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证明对象为视角谈刑事证明标准

证明标准是我国刑事证据理论研究中的热点问题。证明对象与证明标准不仅一同决定了刑事诉讼活动发展的方向和目标,而且二者的关系也十分密切。证明对象不同,证明标准也会有所差别。以证明对象为视角,针对不同层次的证明对象,设立不同层次的证明标准,意义重大。     

论刑事证明标准的完善

刑事诉讼作为对过去发生的案件的回溯过程是通过证据来实现的。确立可操作的、符合诉讼规律的证明标准 ,是准确地进行证明活动、实现诉讼目的的重要前提。随着控辩式庭审方式改革的推进 ,对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国家刑事证明标准研究的深入 ,以及对我国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证明标准的反思与检讨 ,一向被认为具有坚实理论基础的证明标准具有了某种不现实性与理想化倾向 ,刑事证明标准需要完善。     

论刑事证明标准的完善

刑事诉讼作为对过去发生的案件的回溯过程是通过证据来实现的.确立可操作的、符合诉讼规律的证明标准,是准确地进行证明活动、实现诉讼目的的重要前提.随着控辩式庭审方式改革的推进,对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国家刑事证明标准研究的深入,以及对我国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证明标准的反思与检讨,一向被认为具有坚实理论基础的证明标准具有了某种不现实性与理想化倾向,刑事证明标准需要完善.     

浅议证明要求与证明标准的关系

证明标准即为证据充分或证据不足的分界线———线上则为充分,线下者为不足。证明标准的确立有实体法和程序法两重意义,是证明完成从而使证明责任得以卸除的客观标志;与之密切相关的是证明要求的问题。对证明要求与证明标准的关系,我国学界存在“一元论”与“二元论”之争,但总的说来,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并不多见。本文试就证明要求与证明标准的关系进行理清。     

证明标准之重构设想

证明是诉讼程序的核心问题,证明标准则是证据制度的核心,是诉讼程序中极其重要却又难以把握的问题。目前,由于我国没有统一的《证据法》,我国的证明责任制度仍呈“块状”分布,即将证明责任制度分成三大块,分别规定在三大诉讼法中。本文分别从三大诉讼法的角度,提出笔者对于重构我国证明责任标准的一些设想。     

论刑事证明责任分配——聚焦被告人提供证据的责任

刑事证明责任的分配是证据法中的核心问题之一,考虑到刑事立法精神以及司法具体运作可能出现的证明困难等因素,以刑事证明责任的分配为切入点,分析借鉴英美证明责任中的“分层理论”,围绕被告人与控诉方之间证明责任如何理性的分配,进而实现刑事司法公正,提高诉讼效率。在刑事诉讼中坚持控诉方承担主要证明责任的前提下,肯定被告人提供证据的责任,并不构成对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背叛。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反思与重构

在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改革的探索与争鸣过程中,形成了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两派,提出了诸多证明标准的改革建议。通过分析和比较"排除合理怀疑"、"内心确信"标准可以得知,以"形成确信并排除有根据的怀疑"作为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适合司法实践需要的。     

公诉证明标准研究

公诉证明标准与审判证明标准是刑事诉讼中不同阶段的两种证据证明标准。西方国家大多规定了比审判证明标准低的公诉证明标准,并制定了严格配套机制以保障公诉权不受证明标准差异的影响。现阶段,我国缺少相关的配套机制来约束公诉权的实施,公诉证据标准应与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一致,不能人为地降低。     

公诉证明标准研究

公诉证明标准与审判证明标准是刑事诉讼中不同阶段的两种证据证明标准。西方国家大多规定了比审判证明标准低的公诉证明标准,并制定了严格配套机制以保障公诉权不受证明标准差异的影响。现阶段,我国缺少相关的配套机制来约束公诉权的实施,公诉证据标准应与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一致,不能人为地降低。     

略论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从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现状出发,结合两大法系的证明标准理论,探讨了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改进和完善问题。否定了客观真实说,对法律真实说和排除合理怀疑进行了论证。对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提出遵循法律真实的证明标准和采用排除合理怀疑的表述的两条思路。     

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

证明标准与证明要求密切相关.我国当前确立法律真实的证明要求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与此相适应,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也有必要作相应的调整.影响证明标准的因素主要有:诉讼的性质、诉讼的价值构成、诉讼的平衡性.由此决定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应高于民诉而低于刑诉.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可分为"排除合理怀疑"、"清楚而有说服力"和"优势证明"等三种.     

