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的“新自然主义观”

以"委运任化"为主要内涵的"新自然主义观"在李白身上也有明显的表现.他为人处世能做到"不凝滞于物",而达到了与世推移、顺从自然的"化境";对待生死问题也是委顺造化,超越有形之生命,追求精神与自然的融合.     

儒家的“忠恕之道”及其道德价值的实现路径

"忠恕之道"是儒家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表现了儒家道德价值实现方式的基本内容,也是儒家伦理思想的精髓。"忠恕之道"的前提是"情",这是从人之本性"善"为出发点的。基于"忠恕之道"的实现途径"诚"—"诚者物之终始"、"诚者天之道也",最后揭示出"忠恕之道"的实现"仁"。这是一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宽容精神,更是舍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加强人与人之间沟通的理性精神。     

论侵害财产权益情形下精神损害的可赔偿性

《民法典各分编(草案)》规定,"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品"受到侵害,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在比较法上,特定情形下侵害财产权益所致精神损害可适用金钱赔偿。传统民法认为,"人"是抽象的主体,"物"是满足"人"的社会经济生活需要的客体,"物"的侵害并不导致"人"的精神损害。随着民法中形式的"人"到实质的"人"之转变,"物"与"人"之间关系的个殊性受到关注。对"物"的侵害,将侵害"人"在"物"上所体现的意志,精神损害源于对"人"在"物"上的精神利益之侵害。法律中明确规定可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财产权益侵害之类型存在不足,概括规定"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品"受到侵害可获精神损害赔偿具有合理性。     

试论朱熹“切己体察”的解经方法

"切己体察"是朱熹一向推重、倡导的经典解读方法.其所谓"切己体察",具体内涵有三:第一,读者"须是将身心做根柢";第二,读者凭借经典所涵之"理"解经;第三,读者依靠自身经验来体味经典之义理.其实这就是经典解读的三条进路.在朱熹看来,以切己体察之法解读经典,能取得"知得深"、"信得笃"等解释学效果.朱熹所倡导的切己体察法,对后世一些学人形成崇实黜虚之学术精神起到了良好的影响作用.     

“哲学”为何在古希腊诞生——从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看哲学的希腊缘起

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是西方思想最为古老的箴言.此箴言的三个思想向度使我们追问哲学的希腊缘起成为可能箴言对个别物之命运的关注,是早期城邦生活或希腊人存在经验的表征,此乃"哲学"诞生之契机;箴言标举的本原正义的观念,是理性思维之始源性的观念,它标志着"哲学思维方式"在希腊的诞生;箴言在个别物与本原物之间建立起关联,揭示出"存在者存在"之论题域,此乃哲学之始源性的论题域.     

《老子》、《周易》“道”、“器”观管窥

<周易>、<老子>都是儒道文化的元典,二书有关"道"、"器"关系的论析更是儒道文化中心的中心、关键的关键.<易>、<老>二书都是将宇宙三分的无形之道、有形之物、人为之器.它们一个对"器"是肯定的,一个对"器"是否定的;一个主张与自然并列,另外创造一个与自然同等辉煌的世界;一个主张向自然归依,实现与自然的兀然同化.     

求真务实贯彻“三为民“思想

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三为民"思想,并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号召全党同志要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明确指出求真务实是共产党人应有的政治品格。这是根据新形势下党所面临的新任务对全党同志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提出的要求。     

庄子“游鱼之乐”的生态审美意蕴阐释

"游鱼之乐"是庄子借"濠上论辩"的情境向读者阐明的一种非人类的生命感受状态。这种状态来自人类"以道观物"的宽广视域,生命主体借此视域实现了"和以天倪"的精神逍遥境界,也就是自由体认之状态。在这种精神体认过程之中,庄子将自己的存在回归到最原始、最本源意义上的存在,即自然体的存在,并以"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的态度,与濠上情境中的其他生命体进行了精神性的交流互动。这种将万物作为与人平等的生命体进行交流互动的精神体验,初步具备了生态审美意蕴,对于我们从"跨物种视野"展开生态审美欣赏具有较大的启发意义。     

