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心证研究——以刑事诉讼为中心》

秦宗文著,28.3万字,法律出版社2007年4月版。作为第一部从刑事诉讼角度对自由心证进行系统研究的著作,作者放弃了单纯的制度化分析的进路,在吸收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新的视角对自由心证这一     

自由心证之基本要素——以刑事诉讼为中心

自由心证是司法裁判的必然要求,是指事实裁判者对证据的证明力进行自由评价以达到内心确信从而对案件事实做出认定的活动。作为主体的事实裁判者、作为对象的证据的证明力、作为方法或者依据的经验法则和逻辑法则以及作为结果的内心确信这四个方面构成了自由心证的基本要素。从实质上说,我国的证据评价同样应当遵循自由心证。     

自由心证之基本要素——以刑事诉讼为中心

自由心证是司法裁判的必然要求，是指事实裁判者对证据的证明力进行自由评价以达到内心确信从而对案件事实做出认定的活动。作为主体的事实裁判者、作为对象的证据的证明力、作为方法或者依据的经验法则和逻辑法则以及作为结果的内心确信这四个方面构成了自由心证的基本要素。从实质上说，我国的证据评价同样应当遵循自由心证。     

论刑事诉讼语境下的经验法则——以实证研究为视角

作为一种推定方法,经验法则在民事诉讼中已经得到广泛运用.而在刑事诉讼中由于严格证明标准的限制,经验法则未能有效参与到定罪量刑当中.主客观的统一、证据链的形成对于刑事诉讼至关重要,而在这个过程中,推理与判断不可避免.经验法则如何克服自身的不确定性,结合相关证据准确完成犯罪事实的认定,决定了其运用的有效性.经验法则与主观认定、孤立证据定案等刑事证明领域有着较为紧密的联系,但它始终不能脱离案件事实单独讨论,实证研究是探索经验法则运用规则的最佳方式.     

法学研究方法论与刑事诉讼的现代化——以法律经济学研究方法论为例的检视

刑事诉讼的现代化必须立基于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科学化,而刑事诉讼研究者确立科学的法学研究方法论则是后者的基石。法学研究方法论是关于法学研究方法和思路的总体性抽象说明,它的重点在于解释说明研究过程中研究者的哲学观念和基础认知,更多的反映了研究者预设的主观价值判断和基本的学术立场。需要在区分法学研究方法论与法学研究方法、法律(学)方法论三个概念的基础上,认知法学研究方法论的特殊价值。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应以法律经济学研究方法论为借鉴,从研究的逻辑起点、研究的认识论基础和研究的学术认知立场三个层面入手,培塑本学科的法学研究方法论。     

论刑事诉讼庭前证据开示——以新《律师法》之律师阅卷权为切入

《律师法》的修改,有关辩护律师阅卷权的规定,主要是扩大了公诉机关庭前的证据开示范围,在庭前,辩护人就可以查阅与案件有关的所有案卷材料,而对于律师的证据开示义务,我国法律均无相应的规定,为辩护人实施"证据突袭"留下了法律空间,使控辩双方产生了新的"武装不平等"。因此,必须对我国的刑事诉讼庭前证据开示进行规范。     

关于刑事鉴定的几个问题——以《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为视角

《刑事诉讼法》将"鉴定结论"修改为"鉴定意见",从而确立了事实认定的主体应为司法工作人员,而非鉴定人。但在司法实践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申请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的理由却无法真正得到司法人员的回应。鉴定意见的质证有效性不仅有赖于鉴定人出庭接受交叉询问,更需要借助专家辅助人员的专业性意见。鉴定意见的采信必须以法官的心证公开原则为保障。     

我国刑事诉讼中免证事实之应有范围及其适用——以《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34条为分析对象

刑事诉讼采行证据裁判主义，原则上所有的案件事实均须由法院根据证据调查之结果认定之。但众所周知的事实与法院职务上应当知晓的事实构成证据裁判主义之例外，二者均属于法院可直接认定的免证事实。《刑诉规则》第334条错误地界定了免证事实的范围。一者，其误认生效裁判所确认的事实、法律、法规的内容及其适用、不存在异议的事实、法律规定的推定事实等为免证事实；另者，其未将法院职务上应当知晓的事实纳入免证事实之范畴。     

对《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未涉及的司法鉴定启动权改革若干建议——以刑事诉讼为视角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主要规范的是司法鉴定管理体制问题,对于刑事诉讼制度中司法鉴定启动权配置的问题仍然未有明确的规定。在《决定》出台后刑事诉讼中仍存在的司法鉴定启动权配置的问题和弊端的基础上,对刑事诉讼中司法鉴定启动权改革进行一定的完善。     

刑事诉讼的立法模式与立法技术批判——以《刑事诉讼法第二修正案》为中心

从类型学出发,刑事诉讼立法表现为对立的两种理想类型:一是价值导向性立法模式;二是技术性立法模式。《刑事诉讼法第二修正案》的修法活动实为一种类价值导向性的立法。其特征为:政策与法理短路相接导致法律内部的紧张与对立,进而造成致力于精确性和明晰性的立法技术在立法中的有限应用,乃至反向利用。最终致使《第二修正案》在形式、结构与内容上均存在明显的技术缺陷。欲对其予以弥补和完善,须从价值导向性立法转向技术性立法。     

1979—2007年我国法制史研究综述——以《法学研究》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通过对1979-2007年29年间《法学研究》上所发表的有关中国法制史论文的分析和研究,考察了这一时期这些论文研究的重点和热点问题,并对其内容进行了概括总结。在此基础上,笔者分析了这一时期我国法制史研究的特点,并对今后的研究中所应注意的问题提出了看法和建议。     

