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合同要式化对劳动者利益的负面影响——兼论劳动基准立法、集体合同制度对劳动者利益保护的积极作用

劳动合同要式化, 是一个被一再强调的立法诉求,许多善良人士均将劳动合同的要式化当作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灵丹妙药。然而,劳动关系是一种典型的继续性关系,是一种不断运动、发展的关系,同时这种关系又具有人身从属性的特征,试图通过劳动合同要式化这一途径来消解其中的不平等因素所带来的不利影响,无异于缘木求鱼。相反,将劳动合同的要式化强调到不恰当的地步,可能还会对劳动者的正当利益带来负面影响。要防止因劳动者的“弱”带来的不利影响,更多地应当考虑完善工会的维权机制,强化集体谈判机制来改善劳动者的地位,在科学、合理的劳动基准的基础上,通过集体合同,实现劳动者群体的最大利益诉求。     

论完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制衡机制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多层次的矛盾系统。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注重完善制衡机制,既是事物矛盾发展规律的要求,也是遵循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要求;要按照建设社会主义现代法治国家的要求,健全和完善科学完整、良性互动的社会和谐的制衡机制。     

论政策的利益调控机制

政策对社会进程的干预作用,在形式上表现为各种行为规范对人们的约束或鼓励,在本质上则是对各种利益关系进行调整。任何一项政策一旦输入社会,就会造成某种利益关系的改变,甚至导致整个社会利益结构的大调整。政策就是通过这种利益关系的调整来控制人们的需求,从而使每一社会阶层、每一利益群体、每个个人的利益追求与社会的整体利益相一致,促进社会各领域、各方面有序、协调、均衡地发展。那么政策是如何进行这种调整的?政策的这种调整又有哪些规律性可循?这就是我们要探讨的政策损     

论农村人口控制的微观机制

要实现计划生育目标,必须有一套得力的人口控制机制。所谓人口控制机制,这有宏观微观之分。从微观来讲,主要是指在以家和户组成的村庄为基本单位的层面上使直接的人口生育在经济、社会各个关系之间形成有效的直接控制。它包括家庭经济发展和家庭生活的需要在家庭小环境中能自觉地控制人口,农村形成了良性运行的控制人口的微观机制。微观机制,在农村人口控制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一、人口生育首先是在家庭中进行的,主要地直接地表现为由夫妻双方组成的家庭而产生的一种生育行为。家庭夫妻的生育行为既要受到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和制约,更重要的是由家庭小环境的直接制约和支配,是由家庭所处的经济社会环境而形成的生育观念所决定     

论建立健全和谐社会的利益协调机制

社会和谐,核心在于人们利益关系的和谐。合理的利益协调机制是妥善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有效机制之一,建立健全利益协调机制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     

试论我国公司内部的权力制衡机制——兼谈台湾《公司法》的监事制度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我国企业改革的方向。公司则是现代企业中重要的、典型的组织形式,是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而公司制作为一种科学的企业组织形式的真正优势在于其内部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三权分立后形成的权责分明、互相制约、科学决策、高效运转的内部领导体制。 我国《公司法》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公司的组织机构包括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股东会是由全体股东组成的最高权力机构;董事会是股东会选举产生代表股东利益的公司常设执行机构,由董事会聘请的总经理,主持公司的     

论体制转换时期的利益整合机制

论体制转换时期的利益整合机制陈子舜利益追求与其说是人类活动的需要特征，毋宁说是人的本体论意义的存在方式，具有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质。离开了利益的推动，社会就不能存在，更谈不上发展。马克思主义把利益看作是主客体关系的范畴，包含着主体的需要和满足需...     

论新时期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的构建

农民利益表达既是我国利益多元化的必然产物,是政府合法性资源积累的途径,和保证社会公正的条件,也是政府决策的前提和基础,同时还是社会稳定的安全阀。在利益日渐分化的社会中,面对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在缺乏利益疏通和利益表达渠道的情况下,农民往往采取静坐、示威甚至是直接冲击政府的非制度化方式来进行利益表达,对政治秩序和社会稳定造成了危害。在新时期为了实现社会和谐,我们要拓宽并建立顺畅的农民利益表达渠道,加强大众媒体在农民利益表达的作用,加强农民专门利益表达组织建设。     

美国海外经济利益维护及评述——兼论中国海外经济利益维护能力的提升

海外经济利益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政府通过制定国际规制、完善国内立法、融合军事、外交、经济、文化等手段,充分调动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等多方力量,保障美国在贸易、金融和投资等领域获得竞争优势。具言之,美国通过以提供公共产品为切入点、以国际制度建立为基础、以国家利益为中心来维护和扩展其海外经济利益。对于中国来说,在海外经济协调、扩大经济利益的过程中,应注重挖掘公共产品、树立大国形象,提高各方参与的主动性,进一步完善制度建设。     

