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制度变革中工人维权的集体行动分析——以东北田钢工人集体行动为例

随着我国体制转型的进一步加深,国有企业制度变革过程中工人维权的集体行动愈演愈烈,更是暴露出新的态势,化解工人维权的集体行动的路径也与此前不同。新近发生于东北某省田钢厂的工人维权的集体行动。虽然参与资金重组的企业被迫撤资,却以一人殒命为其悲剧的结局。因此,本研究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东北田钢工人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所形成的维权集体行动为研究对象,来剖析影响工人在国有企业制度变革过程中形成维权的集体行动的内外因素,并运用社会学理论对这些因素进行解析,同时试着探索化解工人在国有企业制度变革过程中维权的集体行动的路径。     

适应、依赖与机会结构——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国企工人

20世纪90年代以后,社会经济生活中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以及由此而出现的市场经济的成长,重构了工人行动选择的机会结构,而对机会结构变化的回应及能力,决定了工人在生存竞争中的行动能力。差异性资源赋予工人不同的市场能力,越是拥有市场相容性资源的工人,越是表现出对市场的适应和对集体行动的回避。越是拥有市场排斥性资源的工人,越是表现出对企业的依赖,一旦企业依赖难以为继,若缺失预防性正式制度提供的基本生活保障,则集体行动的可能性较大。     

村民容忍度与农村集体行动的产生——基于W县四个村民讨薪个案的比较研究

关于农村集体行动的本土化研究未涉及村民容忍度,而村民对集体行动触发事件的容忍度大小与农村集体行动是否产生密切相关。本文基于W县四个村民讨薪个案的比较研究发现:村民对于某个集体行动触发事件的容忍度越大,农村集体行动越不容易发生,反之,容忍度越小,农村集体行动越容易发生。村民容忍度是村民个体差异性、集体行动触发事件差异性二者综合影响的结果,认识村民容忍度对于基层政府治理农村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网络集体行动发生机制的探索性研究——以2008年网络事件为例

网络时代的来临使得网络集体行动成为社会科学界研究的一个新焦点。网络集体行动具有不同于传统集体行动的特征:其发生场域是网络公共领域,主体是网络民众,客体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多元化呈现,主要方式是网民的口头抗议与表达。集体行动发生机制的西方理论解释框架和本土解释模型为网络集体行动的研究提供了良好范本,价值累加理论、建构主义理论取向以及本土解释模型中的怨恨变量、动员变量和理性变量经过适当的调整同样可以解释网络集体行动为何会发生,对2008年的五个网络热点事件的剖析或许可以佐证理论的强大生命力。     

从集体行动理论角度分析公民参与

本文主要介绍了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的基本内容，并通过与传统利益集团理论及布坎南思想的比较，加深了对集体行动理论的理解。文章利用集体行动理论分析公民参与，进而提出了提升公民参与动力的方式，体现了集体行动理论对行政研究的重大指导意义。     

中国工人集体行动考察报告

去年中国所发生的多起工人集体行动事件，具有如下之特点：此类事件多发生在产业链长而紧密的汽车行业且影响巨大；工资过低成为劳资矛盾的核心问题；抗争事件都是由工人自发组织的。此类事件发生的社会背景有其三：一是劳动关系已完成市场化转型；二是劳资矛盾已发展为社会突出矛盾；三是金融危机给劳工权益保障带来新问题。针对这类事件，一些地方党政领导、企业工会和全国总工会已作出认真反思，并采取一些相应改革措施。而中国工会职能作用的进一步体现，将取决于中国工人的意愿、中国社会基本制度和中国社会的发展。     

关于拆迁过程集体维权行动的透视

在城市化进程中,围绕着拆迁发生了诸多矛盾,其中村民的利益受到了损害,对此村民往往会采取维权行动。本文试图运用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来分析某地村民的维权行动。在分析该村民集体行动要件的基础上,探讨该村民集体行动的困境所在,并试图寻找化解方式,同时也指出了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的困境所在。     

