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适用———基于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第275 条为逻辑起点的展开简

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创设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秉承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体现刑罚的功能目的、契合少年司法的发展趋势,有着独特的价值功能.但缘于立法建构的粗陋及法律语言的模糊,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面临着多方面的适用困惑.梳理“上海模式”、“彭州模式”和“乐陵模式”,司法实践中,适用该制度时应从封存范围、封存主体、作出封存的时间、封存的方式、查询的主体与事由等方面作出可操作性的规定.     

单位适用认罪认罚从宽问题初探

当前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对象主要是自然人,法律对于单位能否适用认罪认罚并未作出明确的规定。然而,司法实践中已经出现一些被告单位要求适用认罪认罚的刑事案件。针对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从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理论出发,明确单位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同时,根据实践中制度适用存在的自愿性认定困难、程序设置缺失以及担心涉诉信访而限制制度适用等问题,从主体、程序、量刑建议和权利保障四方面提出单位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完善建议。     

完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之我见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在我国的确立虽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但其规定过于原则,使得该制度存在适用范围比较狭窄、适用主体模糊、适用程序不明、缺乏相应配套机制等问题。有必要适度扩大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适用范围,明确其适用主体,细化适用程序,且完善相应配套机制,逐步完善这一制度,并最终使其走向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灭制度。     

罪错未成年人司法处遇制度完善

我国罪错未成年人司法处遇涵盖于一系列制度设计中，包括轻微罪行的非犯罪化处理、非刑罚化和量刑从宽、扩大适用非监禁刑罚执行方式、犯罪记录封存和免除前科报告义务、对未达刑事责任年龄未成年人的刑罚替代等。由于相关立法规定概括、松散而缺乏完整性、体系性，实践中在具体制度运行中仍然面临诸多困境。应当坚持儿童福利、国家亲权和恢复性司法理念；明确基于情节的罪错行为评价标准，完善未成年人轻微罪行的非犯罪化转处机制；完善未成年人减刑、假释制度，并设置专门的未成年人减刑、假释程序；将免除前科报告纳入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并明确犯罪记录封存具有免除报告、禁止查询和消灭前科的三重法律效果；参照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之立法模式，构建司法化的收容教养程序。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研究

封存犯罪记录是未成年人再社会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消除因犯罪记录产生的“标签效应”，对未成年犯罪人重新回归社会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调查发现，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在实践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制度运行中仍然存在监督与救济程序缺失、查询程序不规范、封存效力不明确以及相关部门之间的衔接与配合脱节等问题。此外，该制度在运行中与少年司法其他制度之间存在着冲突，而且单一的封存模式以及适用条件，不利于实现双向保护的目的。对此，应当通过采取“原则＋例外”的立法模式、设置合理的考验期、完善监督与救济、明确封存效力以及加强各部门之间的衔接与配合等方式，对制度进行完善。此外，应当以整体性视角看待该制度，缓解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与其他少年司法制度之间的冲突，使制度内部相互协调。     

论多元化假释体系的构建

假释作为非监禁措施之一 ,蕴涵多方面的功能和效用 ,被世界各国所广泛适用。基于中国假释制度适用的现状 ,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中 ,应从假释制度的形式、假释提请的主体、提请假释的期限、假释监督的方式、假释考验的期限等几个方面出发 ,构建多元化的假释体系 ,逐步扩大假释制度的适用比例 ,充分发挥假释制度的应有功效。     

未成年人轻罪记录封存制度的适用问题

经过长期的试点探索,新《刑事诉讼法》确立了未成年人轻罪记录封存制度具有显著意义。应当明确的是该制度不同于国外未成年犯罪人前科消灭制度,有其自身的特征。但我国未成年人轻罪记录封存制度在适用主体、适用程序等方面还需要明确理解与适用,而且制度在适用对象、保护力度等方面只是最低限度地保护了未成年人的利益,将来还存在很大的发展改进空间。随着社会管理能力的提升和民众法治观念的增强,未成年人轻罪记录封存制度会向前科消灭制度的全面建立稳步发展。     

未成年人轻罪记录封存制度探讨

未成年人轻罪记录封存制度在法律中的确立,有利于消除＂标定理论＂对未成年犯的影响。文章指出我国未成年人轻罪记录封存制度的适用对象范围要扩大,适用主体需建立联动机制,适用程序应明确制定操作规程。未成年人轻罪记录封存制度应向前科消灭制度的全面建立稳步发展。     

未成年人犯罪前科封存制度之实践路径——规范与事实之间的弥合

为贯彻落实"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人的方针,避免有前科的未成年人终身背负"犯罪者"的标签,为其实现再社会化提供良好的法律环境和社会环境,最新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确立了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前科封存制度"的合法地位,这也为司法实践探索提供了有利的法律支撑。未成年人犯罪前科封存制度的实践路径丰富了该制度的内涵,有利于较好地设计该制度的具体操作程序和对相关制度进行配套改革。     

案例指导制度在法学方法论上之检讨——以司法标准化为背景

案例指导制度以总结司法经验,落实"同案同判",统一司法适用为逻辑起点,通过裁判要旨的归纳,提炼司法规则,实现程式化司法,以提高司法效率,其本质上属于一场渐进的"司法标准化"运动。然而实践中,案例指导制度的运行已逐步偏离"指导判案思维"的制度目标,日益演变成了事实上的"结论指导",使其附带上了实质性的造法功能,从而导致该制度因指导性案例的法源性地位不明确、功能定位不清晰以及运行机制不健全等问题而饱受争议。因此,有必要从法学方法论上检讨案例指导制度之司法理性及其活动路径,进而构建完备的运行保障机制,以期消解案例指导制度可能引发的司法标准化的负面效应,避免走向"机械司法"的误区。     