潜规则生发机制及其遏制——兼论吏治规范

潜规则是官场正式规则背后的另类规则，它像癌细胞一样寄生于正式规则又不断地侵蚀着正式规则。正式规则下的自由裁量权和官员的个人理性是潜规则生存的充分必要条件，基于个人理性的自组织(self—organizing)机制则是潜规则得以扩张的根本原因。潜规则遏制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提高控制的有效性，在当前的转型期社会，吏治规范的主要思路是强化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职能，建立相对独立的监督行政体系。     

新自由主义核心价值认同的利益机制——兼析对和谐社会建设的启示

经济全球化为价值认同提供了新机遇,利益机制由此成为全球化语境中价值认同的新工具。新自由主义运用利益机制在全球推进价值认同,它首先在初创时期以经济思潮作为面具出场,然后在转化时期从经济思潮嬗变为政策实践,最后在扩张时期以政策实践推进价值认同。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应当在理论上以唯物史观审视利益机制,在实践中以体制性利益机制抵御西方价值观侵袭,同时以政策性利益机制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认同。     

论执政党领导的社会利益表达机制建设

在利益群体和利益诉求多元化情况下,执政党要建立畅通的利益表达机制和渠道,让社会不同阶层和利益群体能有效地表达利益诉求,才能及时化解利益矛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论党的执政基础与利益整合机制

社会利益整合是我党的执政基础和本质要求,执政党要清醒地把握我国当前社会利益分化的现状及其后果,加强党的利益整合功能,创新利益整合机制,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     

劳动者平等、工人参与管理和市场机制——霍尔瓦特的社会主义理论评析

世界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霍尔瓦特提出了工人在经济上自我管理和公民在政治上自我治理的社会主义模式设计。该设计的逻辑线索清晰,即以劳动者在生产领域、消费领域和社会(政治)领域同时实现平等作为理想社会的目标和原则,从而消灭了产生异化劳动的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作为极少数曾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霍尔瓦特的理论促进了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也为我们提供了有益启示。     

从比较利益学说到竞争优势——兼论古典学派的比较成本理论

改革开放、尤其是1990年代中期以来,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新旧体制摩擦碰撞加剧、利益调整速度加快,一些影响稳定的社会矛盾呈集束多发的发展态势。同时,由于社会利益的多元分化、国家动用社会资源的能力减弱,依赖于各种体制内资源预防、化解矛盾逐渐显露其不适应性。充分发挥第三部门在政府和社会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以及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社会整合作用,则是对形势变化和挑战的积极回应。     

构建合力规范党内利益行为——兼论民主评议政风行风的实践意义

从利益的视角看,党的各级组织、党的干部、党员实现、维护和发展党的利益的行为都可称之谓党内利益行为。党内利益行为是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价值取向和准则。由于利益具有自我实现的内驱力,各级党政机关、党的干部都拥有一定的权力,这就需要以道德力、法律力、组织自控力和信仰力规范党内利益行为,推进反腐倡廉建设。而民主评议政风行风活动是其中的重要举措之一。     

对巴黎公社工资原则的几点认识——兼论领导干部和非生产劳动者的工资

革命导师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总结了巴黎公社工资原则的经验,指出:“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国家高级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支付给他们的办公费,都随着这些官吏的消失而消失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5页)恩格斯在一八九一年为单行本写的导言中进一步指出:“它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公社所曾付过的最高薪金是六千法郎。这样,即使公社没有另外给各代议机构的代表规定限权委托书,也能可     

论当代中国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机制的实现路径

经济转型期中的中国,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问题关系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是公共安全秩序构建的焦点阀。论述了中国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的现状,并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角度出发,对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机制的替代效应进行原因分析,进而提出克服替代效应,实现弱势群体利益诉求的途径:信访部门权力实体化;实行弱势群体在人大中的1/3制;对弱势群体进行分类治理。     

论企业与农户间利益联结机制的变迁

现行的企业与农户间的利益联结多是采用契约形式,是典型的松散型联结,这种联结机制是导致"企业+农户"型组织模式不稳定问题的主要原因。要扭转这一困境,就必须改变联结机制,实现由松散型向紧密型利益联结转变,股权联结应是实现这一转变的较佳机制,即农户先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以股权形式与其他农户的股权进行联结,成立农民股份合作组织,然后再由合作组织以总体股份与龙头企业尤其是公司型龙头企业进行联结,形成"公司型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模式,这一模式应是我国农业经营企业化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