理解环境抗争中农民的集体行动——关于环境抗争的研究评述

当前由环境问题引发的环境抗争事件此起彼伏,环境抗争已成为民众表达环境利益诉求的一种常态形式。国外环境抗争的研究重点是环境公正问题,而国内的研究热点则是环境抗争中集体行为发生的原因及策略。从集体行动理论理解环境抗争中农民的集体行动可以分抗争心理、制度结构和文化情境三个层次。具体而言,怨恨心理和维权心理成为环境抗争中农民集体行动的心理动机;日渐开放的政治机会结构为环境抗争中农民集体行动创造了制度空间;抗争话语与符号等文化情境影响环境抗争中农民集体行动的成败。     

复杂性集体行动：生成、框架与经验——基于都江堰灌区的全景式案例分析

集体行动是诠释多样性的国家与社会、组织与个体、治理者与治理对象之间互动过程的显题,公共事物治理中的集体行动正在由简单走向复杂,立足中国本土的案例研究与理论转化十分必要。灌区公共事物治理活动自古至今持续存在,本研究基于灌区这一特定集体行动场域,论证了复杂性集体行动的概念生成与内涵特征,以纵贯近2280年的都江堰特大型灌区为研究对象开展基于历史分析和案例归纳的全景式质性分析。基于灌区历史分析和集体本体论构建了中国情境下复杂性集体行动的解释框架,以长时域跨度视角总结了都江堰灌区集体行动的历史经验。作为对解释框架的验证性讨论,锁定了新中国成立后灌区集体行动舞台中的关键组织化因素并进行案例经验归纳。分析发现,作为一种独特的集体行动模式,政党嵌入与集体行动能力生成之间具有紧密关联,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灌区集体行动经验,是从人民性的行动价值、组织领导力的行动者特质、双向嵌入与适应性制度化的行动者互动、多元的行动者组织方式以及集体行动能力的生成五个方面共同作用实现的。都江堰灌区复杂性集体行动经验丰富了政党嵌入集体行动模式的理论内涵,为其他领域公共事物治理提供了宝贵理论与实践支撑。     

互联网集体行动何以可能?——基于网络大数据的研究框架建构

互联网集体行动已经成为一种崭新的集体行动形式,给全球政治格局带来诸多不稳定因素。目前互联网集体行动领域的研究尤其是实证研究困难重重,需要建立更为完善和成熟的互联网集体行动研究框架。互联网集体行动从微观到宏观的理想动员结构为"舆论动员(公共性形成)—公众参与—集体行动"。在互联网集体行动大数据采集方面,考虑到互联网集体行动的实践过程,可能的大数据来源是根据互联网集体行动的发展过程确定事件过程的关键时点,因此应采集关键时点截面的社交网络数据。在互联网集体行动结构变迁的测量方面,结合互联网集体行动事件的实践过程,主要关注社交网络结构、时序扩散网络的测量。     

民主治理中的集体行动——一个组织行为学议题及其解释

作为社会科学想象力的产物,集体行动现象的概念化成为公共生活中最重要的一种知识增长.但在既有的学术研究中,集体行动概念要么偏向于社会抗争性事件的分析,要么在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假设中作出过度操作化的分析.因此,从建构主义行政学出发,在更一般化的理论水平上对集体行动进行研究,这既是科层治理向民主治理转化中提出的一个组织行为学的知识性议题,又是构建前瞻性和承担社会责任的公共行政的关键议题.     

制度、结构与农民工行动选择机会的形塑——以长三角地区服装业为例

制度和结构及其演变型塑着农民工行动选择的机会结构,制度力量体现在工人以组织化或者非组织化机制、通过各种集体行动表达自己诉求的能力,结构力量取决于工人在经济系统中的位置。农民工对机会结构的感知及其行动上的回应具有能动性,不同技能、素质的农民工因制度和结构赋予的能力提升有着显著的差别。以新《劳动合同法》为核心的一系列政策和制度成为促进或改善工人结构力量增长的重要制度力量,农民工因制度力量与劳动力市场供求结构改变而"增权",并在实践上推动了管理政体由专制主义到人性化管理的转变。     

