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民意与司法的博弈——从冲突走向和谐

本文从网络民意的概念、特征入手,剖析了网络民意的优势和劣势,分析了网络民意与司法的冲突与契合,以及网络民意对司法的影响。最后笔者站在立法机关、网络媒体和司法机关三方的立场为弥合这种冲突提出了对策。     

论刑事司法上规范与价值的关系

刑法的基本价值取向应是"规范优于价值",而这也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具体体现。"规范优于价值"是指在刑事司法过程中,法官应坚持从法律条文本身来评价行为人的行为是否符合犯罪构成要件、应否判处刑罚以及判处何种刑罚,而不能够从价值角度出发,仅以行为人行为的社会影响程度、舆论、民意等主观因素为标准来判定行为人的行为。当前刑法价值取向存在不足,功利主义思维左右立法,社会舆论和民意决定判决。为此,立法机关需改变重刑主义的立法理念,法院在刑事审判中应切实坚持罪刑法定原则,刑事审判不应被社会舆论和民意左右。     

从民事特别程序的实施现状谈司法权威的缺失与确立

在我国,司法机关的权利受到立法的严格限制,同时,习惯又促使我们过多的寻求行政机关或其他民间力量的救 济。而司法机关拥有合法的权利和令人信服的威望是法治的前提,因此,提高司法机关的宪政地位以及扩大司法机关的权力是必 要且必须的。     

刑事诉讼法中的决定权适用问题探讨

在我国的刑事诉讼过程中存在着司法机关拥有广泛的决定权 ,司法机关以决定的形式单方强制处分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的现象 ,这不仅侵犯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而且也与现代刑事诉讼原则相背离。针对这一现状 ,我们有必要提出废止和变更决定权 ,使这一问题更能符合诉讼公平、公正的原则。     

网络民意对政府公共决策的影响

网络民意作为社会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政府决策的影响有积极的一面,如提供全面、真实的信息,提高决策的科学性,扩大决策主体,促进政府决策民主化等等,但也有消极一面,如网络上的虚假信息可能会造成决策者的决策失误,过量的信息提供会引起决策者的盲目决策等等。政府部门要重视网络民意,也要正确对待网络民意,提高整合网络民意的能力,做到合理利用网络民意,完善政府公共决策。     

刑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之我见

在刑事诉讼中,法律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一定的诉讼权利,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这些权利却被公安司法机关忽视甚至践踏。本文旨在分析我国刑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现状的基础上,探讨一下保障其诉讼权利的构想。     

近年来欧盟对华人权批评的原因分析——基于民意非理性的视角

自2006年以来,欧洲社会对中国的人权状况提出了持续而尖锐的批评。这构成为其自1995年以来对华政治外交的主要目标。本文以民意的非理性为出发点,分析了非理性的社会舆论是如何在媒体和利益集团的推波助澜下,影响政府立场并造成事与愿违的政策后果的,并由此提醒决策者审慎对待非理性的社会舆论。     

论网络民意的形成及其对司法的影响

公民享有言论自由和知情权,有权通过网络了解社会事件并发表自己的观点。在网络这个新型媒介中公众自由讨论社会事件并逐渐形成一个主流意见,叫做网络民意。这种网络民意往往会因为同法院认定的案件事实存在冲突而质疑法院的判决,并对法院的审判活动产生一定的影响。如何在充分保障公民言论自由权利的同时加强对网络民意的规制,使民意和司法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已成为新的探索方向。     

刑事被害人权利保障的缺失与完善

长期以来在"刑法是犯罪者的大宪章"理念的指导下,司法实务与理论界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被告人权利保护方面,为了避免"二元制"诉讼结构下司法机关代表国家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时因力量对比悬殊而可能侵犯被告人利益行为的出现,刑事立法从各个方面加大对被告人利益的保护.而作为人身或财产权利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被害人,却承受着权利遭受侵害及权利保障不被重视的双重痛苦.     

羁押期限与公民人身自由权的保护

羁押权是一项重要的司法权力 ,直接涉及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本文主要针对《刑事诉讼法》对公、检、法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运用羁押的期限规定 ,分析我国对公民人身自由权的保护 ,提出应完善司法机关适用羁押时的法律监督制衡机制     

涉检网络舆情反应机制研究

新形势下的舆论环境要求检察机关提高处置网络舆情危机的能力。只有建立涉检网络舆情反应机制,敏锐地把握、驾驭应对舆论的能力,及时、坦诚地公开检务信息,才能培养人民群众对司法权威的认同感,提高检察工作的执法公信力,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全媒体时代的检察机关执法公信力建设