作为尺度的“物”:明清文人生活美学的内在逻辑

中国古典美学自本生根地就是一种"活生生"的生活美学,"生活"构成了中国古典美学的"原色"与"底色"。在全球美学聚焦于"生活"的主潮中,它可以为当下和未来的"全球生活美学"建构贡献出巨大的力量,其中最为关键的问题在于,一方面中国古典的美学传统是"生活的",另一方面中国古典的生活传统也是"审美的",这就为当下生活美学建构中存在的理论困境——如何超越物质与精神、身体与心灵、艺术与生活、审美与日常经验之间二元对立关系,提供了智慧和理论资源。在这一问题上,中国古人围绕着"物"建构起来的生活空间、方式和观念体系,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刘悦笛提出,"物"之维度,是梳理中国古典生活美学的重要层面,特别是对明清美学而言,乃是"物的美学"极大发展的阶段,形成了一种围绕"物"的美学体系和独特的"长物"美学传统;"情"的复苏与"物"的丰富,构成了此种"物之体系"(the system of objects)的一体两面,是"物"与"心"的内在勾连之所在,这就为当下的"生活美学"超越实践(生产)美学敞开了方便之门。乔迅在阐释明清时期的器物及其美学观念时,格外强调人与物的互动,尤其是器物凭借其"魅惑的表面",同人之间所建立起的"器物—身体"的互动互惠关系;在这一关系中,"装饰"首先意味着感官的吸引和愉悦,进而引起学者和玩家的移情与同思,借此调动身心的整体自觉。赵强认为,"物",尤其是"长物",业已成为明清时期衡量生活质量、审美品位和人生境界的重要尺度;也正因此,围绕着"物"的尺度,不同阶层人士之间展开了生活、观念和话语方面的角逐。     

铁路旅客人身损害赔偿制度的重构:基于利益均衡

随着我国铁路行业快速发展,铁路法律风险也随之而来.基于若干铁路运输典型案例分析,铁路旅客人身损害赔偿存在"同命不同价""同案异判"的现象,形式上是因现有法律对精神损害赔偿能否适用于违约责任规定不清、限额赔偿制度阙如,实质上却是铁路运输企业与旅客之间制度性利益配置失衡.利益均衡是现代法治与社会治理之核心价值并被实践.因违...     

从李二曲的“格物”观看其对朱王二学的创造性整合

二曲哲学是建立在对宋明理学思想的简择和批评性继承发展基础上的,本文通过对二曲"格物"观的分析梳理,从"格物"为圣贤入门第一义、"格物穷理"以"明善"、"首要格为物不贰之物"、格物致知皆良知之用四方面揭示他是如何取两家之所长补两家之所短,创造性地整合出全新的既紧扣原始儒学又富有时代特色的"格物"观的。     

中国“生活美学”的物体系——明清趣味与赏物之美

中国古典美学自本生根地就是一种"活生生"的生活美学,"生活"构成了中国古典美学的"原色"与"底色"。在全球美学聚焦于"生活"的主潮中,它可以为当下和未来的"全球生活美学"建构贡献出巨大的力量,其中最为关键的问题在于,一方面中国古典的美学传统是"生活的",另一方面中国古典的生活传统也是"审美的",这就为当下生活美学建构中存在的理论困境——如何超越物质与精神、身体与心灵、艺术与生活、审美与日常经验之间二元对立关系,提供了智慧和理论资源。在这一问题上,中国古人围绕着"物"建构起来的生活空间、方式和观念体系,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刘悦笛提出,"物"之维度,是梳理中国古典生活美学的重要层面,特别是对明清美学而言,乃是"物的美学"极大发展的阶段,形成了一种围绕"物"的美学体系和独特的"长物"美学传统;"情"的复苏与"物"的丰富,构成了此种"物之体系"(the system of objects)的一体两面,是"物"与"心"的内在勾连之所在,这就为当下的"生活美学"超越实践(生产)美学敞开了方便之门。乔迅在阐释明清时期的器物及其美学观念时,格外强调人与物的互动,尤其是器物凭借其"魅惑的表面",同人之间所建立起的"器物—身体"的互动互惠关系;在这一关系中,"装饰"首先意味着感官的吸引和愉悦,进而引起学者和玩家的移情与同思,借此调动身心的整体自觉。赵强认为,"物",尤其是"长物",业已成为明清时期衡量生活质量、审美品位和人生境界的重要尺度;也正因此,围绕着"物"的尺度,不同阶层人士之间展开了生活、观念和话语方面的角逐。     

