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恢复性司法中的刑事司法专业人士

传统刑事司法体系是由国家确立的犯罪处理系统,它在机构、人员和知识等各个方面均具有专业主义的特征。在恢复性司法对传统刑事司法的批判背后,实际上潜藏着反专业化或者去专业化的要求。但是,恢复性司法的去专业化主张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恢复性司法还处于起步阶段。与世界许多其他国家的恢复性司法实践相似,我国现有的恢复性司法项目大多是在传统刑事司法体系的倡导下建立起来的。今后,我国刑事司法专业人士的任务是如何更好地发挥在恢复性司法中的作用。     

论刑事司法中的判例

我国刑法是一个以刑法典为主干辅之以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的制定法体系,由于制定法固有的局限性,在纷繁复杂而又急遽变化的社会现实面前屡屡暴露出其僵化和滞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在一定程度上虽然缓解了上述矛盾,但司法解释大多仍表现为抽象的规范性文件,无法从根本上克服制定法的局限性.因此,讨论在刑事司法中引入判例的相关问题,便成为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价值的课题.     

论刑事司法环境的改善

刑事司法活动的公正性与效率性是衡量社会法治进程的一个重要标尺。刑事司法环境作为承载刑事司法活动运行的基础,可分为内环境与外环境。刑事司法环境的良性建构决定着刑事司法的实践效果,文章就目前刑事司法环境面临的一些问题及其动因进行分析,并提出予以改善的建议。     

论“碰瓷”的刑事司法适用

2020年9月22日两高一部发布了《关于依法办理"碰瓷"违法犯罪案件的指导意见》,作为首个专门处理"碰瓷"违法犯罪行为的法律文件,区分了"碰瓷"违法和犯罪的界限,为"碰瓷"的刑事司法适用提供了统一的标准和尺度。但在理解和适用该文件时,还要结合案情具体分析"碰瓷"违法行为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区分以及转化问题,并在"碰瓷"团伙是否构成共同犯罪和黑恶势力等适用方面准确司法,才能在"碰瓷"犯罪行为认定上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论刑事司法实务中的轻刑化路径

刑罚趋轻与合理化是刑罚变化的必然趋势,尽管犯罪现象并不减轻甚至存在趋多走向.[1]而我国的刑罚与西方国家相比是严厉的,学界对刑罚的轻缓化基本持可定的态度,但大多数学者都将注意力集中在立法上的轻刑化,而忽略了在刑事司法事务中的轻刑化.罪行法定原则的核心主轴是限制刑罚权的滥用、保障人权.这就需要我国确立软化的罪行法定原则,限制法官入罪的自由裁量权而富于法官出罪或轻刑化的自由裁量权,进行刑法的实质解释,在实践中适用超法规的期待可能性事由,从而实现刑事司法实务中的轻刑化.     

论刑事司法实务中的轻刑化路径

刑罚趋轻与合理化是刑罚变化的必然趋势,尽管犯罪现象并不减轻甚至存在趋多走向。[1]而我国的刑罚与西方国家相比是严厉的,学界对刑罚的轻缓化基本持可定的态度,但大多数学者都将注意力集中在立法上的轻刑化,而忽略了在刑事司法事务中的轻刑化。罪行法定原则的核心主轴是限制刑罚权的滥用、保障人权。这就需要我国确立软化的罪行法定原则,限制法官入罪的自由裁量权而富于法官出罪或轻刑化的自由裁量权,进行刑法的实质解释,在实践中适用超法规的期待可能性事由,从而实现刑事司法实务中的轻刑化。     

论刑事司法实践语境下的检察权性质

检察权性质的讨论应当摒弃本质主义的思维,立足于当下中国的司法实践,特别是刑事司法实践,进行语境化的分析.公诉权、侦查权、批捕权和法律监督权是检察权的主要权能,司法化是各项权能的明显特征.检察权在诉讼实践中通过各项权能展现了司法属性,我国检察权的根本性质应当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权.     

论雷锋精神的文化底蕴

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雷锋精神不仅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特质,也体现了人类文明的共性;不仅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流价值,也反映了当今社会大众文化的现实基点。弘扬雷锋精神,必须准确把握蕴含其中的文化价值与根基,切实让雷锋精神伴随着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进一步闪耀时代的光芒。     

借鉴恢复性司法重构刑事司法正义

刑事司法正义应当是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统一,但是现行刑事司法却在实现实质正义上存在阙如。“恢复性司法”是作为在刑事司法领域推行的一项新理念,既能弥补现行司法在实质正义上的缺陷,同时也能和形式正义相契合。基于现行刑事司法的不足和恢复性司法在实现司法正义上的优越性,我国需借鉴恢复性司法思想,重构适应和谐社会建设的刑事司法公正理念。     

论两岸四地刑事司法协助机制创新

两岸四地自开展区际刑事司法协助三十年以来,对治理跨境犯罪问题起到了积极作用。这其中一些法律制度的创立,标准与规范的确认,执法工作机制形成以及司法实践中处置手段与方法运用已呈现雏形,并具有了自身的特色。但面对不断升高的两岸四地犯罪状况及其导致的区际刑事司法协助问题,两岸四地有必要进行通盘考量,借鉴有关的历史与现实经验与教训,积极创造条件,探索一些有效解决的最佳途径,使协助与合作朝着一体化方向发展。     

