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物品风险:类别、归因与治理策略

在风险社会情境下,公共物品风险场域环境、多元供给主体互动关系、风险生成和内在影响机理正在发生变化,公共物品系统的复杂性、关联性、延展性等特点,为公共物品风险生成提供了可能。公共物品风险呈现出复杂不确定性、感知体验性、传播扩散性、人本利益性、管理模糊性等特点。公共物品风险的类别包括责任缺失型公共物品风险、盲动偏向型公共物品风险、知识匮乏型公共物品风险、寻租逐利型公共物品风险。公共物品风险生成归因于制度约束不完善、非理性心理偏差、多重利益驱动、责任伦理失范。治理公共物品风险,需要强化公共物品风险的公共责任伦理建设、发挥主体精细化的风险治理效应、建构主体间良善融合的社会互动关系机制、探索建立行动主体内部体系化的风险防控机制以及完善失范行为监督惩戒制度。     

论城市社会风险的危害及其治理

城市化的快速推进致使城市容纳能力后天发育相对不足,从而为城市社会风险的产生、积聚埋下祸根,对城市的整体安全形成较为严重的潜在威胁。对于城市社会风险的治理与防范,需建立起双向沟通的互动合作风险治理模式,在政府、企业、社区、非营利组织之间构筑起共同治理风险的整体性治理机制。     

合作治理主体间互动机制研究——以宁波市力邦社区为例

合作治理作为解决公共问题的途径,主要包括合作治理意向达成、合作治理实施以及合作治理绩效评估三个阶段。合作治理主体间互动机制则是治理实施阶段中的关键部分。参与主体在治理过程中的对话、信任、协商和共享四大机制构成了治理主体间互动机制的重要内容,理想的合作治理主体间互动机制模型应是这四大机制的有机结合。这种理想型主体间互动机制在宁波市力邦社区合作治理的实践中得到了较为充分的体现。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风险防控论析

党的执政风险是一个客观存在,具有复杂性、不确定性、双重性、可控性等基本特征.党长期执政态势下,凸显了来自国际、国内、党内因素导致的执政风险,而执政风险的长期存在及迁延显然具有诸多危害性.对党的执政风险进行防控治理,应重点围绕着“树立强化执政风险意识、设立党内专门的风险治理机构、建立完备的风险防控机制、不断提升风险防控治理能力、强化自身建设抵御风险”等基本路向展开.     

论乡村治理中的有效沟通——以成都市村民议事会为例

有效沟通是乡村善治的客观要求和主要指标。成都市统筹城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催生了乡村治理的再次变革,村民议事会的建立意味着乡村治理模式在国家、市场与社会互动基础上一种新开端。从实际运行来看,成都市村民议事会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沟通作用。村民议事会事实上成为农民利益的实际代理人,成为村民委员会过度行政化的矫正者,成为农村社会矛盾的化解者。为了促进乡村治理的有效沟通,必须保障主体权益,明确村民议事会的法律地位,为乡村治理的有效沟通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疏通沟通渠道,进一步发挥好村民各种组织的作用,为乡村治理有效沟通建构健全的网络体系;完善沟通机制,进一步形成政府"掌舵"和农民"划桨"的合力,为乡村治理有效沟通提供持续的内生动力。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公共治理机制:信息、决策与执行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是一起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公共管理者可以通过建立完善公共治理机制实现对疫情的预测、控制和干预。在中国,地方政府是构建和运行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治理机制的关键主体,它们需要在应对疫情时综合协调包含行政体系、医疗机构、供应商、志愿者和社区居民等在内的多元主体关系。在涉及多元主体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治理机制中,政府需要承担元治理角色,核心责任是为多元主体的有效互动提供规则、建立秩序、促成集体行动。湖北省武汉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案例表明,一些地方政府仍然采用了行政主导方式来应对治理难题,而且行政体系的治理能力较为有限,影响了疫情防控效果。如何完善地方政府在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中的治理机制?在信息机制方面,地方政府应建立更加多元、透明的信息渠道,增强对突发事件的反应敏锐度;通过借助“互联网+”技术优化数据开放,更好协调多元主体的自主治理。在决策机制方面,地方政府应完善更加全面和具有可操作性的应急预案,明确行政部门和志愿部门、社区等职责,提高应急决策水平。在执行机制方面,地方政府既要加强行政体系内部的资源调配能力,又要提高与市场主体、志愿部门的合作能力,确保应急措施有效。     

新时代公共安全风险治理绩效 改进策略研究

公共安全风险生成过程和存在形态的特殊性决定了风险治理过程的复杂性和多维性,这在客观上要求不同主体强化治理的范式和思维,从绩效视角审视公共安全风险及其治理的整个过程。这一过程涉及公共安全风险治理绩效来源的确认、公共安全风险治理过程中诸多要素和资源的整合以及风险治理绩效结果的达成。政府必须不断更新公共安全风险治理的体制和机制,将风险治理的关口前移,逐步形成以风险的科学预控和快速高效的应急响应为基础的现代公共安全风险治理制度安排,在公共安全风险整体性治理基础上把握和审视公共安全风险治理的机制和过程,以风险自身的技术研究方式和政府公共安全风险治理的社会范式为两翼,借助二者之间的耦合与互动,有效回应风险治理绩效改进过程中的问题和困境,服务于新时代国家公共安全风险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实现公共安全的中国之治。     

网络政治沟通:构建良性互动的党群关系

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使网络日益成为党与群众沟通的重要渠道之一.新的政治沟通形式——网络沟通应运而生,而网络的开放性和快捷性也对构建良性互动的党群关系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党应充分利用网络这个平台加强与群众之间的沟通,优化网络沟通的主体,积极创设有利于促进网络沟通发展的条件,完善有效的网络沟通机制,真正把跟人民群众的网络沟通从控制转向互动、互补,从而构建一个良性互动的党群关系.     

网络政治沟通：构建良性互动的党群关系

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使网络日益成为党与群众沟通的重要渠道之一。新的政治沟通形式—～网络沟通应运而生，而网络的开放性和快捷性也对构建良性互动的党群关系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党应充分利用网络这个平台加强与群众之间的沟通，优化网络沟通的主体，积极创设有利于促进网络沟通发展的条件，完善有效的网络沟通机制，真正把跟人民群众的网络沟通从控制转向互动、互补，从而构建一个良性互动的党群关系。     

政府购买服务风险防控体系的理论机理、现实动因与制度安排

当前所提倡和推广的政府购买服务的理论建构是一个理想化的解释框架,这一解释框架的成立需要满足以下基本前提:精明能干的政府、独立成熟的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的公众以及规范有序的政社合作关系。事实上,不论是作为购买方的政府,或是作为供给方的社会组织,又或是作为使用方的公众,均存在明显的缺陷,加上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合作的复杂性,都决定了政府购买服务的风险在所难免。而构建多元联动的政府购买风险防控体系则是弥补这些缺陷的必然选择。与此同时,源自经济、政治和社会层面的现实动因更是增加了构建多元联动的政府购买服务风险防控体系的可能性。在实践中,为了有效实现政府购买服务的风险防控,需要从购买信息公开机制、购买竞争机制、多元监管机制、规范购买行为、培育社会组织、加强主体间沟通互动等方面做好精心的制度安排,以保证政府购买活动的良性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