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昌星的“亲红”情结

红色，在当代中国，是革命的象征，是神圣的颜色。革命政权，曾称红色根据地；革命军队，曾叫红军。连新中国的国旗，也是红色的。红色，本来是邪恶势力的克星。然而，今日的邪恶势力，却显示出了一种亲红情绪，且亲得出奇。走私大犯赖昌星，便是这方面的一个代表人物。远华老总赖昌星的办公地兼接待处，是一座通体一色的红楼，煞是耀眼。在红楼里，挂着一件赖昌星最欣赏的条幅，上面写的是“红运昌盛”四个大字。“昌盛”者，当然是暗含赖昌星。“红运”者，本应为“鸿运”。赖昌星故意将“鸿”字改为“红”字，可见赖氏亲红情结的程度了。…     

唐代法律中的“冷漠罪”

弘善抑恶、见义勇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以及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人道主义精神,在中华民族心灵深处打上了不可磨灭的烙印。然而,从古至今,也有一些人面对邪恶势力及危害社会安全的现象,无动于衷,或缩手缩脚,如今更是屡见不鲜。现今法律,无法将这些冷漠的旁观者绳之以法,人们只能在道义上对他们进行谴责。     

“亲告罪”的范围界定

通过比较研究,在坚持现行刑法对亲告罪的合理规定的基础上,我国应扩大亲告罪的适用范围.在界定亲告罪范围时,应遵循"亲告罪是轻罪"和"被害人易举证"两个标准.并依据这两个标准,把亲告罪划分为"基于特定身份产生的亲告罪"与"基于特定损害产生的亲告罪"两类.     

“杀亲案件”135例法医学回顾分析

目的通过总结我省135例杀亲案件的案件资料,研究杀亲案件的特点,分析杀亲案件的侦办要点。方法收集2011~2013年间我国中部某省区域内发生的135例杀亲案件,对数据资料进行分析。结果杀亲案件主要发生在夫妻之间及父母子女,好发于农村,青壮年多见。一般无明显杀人动机,作案工具多为就地取材,死亡原因以机械性损伤和机械性窒息为主。结论杀亲案件在嫌疑人社会学特点、致伤工具、死亡原因、案发时间等方面反映出一定共性,但案件证据的收集是案件的侦办难点。     

“亲告罪”的立法价值初探——论修改刑法时应适当扩大“亲告罪”的适用范围

“亲告罪”的立法价值初探——论修改刑法时应适当扩大“亲告罪”的适用范围齐文远虽然“亲告罪”即刑法明文规定需要被害人告诉才处理的犯罪在我国刑法中所占比例很小，且均系轻罪，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忽视亲告罪制度产生的深刻社会基础及其立法价值。尤其是我国目前正处在...     

不可忽视司法职务安全

在众多的行业中,司法职业的风险是比较大的。在司法环境不尽理想的情况下,司法官员承受着巨大的职业风险:他必须面对来自当事者的引诱、威胁或暴力。为了法治,公众期望他们不向邪恶势力屈服,期望他们坚持法律的原则。正由于司法官员身份的特殊性,伤害司法官员身体可能导致公众对邪恶势力产生难以遏制的内心恐惧,甚至引发公众对法律秩序丧失信心。为此,作为维护法制尊严力量的司法人员的人身安全必须予以特别的关注,我们有理由将其作为一个重要的专门问题予以研究。据统计,从1980年至今,我国因公牺牲的民警有5000多名,受伤者10万多人,加上一…     

亲告犯的谦抑价值之解读——兼论“亲告罪”范围的扩大

亲告罪是以告诉权主体的告诉为追诉条件的犯罪,亲告犯主要侵犯公民个人的轻微法益.亲告罪的设立具有谦抑价值,主要表现为刑法的经济性、刑法的相对性、刑法的有限性、刑法的最后手段性四个方面的价值观念.基于刑法的谦抑性,应较为理性地看待我国刑事立法中亲告罪的设立.考虑到本国国情和刑事立法基本指导思想,对亲告范围可适度扩大.     

浓浓慈母情——记“标兵人民调解员”卢妙霞

在东莞市东坑镇井美村广泛流传着“爹亲、娘亲、不及阿霞亲”这样一句顺口溜,因为在这里的每一寸土地上,她都曾经挥洒过汗水和心血,“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是井美村调解主任卢妙霞的真实写照。     

唐朝有冷漠罪

如今有一些人，从利己主义立场出发，面对邪恶势力及危害社会安全的现象不敢挺身而出，而是无动于衷或缩手缩脚。现今法律，无法将这些冷漠的旁观者绳之以法，人们只能在道义和良心上对他们进行谴责。但在唐代，这些冷漠的旁观者则要受到法律制裁。     

中国封建法律中的“八议”和“十恶”

“八议”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为庇护上层统治集团的利益,对八种人的犯罪须经特别审议并享受减免刑罚的特权的规定。 按照《唐律》规定,“八议”的具体内容是:一议亲,二议故,三议贤,四议能,五议功,六议贵,七议勤,八议宾。所谓亲,就是包括皇帝的高祖兄弟等,以及太皇太后、皇太后的曾祖兄弟等在内的皇亲国戚。     

