实生活中备受冷遇的困境,对树立榜样进行人性反思和理性批判,并非要颠覆榜样所代表的道德本身,而是要反思我们以往通过悖逆人性来进行全能理性设计的种种观念,并进而寻求一种更加合理、宽容、人性与理性的青年德育模式。     

论中华传统道德教化思想对现代道德灌输的启发性

道德教化与道德灌输的内涵，理论界多有探讨，意见不一。笔者认为，道德教化与道德灌输至少在三方面可以考虑其共通性：其一，可以把道德教化与道德灌输作为一项治国必须遵循的原则来看待；其二，可以把道德教化与道德灌输作为实施道德教育的一个具体环节来看待；其三，可以把道德教化与道德灌输作为一项教育活动来看待。文章以这三个共通性为立论的基础，试图阐发传统道德教化思想对现代道德灌输的一些启发性，为实现道德灌输的有效性提供参考。     

论柏拉图德性之维中的人格精神思想

在柏拉图的哲学世界里,德性与理性是同等重要的维度,这是西方哲学史上人文主义与理性主义得以分庭抗礼的哲学范式根基。在柏拉图的哲学语境中,人格精神的理性境界和结构框架已经决定了德性的教化是对至善的追求,而要想使个人的德性得到教化从而达到至善,就要通过不断的善意而自觉的循序渐进的引导。     

论朱熹的社会治理思想

朱熹以重现三代之治作为社会治理的最终目标。为了实现理想，他提出了教育教化、礼法相济、提供基本物质保障和进行财富调节等措施。在众多治理手段中，因为对教育教化作用的看重，朱熹以它为社会治理的根本方式。其治理思想体现了官方系统与民间资源相结合的特点，并从正反两方面为我们分析现实问题提供了新视角。     

儒家的教育精神及其现代重建

儒家思想的核心在教化,可以称作“教化的哲学”。儒家教化思想首先体现在通过“神道设教”使其教化具有普泛的社会意义,从而对社会生活起到精神引领作用;其次通过经典传习,建立起民间学术与官方学术的内在统一精神;再次,通过各种社会生活形式对个人进行人格熏陶。但由于近代以后受西方教育理念和学术体制的影响,儒家的教育思想被割裂。要重建儒家教育思想需要建立体制保障,重建书院体制保证经典传习,对传统礼仪礼俗系统返本开新,以契合今天的世道人心。     

论荀子的道德教化及其主要实现方式

荀子思想中的道德教化理论富有特色,他从“人性恶”理论预设与“群居和一”社会性存在的内在矛盾出发,论证道德教化的必要性;在道德教化的价值指向和依靠对象上,既凸显人的主体性地位,又强调环境对人的影响;在实现方式上,既高昂以“全”、“粹”为目标的道德理想主义信念,又坚持现实主义的原则,强调实践理性的作用,拓展了教化的崭新途径。     

论中国古代教化方法及其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启示

中国古代教化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方法之一。教化是政治概念,与维护政治统治有关;是德治概念,治理国家需靠道德教育推进和实现;是社会化概念,是社会主导,面向全社会成员的社会活动。教化的具体方法有教育灌输、"化民成俗"、身教示范和践履笃行。中国古代教化方法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论生态文明实现的思想教化路径

思想教化路径在生态文明的实现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本文从分析思想教化路径的价值入手，提出了实现生态文明的理论熏陶、历史教育、横向比较教育和实地教育四条路径，认为它们之间没有严格的界限，只有灵活采用多种方法，使其互相补充、借鉴，才能收到好的教育效果。     

论“儒家精神”——“元儒学”及其后现代意义是否存在

论“儒家精神”——“元儒学”及其后现代意义是否存在顾士敏所谓“儒家精神”，它有别于古代中国作为组织全体社会成员生存运作的“礼制”，也有别于古代中国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理性指导的“教化”，但却又是使“礼制”与“教化”得以“合理存在”的“终极关怀”，一种可...     

