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意行政诉讼中“诉的利益”辨识

诉的利益是行使诉权发动诉讼的基础和前提。为制止恶意诉讼的发生,必须准确及时识别当事人对其所发动之诉是否存在诉的利益。明确诉的利益的含义和判断基准是有效辨别诉讼是否存在恶意的基础;而正视行政诉讼的特殊性则是判断恶意行政诉讼诉的利益的关键。明确诉的利益的识别方法、强化法官的证据调查权力、科学设置当事人的异议程序应是保障恶意行政诉讼中诉的利益得以正确及时辨识之机制和措施。     

恶意行政诉讼中“诉的利益”辨 识简

诉的利益是行使诉权发动诉讼的基础和前提.为制止恶意诉讼的发生,必须准确及时识别当事人对其所发动之诉是否存在诉的利益.明确诉的利益的含义和判断基准是有效辨别诉讼是否存在恶意的基础;而正视行政诉讼的特殊性则是判断恶意行政诉讼“诉的利益”的关键.明确诉的利益的识别方法、强化法官的证据调查权力、科学设置当事人的异议程序应是保障恶意行政诉讼中“诉的利益”得以正确及时辩识之机制和措施.     

信息公开行政诉讼诉权滥用司法认定解析——以诉的利益为视角

“陆红霞”案对信息公开行政诉讼中诉权保护提出了新的思考与挑战。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列举加概括的立法模式对诉权滥用进行了界定,实践中司法部门大多从数量和频率、内容及目的进行考量,但在诉权滥用否定诉的利益过程中,各法院对相关概念并未形成统一认知,同时对具体案情认定标准呈现出差异性。基于现存的司法认定状况,应加速完善诉权滥用认定的程序规则和实体标准,特别是对诉权滥用的构成要件要进一步规范,以推进法治政府的高效建设。     

行政诉讼中原告资格的认定--以诉的利益为模式

我国法学界对于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研究颇丰,但由于原告资格的界定及其构成要件的标准不一,加之现有法律规定的模糊性,造成人们认识上和司法操作上的混乱.根据诉之利益与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逻辑契合情况,有必要引进诉之利益的模式来判定行政诉讼原告资格,从而使我国行政诉讼中对原告资格的认定能达到宽窄适当的境界.     

行政诉讼中的诉之利益理论

诉之利益理论是诉讼法学的一个基本理论,在行政法学界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诉之利益是权益受到侵害或者发生纠纷时,需要运用诉讼予以救济的必要性。对诉之利益的把握,关键是对利益的界定。不同的行政诉讼种类,诉的利益的认定不同。诉之利益是一个与诉、诉权、原告资格和受案范围密切相关的概念。在行政诉讼中,它发挥着判决形成权利的机能。     

刍议行政诉讼中的诉之利益

诉之利益是诉讼法学的一个基本理论范畴 ,在行政法学界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简单说 ,诉之利益是权益受到侵害或者发生纠纷时 ,需要运用诉讼予以救济的必要性。对诉之利益的把握 ,关键是对利益的界定。不同的行政诉讼种类 ,诉之利益的认定不同。诉之利益是一个与诉、诉权、原告资格和受案范围密切相关的概念。在行政诉讼中 ,它发挥着判决形成权利的机能。     

论诉的利益之判断

民事诉讼中诉的利益是指当事人提起的诉应当具有的法院对诉讼请求进行审判的必要性和实效性。对诉的利益之判断,无论对于保障诉权还是防止滥诉都有重要的意义。在其他判决要件具备的情况下,当事人提起的诉有诉的利益,法院必须进行审判,没有诉的利益,法院应当驳回起诉。诉的利益具有抽象性,法院对诉的利益是否存在的判断,应当从原告、国家、被告三者的立场进行考量,并且应当根据不同类型的诉的特点甚至个案具体情况来判断。     

行政诉讼的类型与我国行政诉讼制度改革的视角

发展和完善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牵涉到诸多领域的诸多权力配置和观念养成,更多地反映为司法权和行政权之间的关系,反映为司法权对行政权进行统制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演进。从行政诉讼的角度来考察法院审判权的范围及其对行政的统制功能,是传统行政法学中司法权的界限论所坚持的重要方法论。考察司法权的界限论,就不能避开尊重行政的首次性判断权的法理。于是,围绕着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以行政的首次性判断权和司法对行政的统制这对矛盾的剖析为主要线索,以行政诉讼的类型和诉的利益为素材,从比较法的视角对我国行政诉讼制度改革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便构成了本文的主要内容。     

民事恶意诉讼的规制和风险防范

民事恶意诉讼是指行为人没有诉权而恶意提起民事诉讼，旨在损害被告或第三人利益或公共利益，其区别于恶意刑事告发以及滥用诉讼程序。规制和防范恶意诉讼不能随意否定当事人的诉的利益，剥夺当事人的诉权，需要建构一个符合社会变革需要的规范性诉讼模式。法官在自由裁量的过程中，要努力追求司法克制和司法能动的最大平衡。对诉权的审查应由事前规制向事后监督发展，并建立恶意诉讼刑事责任追究制度，实现检察权监督模式的转变，同时对审判风险的控制要变被动为主动，从而在最大限度内认识恶意诉讼的本质特征，有效规制和防范恶意诉讼。     