“情况说明”法律依据及实践路径实证研究——以新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规则(试行)出台为背景

侦查机关在司法实践中广泛使用、不规范制作"情况说明"的现象大量存在,通过实证研究,厘清"情况说明"的种类、认准性质和法律依据,关注其实施现状,确立使用规范,不仅有助于证据规则的完整统一,也有助于司法公正公平的实现。一、"情况说明"的内涵及分类"情况说明"是指在刑事诉讼中,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自侦部门就案件中存在或者需要解决的问题提     

专家辅助人制度基本问题研究——以《刑事诉讼法》第192条规定为切入点

新《刑事诉讼法》第192条创设了专家辅助人制度,这是鉴定制度改革的一大亮点。但该条规定过于粗疏,缺乏可操作性,实践中需要对专家辅助人的诉讼地位、资格条件、中立客观义务、虚假陈述的法律责任、质证范畴以及申请出庭决定程序等基本问题进行研究,并细化完善该项初生制度。同时,应基于系统观念,推进相关配套制度建设,当下尤其是应继续深化司法鉴定制度改革、加快鉴定人及专家辅助人信息库建设以及制定规范化的刑事鉴定意见质证规则,惟此方能实现该制度的立法目的。     

行、刑衔接中的证据问题研究——以《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为分析文本

从行政违法和犯罪行为之间"质"与"量"的二元关系出发,从证据的本质属性和取证主体的规范分析入手,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中收集的部分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直接作为证据使用,无需转化。然而在行、刑衔接中证据材料可直接移送的范围,原则上应仅限于物证、书证、视听资料和电子数据这几类实物证据。未来的行、刑衔接中为了使证据的移送有序、顺畅,应尽快实现行、刑衔接中证据种类的统一,同时对此类证据的审查判断和适用排除规则的标准也应兼采行政诉讼和刑事诉讼取证、排除规则的双重标准。     

论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应有视角和立场——以刑事诉讼法与刑法比较为中心

作为国内公法的一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共同展示了国家诠释、认定、处罚犯罪的整体流程和态度。通观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立法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各国的刑法具有巨大的差异性,凸现了不同的国家性格,表现出执著的国内特色,国际和区域领域的刑法统一步履维艰;而刑事诉讼法在各国日益呈现出一种统一的趋势和样态,各主权国家的刑事诉讼法价值、理念、原则、制度趋于同一,其内容已经成为超越国家的真理性共识,并最终成为国际刑事司法准则。本文在对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国际与国内两个层面的表现样式作一番比较和考察后,着重于探讨形成这种不同样式的原因。揭示样式背后刑法与刑事诉讼法制定的不同的生态机理,提出我国立法机关修改《刑事诉讼法》的视角和立场应当是充分考虑刑事诉讼程序的超国界性。     

民国时期银行法研究探析——以三十年代《银行周报》为考察视角

近代银行法研究兴起于清末,民国时期出版了大量的银行法译作与专著,并且出现了专门研究银行法的学术团体。1917年上海银行公会创办了近代第一份金融刊物《银行周报》。它所刊登的与金融法规有关的文章,为研究近代银行法提供了宝贵资料。尤其三十年代,随着《银行法》颁布,报社组织的三次银行立法的讨论,丰富了银行法研究的内容,极大促进了近代银行法发展。以《银行周报》为视角,考察近代银行法研究的成果与不足,具有历史真实性与学术创新价值。     

论中古志怪作品在民间故事类型学中的价值——以《搜神记》为中心

中古志怪作者在“征实”这一早期小说观念的影响下 ,忠实地记载了很多的民间故事。从民间故事类型学的角度看 ,它们往往是在世界范围内流播的民间故事的中国版本。如《搜神记》中的“毛衣女”、“谈生”、“李寄斩蛇”、“费孝先”等故事 ,便分别属于“天鹅处女”、“梅露辛尼”、“龙穴脱险”、“聪明的劝告”等故事类型 ;另外 ,《搜神记》和其他中古志怪作品还提供了诸如“动物报恩”、“陷城为湖”等故事类型的许多异文 ,而且这些文本纪录时间极早 ,超过了西方搜集者能够搜集到的所有非汉语文本。据此 ,应对中古志怪中的某些文体性质重新定位 ,将其视之为“传说”与“故事” ,而非通常所认为的“小说”。     

刑事出庭证人保护制度研究——以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为视角

2013年1月1日起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正式实施,其中对证人出庭作证作出了一定修改,增加了对特定案件的证人应当采取特别保护措施的规定,这些制度的出台对解决证人出庭难问题,强化程序正义,保障实体正义,从而实现新刑诉法确定的尊重和保障人权等的立法宗旨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但是新修改的刑诉法能否一劳永逸的彻底解决证人出庭难的问题并实现刑诉法确定的证人作证的目标?显然是不现实的,本文认为,解决这一问题,不仅需要立法上的跟进,而且需要各项相关配套制度和措施的完善。结合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及司法实践对我国刑事诉讼中出庭证人的保护制度进行研讨,结合中国司法实务的现状,尝试建构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刑事出庭证人保护制度,夯实和健全我国刑事诉讼法律体系,使刑事诉讼法的法律意义和社会意义得到充分的发挥。     

北京市雾霾污染防治立法研究——以《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为中心

北京市雾霾污染问题是近年来社会所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自2014年3月《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颁布以来,北京市雾霾污染问题进一步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雾霾污染防治立法有利于北京市雾霾污染治理举措的系统化、具体化,对北京市雾霾治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立法过程中,我们在借鉴国内外的先进经验的同时,也可以以《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为依托,以《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的实施和修改为中心,对北京市雾霾污染防治立法进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