生存·本能·阿Q精神

阿Q是世界文学之林一个不朽的文学典型.从他诞生以来,不同国度、不同层次、不同时代的人们从未停止对他的争论.从他的精神胜利法、恋爱悲剧、革命三方面来分析他的生存困境,可看出"阿Q精神"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带有普遍性的心理现象.再读<阿Q正传>时,我们面临的应该是灵魂的拷问.     

试论“砸碎三个锁链”思想到“三个文明”建设思想的发展

150多年前,革命导师马克思提出了"失去的是锁链,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的论断,这一论断具有丰富的内容.如何完成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砸碎政治、经济和精神三个锁链,这既是一个理论性问题,又是一个实践性问题,为此,各国无产阶级开始了各自的探索.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三个文明"建设的思想,是对马克思"砸碎三个锁链"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略论福泽谕吉对梁启超启蒙思想的影响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引领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初的思想界。福泽谕吉纵向摄取西洋文明的方式对梁启超震动甚大,对于恍惚玄妙的"风气"即"文明之精神",梁启超可谓深有体会:"戊戌亡命日本时,亲见一新邦之兴起,如呼凌晨之晓风,脑清神爽。梁启超流亡日本后,深深认识到戊戌变法的失败,因自己所倡导的变革仅停留在政治制度改革的层面,距离福泽谕吉说的"气风"和"文明之精神"还差很远。随着认识的加深,他也把文明分为两个层面即"精神之文明"与"形质之文明"。"精神之文明"同于福泽谕吉的"文明之精神",亦称为"国民之元气"。他提出应先从摄取文明之精神入手,先难后易的方式吸收西方文明。不再提倡那种自上而下的改革方式,而先要教育人民,培养国民之"精神",也就是"新民"。基于这种认识,梁启超开始了他的新民工作。     

“孔墨杨”义利观之差异及启示

在中国哲学史上,"孔墨杨"义利观存在较大差异:孔子重"义"贵"利",墨子主张"交相利",杨朱"重生轻物"。综观三家义利观,都包含有许多合理因素,在历史上产生过积极的社会影响。研究三家义利观之差异,批判地吸收和借鉴其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义"与"利"、私利与公利等方面的关系,对当前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康德“自在之物”再认识

哲学界有关康德哲学体系中“自在之物”的评论纷芸杂陈 ,褒贬不一。该文从“自在之物”与西方哲学史的关系、其在康德三大批判的理论建构中的地位及其对后世哲学的影响这三个维度来对“自在之物”作一番综合的省察 ,指出 :“自在之物”乃康德为传统形而上学走出困境而独特运思的范畴 ;是其理论建构的基石 ;是后世哲学发展的生长点。总之 ,其积极意义远过于其消极方面。     

“三对关系”:公民道德建设路径的抉择与转向——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启示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深刻剖析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找到了促使资本主义发展的伦理道德动力。通过辩证分析马克斯·韦伯的研究成果,提出中国公民道德建设的核心就在于正确处理"三对关系",即自律与他律的关系、物"得"与道"德"的关系、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从而在此基础上,形成全方位、有重点的公民道德建设路径。     

“三严三实”:贵在知行合一

<正>践行"三严三实",贵在知行合一。"知行合一",由明代思想家王阳明最早提出。他认为,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个行已自有知在,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工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三严三实",高度凝练概括了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主张的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等严格要求,为推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提供了重要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深谙中国传统文化,以此铸造我们中华民族精神的根和魂。他同样重视"知行合一"传统文化。他曾在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与师     

"三牛精神"的时代价值与融入实有人口管理工作的路径——以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为例

"三牛精神"是指"孺子牛"为人民服务、无私奉献的精神,"拓荒牛"创新发展、攻坚克难的精神,"老黄牛"艰苦奋斗、吃苦耐劳的精神."三牛精神"不仅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而且对基层公安机关做好实有人口管理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