在全媒体的时代背景下,检察机关的执法活动越来越成为社会各界和新闻媒体关注的焦点,这给检察执法公信力建设带来机遇的同时更带来挑战。一方面,检察权运行不完善之处在个案的报道中会被放大,检察机关回应全媒体的能力还有待提高,另一方面,全媒体对公众的司法期待也有推高作用。因此,加强检察执法公信力建设,首先应健全检察权运行机制,保障检察机关依法规范行使检察权,让全媒体"无懈可击"。利用好全媒体,开展多层次的检务公开,将检察改革的蓝图和思路、检察执法的依据和过程展示给公众。一旦发生了涉检网络舆情,积极推进检察执法的公关活动,及时向全媒体和公众传递重要的信息,争夺舆论的主导权。     

舆情下的审判——法官对舆情压力的应对

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同时还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当一个案件通过媒体进入民众视野后,大部分民众对案件的关注,更多地是建立在已有的先见之上,而不管法律下的事实认定。由此,舆情给法官审判案件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在言论自由和舆论监督下,面对舆情,法官应当根据预期受众、社会共识度和社会效果,或侧重详尽事实、或加强说理论证,有选择地完善判决书,法院应当从舆情规律的把握出发,采取分阶段引导舆情和建立舆情危机应对机制等措施,帮助法官直面舆情、积极减压。     

司法公开社会价值实现路径的思考

司法公开的基本法理在于司法权是一种直接关涉社会正义和公民权益的公共权力。在现代社会，司法公开是以公正和效率为价值取向，并有其积极的社会功能。司法是保障人民自由权利、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司法功能的实现是建立在司法公正的基础上，而司法公开是促进司法公正的保障。为此，为实现司法公开的社会价值，使纠纷得以圆满解决，应在司法公信力、司法廉洁、培育法律信仰等方面下功夫。     

网络舆论对法治的影响以及解决方法之探究

在互联网对我们生活影响日益深刻的同时,网络逐渐成为网民表达思想和言论的新渠道和新平台.作为一种新兴起的舆论监督力量,凭借其特性,网络舆论相对其他平面媒体有着不可比拟的强大优势.积极的一面是网络舆论在成为一种监督力量的同时也加速了案件的进展和审理,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司法公正.当然在缺乏法律监督的前提下,毫无束缚的网络舆论必然会对司法公正产生强势干预,对我国的法制进程产生消极的影响.由此,应当从重视道德规范、出台相关立法、加快权利救济渠道、话语权四个方面解决网络舆论和司法公正进程的冲突.     

社区矫正的适用问题

社区矫正符合行刑个别化、轻缓、谦抑的思想而为各国广泛采用,但在其适用方面,问题较多。比较社区矫正制度的适用情况,司法机关的社区矫正施行权符合分权与牵制的思想,对于落实狭义的司法权也有裨益。但是公安机关依法享有的部分施行权也应当保障,将社区矫正工作和公安机关社区警务的推进结合起来可使社区矫正工作更为经济,也更有保障。     

我国现行侦查监督制度之突围

在中国现行刑事诉讼制度中,检察机关现行侦查监督工作尚未充分控制并制约侦查权。在侦查监督的现实运行中,侦查监督的权威与手段较弱。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从若干方面相应完善了侦查监督程序,对于促进司法公正,保障公民人权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贯彻新刑事诉讼法应以强化人权保障为目标,建构强制侦查措施司法审查制度,赋予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适时介入及全面引导权,侦查监督的相应保障权,完善侦查监督内部规范化工作规程,以确保侦查监督在司法实践中具有现实可操作性,籍此提高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能力和权威。     

论司法权的民主特性与现代趋势——以刑事诉讼为展开

有证据表明司法权的民主特性是人类早期社会的普遍规律。2005年《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实施以来,司法权的民主特性获得了进一步凸显,但实际上除人民陪审员和人民监督员制度之外,司法权的民主特性并没有及于更大的视野。以刑事诉讼为例,无论是当事人主体地位与诉讼权利、律师辩护、刑事和解,还是社会公众参与司法和媒体监督司法,都应当是司法权民主特性的体现。将司法权民主特性做广义的理解,是对司法权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的基本把握,有助于强化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和实现程序正义。     

我国网络舆情管控法律体系的建立健全——以美国为借鉴

网络舆情作为一把双刃剑,给人们工作、生活带来了快捷便利,同时也能产生巨大的负面效应。当前网络舆情衍生出的网络犯罪有恃无恐、网络谣言蛊惑人心、网络色情泛滥成灾、网络欺诈层出不穷。故为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保障公民个人权益,我们必须加强对网络舆情的依法管控。但现有网络舆情管控的法律体系在实际管控过程中还存在诸多问题,需要借鉴国外先进的管控经验进一步去健全完善。     

论新闻媒体侵害隐私权的法律救济方式

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多元化,隐私及隐私权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然而,以新闻自由权利为依托的新闻媒体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及其带来的影响越来越大。新闻自由的重要价值在于维护公共利益,而隐私权则强调个体权利,因此在行使这两种权利的过程中必然产生矛盾和冲突。因此,如何在两者的博弈中找到良好的契合点,既能发挥新闻媒体在现今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又能保障个人的隐私权已成为立法和司法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