对保释制度引进的质疑

取保候审的适用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许多问题,有学者提出用保释制度替代取保候审制度,由于制度是与诸如司法观念、诉讼模式等紧密相连的,因此,引进保释制度将会因制度和观念性的障碍而无法有效发挥作用。     

知识产权临时禁令制度的困境与突破——以北京法院典型案例为视角

临时禁令是一种"时髦"的WTO临时性措施,在我国已有十几年的成长历程,该制度适用在知识产权纠纷中已取得大有裨益的实践效果。深刻反思知识产权临时禁令在司法实践中暴露出的冲突争议,全面厘清该制度适用时的实体问题和程序弊端,合理架构该制度的法律适用标准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本文以近十年北京法院知识产权临时禁令制度的典型案件为分析基点,梳理了目前司法实践中适用该制度的现实困境,提出应明晰临时禁令的审查标准,合理界定难以弥补的损害要件,完善临时禁令的程序规则。     

未成年人轻罪记录封存制度探讨

经过长期的理论研究和试点探索,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第275条正式确立了未成年人轻罪记录封存制度,应当明确的是该制度不同于国外未成年犯罪人前科消灭制度,有其自身的特征。未成年人轻罪记录封存制度在法律中的确立,有利于贯彻和坚持国家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有助于消除＂标定理论＂对未成年犯罪人的影响,保持与国际条约的精神相协调,顺应了世界刑事立法潮流。但我国未成年人轻罪记录封存制度在适用主体、适用程序等方面还需要明确理解与具体适用,而且制度在适用对象、法律效力等方面只是最低限度地保护了未成年人的利益,将来还存在很大的发展改进空间。我们期待随着社会管理能力的提升、社会法治观念的增强,未成年人轻罪记录封存制度会向前科消灭制度的全面建立稳步发展。     

环境保护禁止令之适用审视

实践中以"环境保护禁止令"之名所作出的司法措施,其实质是涵盖了两种性质完全迥异的规范;作为民事行为保全性质而适用的环境保护禁止令,沿袭了民事行为保全制度的基本规则,但缺乏突显自身独特性的内容扩张;作为行政强制执行性质而适用的环境保护禁止令,规避了一般程序下时耗所致的不利影响,但仍需正视与处理创新性适用引发的失当与冲突;针对适用混乱、统一性缺失等实践中的不良表症,环境保护禁止令适用的宏观调整方向应当为注重适用的规范化及制度化。     

概念抑或类型——雷维斯案界分本票与证券的启示

修正后的家族相似标准是美国司法实践中界分本票与证券的通用标准.其中,对四因素的适用须采用科学的次序;该标准的适用过程中采用了权衡方法.与传统的以概念架构制度的规则模式不同,修正后的家族相似标准采用了类型模式,该模式的丰富性、灵活性使其成为界分本票与证券的理想的规则模式.它是一种"价值导向的思考程序",而缓解信息不完全正是这一规则模式之下的价值导向.     

当前我国刑事和解的现状及完善进路

随着2012年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订,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真正实现了"有法可依"。自2013年《刑事诉讼法》正式实施以来,刑事和解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花钱买刑"、司法机关滥用职权、民族地区效果不佳等问题,针对此类问题从立法和司法制度建构上均应作出进一步的完善。应从适用条件、范围的明确到办案机制、回访机制、主持方式等方面开拓出刑事和解制度的完善进路,以期我国刑事和解制度健康有效地运行和发展。     

当前我国刑事和解的现状及完善进路

随着2012年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订,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真正实现了"有法可依"。自2013年《刑事诉讼法》正式实施以来,刑事和解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花钱买刑"、司法机关滥用职权、民族地区效果不佳等问题,针对此类问题从立法和司法制度建构上均应作出进一步的完善。应从适用条件、范围的明确到办案机制、回访机制、主持方式等方面开拓出刑事和解制度的完善进路,以期我国刑事和解制度健康有效地运行和发展。     

“三审合一”诉讼模式下知识产权案件审理的现状、问题及前瞻——以福州两级法院知识产权案件审理情况为研究视角

知识产权案件专业性强,案件涉及的法律问题和技术问题都需要专业化的解决方案。实行刑事、民事、行政"三审合一"诉讼模式,有利于全面把握知识产权法律适用的标准与范围,从而提升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理质量和水平。但因三类案件有各自不同的审判思路和处理模式,案件审理在司法实践中面临诸多法律问题。为统一司法尺度,应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制度。     

论我国羁押替代性措施的困境与出路

羁押替代性措施旨在限制和减少羁押措施的适用,以发挥替代羁押的功能,从而达到保障人权与追诉犯罪的双重目的。但在司法实践中,我国的羁押替代性措施存在着适用率低、决定程序行政化、缺乏司法救济等问题。究其原因,与我国羁押替代性措施的权利属性不明显、不全面;没有确立"以非羁押为原则,羁押为例外"的强制措施适用规则等方面有关。因此,我们要采取相应的措施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我国的羁押替代性措施制度。     

新刑诉法适用下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

在我国当前的司法实践中，社区矫正制度存在着许多问题，如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档案封存制度等，本着对未成年人“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更好地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新刑诉法实施后，立足于解决检察实际中遇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初步构建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