诉的利益与行政公益诉讼

诉的利益是指运用诉讼程序为当事人提供权益救济的必要性,其消极功能在于限制原告滥诉、消除被告无端应诉和避免司法资源浪费,其积极功能表现为促进实体法上未得到明确肯认的权利和利益的形成。诉的利益所具有的这种积极功能与现代服务行政条件下行政法的价值追求具有高度的契合性,进而也为行政公益诉讼的产生提供了依据。事实上,通过对起诉人是否具有诉的利益进行衡量和判断还可以有效防止行政公益诉讼中可能的滥诉。     

诉的利益之探讨——以民事诉讼中的诉讼类型分析

诉讼作为一种解决当事人之间纠纷的重要方式,其不仅影响当事人权利行使的范围,也决定着法院审判权作用的边界。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原有法律规定已经不能适应快速发展的社会,尤其在现代型纠纷中如何保障当事人的权利和利益变得极为重要和紧迫。因而如何扩大当事人诉权行使的范围成为学界与理论界探讨的话题。通过对域外制度的考察和实践发展需要,诉的利益之概念可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一剂良药。本文在厘清诉的利益之内涵与本质基础上分析民事诉讼中给付之诉、确认之诉及形成之诉中诉的利益之判断,以为当事人权利之保障和法院审判权作用范围的扩张提供些许助益。     

浅论民事司法运作中诉之利益的衡量

诉之利益的探讨,在于通过它建立了一种筛选机制,即当法条有许多解释可能性或无直接依据时,法官需衡量现行环境及各种利益变化,以探求立法者出于今日所可能表示之意思.一方面法官须在既定的法律规则框架之内寻求当事人所主张的权利依据;另一方面,法官又可在社会需求出现新的现实要求而现有的实体法出现权利空白时,在利益衡量基础上运用解释运动来扩充诉讼程序的张口.因此,法官在司法实践中如何把握利益衡量的标准和尺度十分关键.     

中国行政诉讼之诉判关系及其发展趋势探讨——诉判关系不一致的一个分析框架

行政诉讼中的诉判关系不同于民事诉讼，不一致有其客观必然性和现实需求基础，所以不一致是一种应然的状态；行政诉讼的性质、目的和功能等因素决定了其判决与诉请一致的情况占主导，不一致居次要地位；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的判决形式也决定了诉判是不一致的；人权保障和法治政府的构建，维持判决、确认合法或者有效判决的废弃及情况判决的谨慎适用使得我国行政诉讼诉判关系发展趋势表现为诉判一致的情况将逐步扩大，不一致现象虽有萎缩但不会消失。     

为什么行政诉讼中要引入利益衡量原则

行政诉讼中引入的利益衡量原则为平衡行政主体和相对人的利益，化解两方由于利益引起的对立和紧张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文章从公私利益之冲突、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异化和实现个案公正三方面做了尝试性说明。     

刑事执法行为在行政诉讼中的不可诉性

公安机关的刑事执法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的范围。人民法院在受理行政案件时 ,应首先对公安行政行为和刑事行为进行区分和判断     

浅论诉的利益——从当事人适格层面的分析

诉的利益又称权利保护利益或权利保护必要,是指原告要求法院就其私权主张予以裁判时所必须具备之必要性,狭义的诉的利益即“原告就该请求有为判决的必要”应该成为当事人适格的基础。这种诉的利益在诉讼中既有消极功能又有积极功能。     

利益衡量与行政诉讼情况判决

行政判决既关系到公民权利的救济,又关系到公法秩序的维护,具有独特的重要意义。行政诉讼情况判决,即人民法院经审查,确认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本应予以撤销,但考虑到公共利益的需要而不撤销,责令行政机关作出其他补救的判决形式,是法官运用利益衡量方法选择的结果。法官在认定被诉行政行为违法之后是作出撤销判决还是情况判决,取决于法官对案件所涉利益的衡量。     

立案登记制下诉的利益判断

诉的利益判断关乎当事人诉权保障等私益与防止滥诉等公益之间的平衡.诉的利益因诉权学说的不同立场而在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存在本案要件与诉讼要件之争.由民事诉讼审理的阶段化构造及诉的利益本质属性出发,可以推演出诉的利益应当属于关涉诉之合法性的诉讼要件.我国民事诉讼实践中将诉的利益错误定位为起诉要件,由此引发了侵害当事人诉权等一系列问题.现行立案登记制改革对当事人诉权保障及滥诉防止提出了新的要求,有必要借鉴大陆法系国家及地区的经验,将诉的利益定位为诉讼要件,并且基于制度功能与评判标准的双重考量完善其裁判方式,进而为立案登记制的转型创造可能.     

宽待诉的变更

现行民事诉讼法对诉的变更的限制过于严格.考虑到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应该宽松对待诉的变更.应准许一切仅就诉的声明所作的变更,准许一审言词辩论终结前以基础事实不变为前提的诉讼标的的变更.对二审中诉讼标的的变更,也应考虑准许,但应附以条件:对变更之迟延有可责难性的原告应承担一审部分或全部诉讼费,承担对方在一审中合理的诉讼支出,不得就同一事实以其他诉讼标的再诉.诉的变更的底线是诉的基础事实不变,但仍可有例外.     

法律利益标准: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标准的恰当选择

在行政诉讼中存在两种实质性的原告资格标准,即法律利益标准和事实利益标准。我国应当依据现有和未来的国情选择和构建自己的标准。法律利益标准是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标准的恰当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