村民介入公共产品供给的实践逻辑——对江苏Y市某村修路活动的过程／事件分析

近10年来，伴随着我国乡村社会的全面转型，某些区域的村民通过集体行动介入当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现象时有发生。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以及公共选择理论均对集体行动的达成机理做出了解释。然而，发生在中国农村的集体行动，其达成还具有自身独特的实践逻辑。本文以江苏某村修路事件为个案，采用和借鉴“过程／事件”分析法，在关注、描述和分析事件及其过程的基础上，对其中的逻辑进行动态的解释；同时，以参与式观察和非结构访谈的方式，发掘乡村精英入主村落治理的可能性，村民在日常生活中对家族、村落等传统因素的认知，尤其是这些传统因素及村落舆论对村民造成群体性压力的程度。最后，文章试图通过深入探讨村民集体行动中的个体行为逻辑和心理反应，并从可能性及制约因素角度简要概括该地区村民介入公共产品供给的实践逻辑，以此呈现我国转型期村落治理的本土资源。     

农村家庭养老的集体行动研究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速,我国农村的养老问题日益凸显,家庭养老作为农村养老的主要模式,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如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家庭规模的缩小、养老成本的上升、农村子女思想观念的转变等。为解决农村家庭养老的困境,本文运用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进行了分析,探索了农村家庭养老集体行动的可能性,并提出了促进家庭养老集体行动的几点建议。     

集体行动的多元逻辑:情绪、理性、身份与承认

根据现代西方的发展历程,民主政治的历史情境影响了集体行动的具体形式,文化心理、个体理性、权力结构和身份认同,均为建构集体行动逻辑的社会内涵提供了支点,多元的集体行动逻辑对应于多元的集体行动形态.集体行动的非理性逻辑、理性逻辑、身份逻辑和承认逻辑,各自凝练了集体行动的局部内容.现代民主的过程表现为选举政治、集团政治和抗议政治的复合体系,多元的集体行动逻辑均可在政治过程的中心或边缘领域发挥作用,其内在的结构性平衡推动了民主政治的动态发展.     

集体行动的宪政之维

集体行动是民意表达最集中,也是最激烈的方式。在多元化的当代中国,集体行动大量涌现,且呈现出迥异于西方之中国特色。集体行动是公民表达自由的集中体现,却并非民主政治的常态,紧迫性与用尽其他救济是其正当性基础。但在中国,构建良性集体行动的宪政土壤正在培育与成熟之中,集体行动的表现形态呈现出特殊模式。宽容、多元、民主与人权保障的理念将成为未来中国集体行动与宪政精神良性契合的根本原则。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集体行动分析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陷入了集体行动的困境，如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权威缺失、结构分化和主体冲突。从集体行动角度来看，农村公共产品受益范围的扩大会增加集体行动的难度、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集体行动的达成需要主导权威作保障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集体行动的达成需要以科学决策为前提，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规律。     

方法论变迁视野中的动态利益集团形成理论

集团理论的重大发展和方法论的突破密切相关。多元主义理论深受行为主义的影响,认为社会结构的变迁促使具有共同利益的群体志愿组建利益集团。而集体行动理论采用理性分析的方法,认为人们在组建利益集团的集体行动过程中将遭遇"志愿失灵"。在多元主义和集体行动理论争论的基础上,动态利益集团形成理论开始关注社会稳定对集团政治的多重影响。     

当前中国共产党与社会整合研究：集体行动视角的分析

在中国，社会结构、国家制度、经济体制和文化价值等转型引发诸多冲突性、抗争性的利益博弈型集体行动。将这类集体行动放到政党、国家和社会的互动博弈中考察，可以发现此类集体行动的治理取决于居于领导和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及其整合社会的功能。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开发整合社会的功能，特别是发挥党在价值、组织和制度等方面治理集体行动的能力，建构治理集体行动、整合社会的政党逻辑。     

农村社会转型背景下的村民集体行动逻辑探析

村民自治为广大村民的自由自主和自治活动提供制度性平台,动员分散经营的村民形成集体行动以实现乡村治理的目标,是一个富有价值且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奥尔森等人基于不同的思路均注意到小群体比较容易实现集体行动,村庄作为一种小群体行动单位,曾经以其特有性质为村民集体行动的实现提供了平台,但随着社会的转型,村庄也正在剧烈变迁之中,直接影响着村民集体行动的达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