谈我国刑事自诉中的证明问题

刑事自诉案件的证明问题包含证明责任分配和证明标准两个问题。文章从刑事自诉中的法院、自诉人以及被告人三个方面入手,分析研究了三者各自的证明责任以及证明标准,以期对推进刑事自诉案件的研究有所裨益。     

认罪案件证明模式实证研究

被告人认罪会在某种程度上减少控辩双方的冲突与斗争,缓和控辩双方的紧张局面,这也将给以控辩双方处于斗争状态为理论前提的现代刑事诉讼制度、证据制度带来巨大冲击。认罪案件的证明模式可分为同一证明模式和简化证明模式,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认罪案件中犯罪事实的证明同时采取了上述两种模式,分别体现在刑事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中。对认罪案件证明过程、证明责任、证明标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内容的实证调研表明,我国司法实践中认罪案件的证明模式与非认罪案件并无本质差异。这种现象主要源于我国简易程序的体系定位、案卷笔录中心主义的实际运作模式以及刑事诉讼的职权主义构造。为此,应对现行控辩制度作出修正。     

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与发现真实——兼论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体系构建

长期以来，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混淆了证明标准和证明要求的内涵。受此影响，三大诉讼法长期奉行一元化的证明标准，即都是以客观真实或者“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为证明标准，忽略了三大诉讼法性质的不同以及案件具体情况的不同。比较两大法系国家的民事诉讼，我国民事诉讼应该以形式真实为证明要求，以“高度盖然性”为证明标准。同时，根据案件性质、证明对象和结案方式等的不同确立多层次的证明标准体系。     

行政诉讼中的证明标准

本文简要介绍了证明标准及其在行政诉讼中的适用,通过对比国内外的行政诉讼证明标准,进一步了解我国行政诉讼中证明标准的意义和价值,使其能在行政案件审理中起到一定的促进和引导作用。     

对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反思

证明标准是我国民事诉讼程序中的重要问题,在发现案件真实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经过十几年的讨论之后,我国应当走出模仿西方经典法治国家的窠臼,面对司法实务中出现的诸多问题,确立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证明标准,科学引导司法活动。     

刑事案件公诉证明标准的缺陷及重构

公诉证明标准是刑事诉讼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实务内容。如何理解与把握这一问题,直接影响到刑事诉讼的两大价值即保障人权和打击犯罪的平衡。我国现行公诉证明标准完全等同于法院有罪判决证明标准,不符合证明标准的阶段性、层次性特点,存在诸多弊端,应重新构建。公诉证明标准在宏观设置上应适当降低,在具体内容设置上应界定为“排除合理怀疑为主,完全的确定性和高度盖然性为辅”。     

试论法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性质及证明标准

新刑事诉讼法设立的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对于打击贪污贿赂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案件有着重大作用,但是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性质和证明标准等基本问题一直存在较大的分歧和争议。虽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具有一定的民事诉讼程序色彩,但是其性质不应当归入民事诉讼程序,而应当是刑事诉讼程序。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证明标准不应当简单适用刑事诉讼或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应当结合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自身特点,对具体的诉讼主体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     

诉讼证明标准在价值论上的趋同

证明标准理论中的“客观真实说”和“法律真实说”是基于相同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基础和相同的现实时空 ,所以在操作层面上得出相同的证明标准是必然的。“客观真实说”与“法律真实说”都趋同于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诉讼证明标准 ,则源于诉讼价值论上的趋同。     

程序正义观与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文章认为 ,学术界对于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各种观点总的来说可以划分为两种对立的观点 ,法律真实说与客观真实说。但是 ,两种观点在批判对方的时候都对对方观点的理解存在误解 ,实际上无论是法律真实说还是客观真实说都包含着对程序正义的尊重 ,也包含着对实体真实的追求 ,选择哪一种作为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只是一种价值取向的问题。在我国采用法律真实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而且这样的证明标准理论所产生的具体标准即排除合理怀疑也更具备可操作性 ,所以 ,立法应当采用法律真实说作为其指导理论 ,并规定排它性证明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