江西打黑第一案刘世波涉黑集团覆灭记

“药不到樟树不齐,药不过樟树不灵”,享有江南药都美誉的樟树市,位于江西省中部。自古为“八省通衢之要冲,赣中工商之闹市”。改革开放,千年古镇以“药都、酒乡、商埠、盐化城”的新姿再次成为新潮热点。于是,四面八方的投资者纷至沓来。一股潜滋暗长的邪恶势力,给这里蒙上了一     

政治认同抑或民族认同——“亚洲和亲会”骨干成员的抉择

近代救亡的主题话语下,民族认同和危机意识促成了新式社团亚洲和亲会的产生。然而,当政治认同逐呈上升趋势,并最终压倒民族认同时,派系斗争、内部倾轧纷纷彰显,亚洲和亲会从此分裂,革命派成员之间的斗争也更加剧烈,新知识人的思想日趋复杂。     

请看今日中国邪教

人十年代中期,中华大地陆续出现了一些邪教组织。到世纪之末,这股邪恶势力愈演愈烈,造成严重的社会危害。近年来,政府打击取缔了“呼喊派”、“被立王”、“主神教”、“门徒会”等邪教组织,但其残渣余孽仍渗透蔓延。正确认识邪教,对打邪制非斗争有着重要意义。在这里,让我们剥开邪教神秘面纱,展现其丑恶嘴脸。     

青浦区:深挖细查重拳出击

2001年12月20日,青浦区首起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案由青浦法院作出一审判决,9名成员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至5年不等,其中首要分子阳建伟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至此,一个在青浦地区初具雏形的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得到了应有的下场.人民群众无不对青浦政法机关能及时铲除这股邪恶势力,确保青浦一方平安而称赞不已.     

大陆法系各国（地区）亲告罪立法之比较

告诉乃论制度对充分保障被害人权利、实现刑罚谦抑、促进刑事和解具有重要意义。大陆法系各国均规定了数量庞大的亲告罪,我国的亲告罪名却很少,类型也很单一。制约亲告罪范围扩大的真正原因在于我国亲告罪告诉机制的缺陷。我国刑法与刑事诉讼法对亲告罪告诉权的救济性规则缺乏,亲告罪与自诉罪混淆,告诉权与证明责任混淆,告诉制度不完善。通过归纳、比较各国刑事立法例中的优劣,认为我国可采被害人可自由选择自诉的混合起诉制,以弥补亲告罪告诉机制的缺陷。     

京剧童星“陶阳事件”采访记

干爹与亲爸争得面红耳赤;看着面对自己毫无表情的亲生儿子,妈妈几度落泪。天津《每日新报》记者应本刊特约记录了这次特别的采访。     

罪犯的“弱势群体”问题研究

罪犯的“弱势群体”是大墙内需要帮扶救助的特殊群落，尽管其常态表现一般不易引起执法者和管理者的关注与重视，但他们内心沉淀的消极意识、不满情绪及由此滋生的敌对与伺机报复思想，却有不可低估的危险性和破坏性，重视对该群体问题的“综合治理”，既是确保监狱执法环境安全与稳定的需要，也是彰显刑罚执行机关“公平与正义”的需要。对罪犯弱势群体的帮扶，主要是帮助家庭有重大困难的罪犯解决实际问题；完善奖励制度，加速弱势群体的新生步伐；扶弱削强，打击狱内邪恶势力和牢头狱霸；针对弱势群体智能低、底子薄、技能少的现实，让强势、先进罪犯和他结成对子，尽快提高他们的自身素质。     

社会学语境下的精神控制及其对策

邪恶势力进行的精神控制可以被解构为四个基本部分:行为控制、信息控制、思维控制和情感控制。心理学对精神控制的分析只是技术层面的,探讨精神控制的实质必须从社会学视野入手。利用相关的文化理论与行动理论对精神控制进行考察,得出其本质是阻碍沟通理性与争夺文化霸权。因而预防和解除精神控制的途径必须从创设理想沟通情境与主流文化重建两方面着手。     

论禁婚亲

现代各国的禁婚亲制度大多源于罗马法。在罗马法中 ,禁婚亲制度已经比较完备 ,其按照亲属关系的性质和远近来确定禁婚亲范围的原则和方法被许多国家所继受。禁婚亲范围有相当的稳定性 ,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观念的变化 ,在一些国家有相对缩小的现象。中国古代社会里形成的禁婚亲制度具有很强的伦理性 ,但宗族主义色彩浓厚 ,禁婚亲属范围广 ,重男宗轻女系 ,故在社会和法律转型时期必然会被西方的禁婚亲制度所改造 ,重男轻女的观念被抛弃 ,禁婚亲范围逐渐缩小 ,我国台湾地区禁婚亲制度的演变印证了这一点。我国现行的禁婚亲制度 ,禁婚亲属范围适当 ,禁婚理由充分 ,应保持稳定 ,无需扩大 ,但对因收养形成的拟制血亲关系的禁婚范围应当明确加以规定。     

对强奸犯罪实行“亲告”制的理性思考

通过一则强奸实例的说明对亲告罪的价值、理念问题作一初步剖析 ,继而笔者从伦理、社会、法律三个层次逐一论证 :司法不应过度干预强奸犯罪 ,应本着保护被害人权益 ,尊重被害人决定的原则赋予被害人告诉权。在此基础上 ,笔者指出对强奸犯罪实行亲告的原则———不告不理 ,当被害人受制约、受胁迫时 ,司法机关可以介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