论人工智能辅助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双向衔接

我国行刑双向衔接存在“有案不移”的主要原因是,以行刑衔接标准判断案件是否移送的实际判断者与终局裁判者的分离。借助人工智能将“两法衔接”信息平台升级为智能化信息平台,并将衔接标准嵌入其中,以智能化信息平台来辅助、监督执法人员移送案件才能有效实现行刑双向衔接。人工智能辅助行刑双向衔接具有技术与现实可能性,但存在削弱执法人员执法自主权与责任的风险,化解的方法在于明确人工智能的辅助地位,价值判断问题由执法人员实质、终局判断。人工智能辅助行刑双向衔接模型构建的逻辑思路在于,自上而下地根据行刑双向衔接的构成要件构建知识图谱,根据知识图谱嵌入证据移送指引,通过大数据深度学习法律法规和案例,以知识图谱形成法律本体库,通过对待决案件的情节提取、与法律本体库进行相似匹配,智能化信息平台根据匹配度输出是否移送案件的参考结果。     

论德国和意大利刑事司法语境中的预审

德国、意大利都曾照搬法国的预审法官制度,又先后于1975年和1988年通过新的《刑事诉讼法》予以了废除。但德国和意大利并未完全废除预审制度,而是根据其本国的实际情况,构建起了具有其本国特色的预审制度,原由预审法官行使的侦查和部分司法裁决职权,改由司法警察、检察官、侦查法官、中间程序或初步庭审程序法官等来行使。因此,在德国和意大利的刑事司法语境中,虽无"预审"之名,但仍有"预审"之实。     

刑事司法中检警关系和谐运行论

科学合理的检警关系是实现刑事审前程序和谐运行、高效运作、保障有力的重要机制。囿于观念的保守性、权力的膨胀性、法律的滞后性,致使在刑事司法体制中检警权力的配置及其运行存在诸多不和谐的因素。本文通过对已往检警关系实践探索的检讨,提出重构我国检警关系的基本原则,依此为指导,重构我国检警关系,以期实现检警关系权力配置合理、运行机制协调     

论以审判为中心的公安刑事司法改革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对公安机关侦查办案的理念、能力、模式和内部管理制度等提出更高的目标要求,公安机关必须顺应法治潮流,着力实现执法理念上由实体正义向实体程序正义并重、有罪推定向无罪推定、查明事实向证明事实的三个转变,完善证据收集、保管、审查三项工作机制,构建新型的侦查起诉和侦查辩护两种关系,健全以审判为导向的未决羁押、表彰奖励和宣传报道三类执法管理制度,着力提升执法质量和公信力。     

论诚信价值观的文化底蕴

诚信价值观设计合法性在于,它有充裕的文化底蕴。诚信价值观的文化底蕴主要表现为:一是对人们意愿情感的覆盖和说明;二是诚信价值观基于对文化习俗凝结和自觉;三是诚信价值观具有最好内在动力——信仰,它构成诚信价值观的顶层设计。     

论国有企业改革的文化底蕴

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是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客观要求,它不只是一种经济问题,更可以 说是一种文化现象,表达了人们在深层次上的文化行为或文化选择。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契 约关系是这个社会的基本关系,也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文化底蕴。契约观念的确立和发展,是 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改革文化底蕴的反映。     

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概论

(三)送达的方式刑事法律文书送达方式,因请求国和被请求国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条约而有所不同。 1.请求国和被请求国间订有条约。凡是两个相关国家之间缔结了有效的刑事司法协助条约,规定了文书送达的方式的,那么,就应严格按照条约规定的方式进行。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波兰人民共和国关于民事和刑事司法协助的协定》第六条第一款规定:“缔约双方的法院和其他机关相互提供司法协助,由缔约双方的中央机关直接通知。”“被请求的缔约一方的主管机关,应按照本协定第六条第一款规定的途径,将送达文书或调查取证的执行日期和     

刑事司法改革观透析

刑事司法制度是现代法治的重要内容和标志之一,也是依法治国的重要保证。随着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有关改革的各种观念纷纷呈现。在众多观点中,对如何设计刑事司法改革的目标以及如何对待西方刑事法律制度的移植等问题产生了理性与理想的分野,接轨与并轨的碰撞。我国的刑事司法改革必须立足于本国现实,有选择地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有益的法治经验,并进行必要的变通,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司法体制。     

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亟须完善

<正>目前,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是开展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工作的最主要法律依据,但由于这两部法律已经难以满足当前司法实践开展教育、矫治未成年人犯罪工作的特殊需要。全国人大代表李其宏结合多年司法实践提出,应为未成年人制定专门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李其宏分析,随着未成年人刑事司法领域改革探索的不断深化,一些现有     

刑事司法与人权保障

刑事司法在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两项主要功能时要找准惩罚与保障的平衡点并保持较小振幅;在实体人权保障要求与程序人权保障要求发生冲突时,应首先满足程序人权保障要求,同时争取达到或接近二者动态、相对同等实现的目标。完善刑事司法中的人权保障机制,应当树立平衡观,坚持从公平正义、宽严相济、惩保并重、合理适度、刑事和解、协调有序等方面构建刑事司法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