“第二手的教化”：工业时代的教育价值观及其批判

教育的原初精神在于提升人的内心世界的境界,致力于让人 们过上＂第一手的生活＂。工业时代理性精神的极度发展破坏了教育的最初指向,将工业化的操作范式引入到教育中,致使教育沦为＂第二手的教化＂,教育价值观在工业时代中失去了它的崇高。我们处于＂相对的时代＂,在时代的文化价值观发生变化的同时,教育的价值坐标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理想性重返教育,创造与对话成为教育中新的理念。     

平等观:传统文化视域下的理性反思

平等观是人类追求的价值理念和社会核心价值基础。在传统文化视域范围内,追溯传统文化对平等观的滋养,形成具有现代意义的理性认知,担当起培育核心价值观的文化责任,就是平等观的文化认同,传统文化的理性教化,社会实践的价值融合,使之成为当今社会传统文化审视平等观念的理性需要。     

我国伦理道德建设走向的维度转换

伦理取向、致恩趋向是事关道德建设“全局”和“根本”的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在伦理取向维度强化教化伦理，在致恩趋向维度凸显工具理性，忽略乃至遮蔽了生活伦理和价值理性，这就割裂了道德结构的内在统一，致使道德践履出现严重偏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呼唤与之相应的社会意识形态。因此，在社会转型的当代语境中，道德建设的发展走向应当是教化伦理向生活伦理贴近、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回归。     

论影视媒体的教育功能

影视媒体是当代人类精神生活不可缺少的手段和工具。作为文化载体,其功能是多层位的。在教育层面上,主要有寓教于德的教化功能;寓教于美的审美功能;寓教于新的信息功能;寓教于变的调整功能;寓教于乐的娱乐功能。     

礼仪文化与公共秩序的建构

礼仪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能有效地规范公民的行为举止、提高公民的道德理性、彰显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是公共秩序建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文化力量。然而,当今社会公共秩序构建面临人民群众礼仪文明理念弱化、法礼相协功能日趋消解和礼仪文化教化存在偏差等困窘。必须深入挖掘礼仪文化的价值、思想和意蕴,通过提高民众德性素质、加快法礼统合、建设礼仪教化新体系,以实现弘扬礼仪文化与建构公共秩序的良性互动,构建和谐稳定、良性运转的公共秩序。     

基层干部的职业发展与政治生态营造

相对于韦伯所说的理性化的科层制而言,在中国基层官僚组织中,具有多重动机理性选择的干部个体与具有人格化的非理性的基层官僚组织相互作用,形成了理性与非理性的矛盾。作为理性"经济人"、社会人和政治人,官僚组织中的个体对组织的报酬期待分为经济、社会和政治三种类型,其中,前两种期待依附于第三种,他们对政治期待自然更为强烈。通过个案研究发现,基层官僚组织中因为"分配正义"原则的缺失导致个体的政治期待难以实现,参照群体形成的"剥夺效应"使个体有着继续留守、"撞钟"、退出等多种选择,其结果是,对官僚组织本身与社会民众都产生了消极影响。因此,在强调对个体道德教化的同时,官僚组织的上层也应回归到"干部个体是理性人"的基本常识,承认理性选择的干部个体与官僚组织互动背后遵循的基本原则,把完善和改革组织的选人用人机制作为重点,从而营造良好的基层政治生态。     

美军思想教育的“四性”

美军十分重视对军官和士兵的思想教育,总结起来,其思想教育体现出四个方面的特点:内容隐含政治性,语言体现世俗性,手段突出娱乐性,教化注重渗透性。     

儒家诗教观的文化阐释

准确地理解儒家诗教观,首先须区分普遍意义上的诗与文本意义上的诗。儒家认为诗歌是人类情感的表现,是对志、情的抒发。从生命存在的角度而言,情感是人类生命意志的经验性显现,诗歌是对生命意志的表达。志、情是合一的,是对人类生命意志的整体描述。志与情的区别是在人类情感内部显现的,分指情感的理性层面与感性层面。儒家认为道德教化须以情感教育为基础,其关键在于恰当地抒发情感,而诗歌则被认为是其实现途径。诗教作为上古礼乐制度的组成部分,在春秋战国时便开始衰落,原因有三:礼乐制度的崩溃,诗歌的经典化与审美的独立。     

中国传统儒家教化思想对领导干部理想信念教育的启示

对领导干部进行理想信念教育是当代干部教育的重要内容,中国传统儒家教化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借鉴具有两千年历史积淀的儒家教化思想,对当代领导干部理想信念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理论、现实与发展：对思想政治教育理性的三重省思

思想政治教育理性是人主体在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中的超越性能力与属性。其在来源上分为教育者理性与受教育者理性,在内容上指向学科理性、工作理性与知识理性,在过程中分为认识理性与实践理性。思想政治教育理性是具体的社会历史范畴,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史中,思想政治教育理性在根本性上保持一脉相承,在具体性上,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有不同的理性表达与实践探索。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理性在实践中形成并不断发展,逐渐成为全面、系统、整体的理性。理性的发展没有终点,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理性要实现接续发展,仍要进一步巩固主体性与超越性,重视理性的承续与创新,强化理性与现实的对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