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政绩考核的思考与对策

20 0 3年底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对我国官员政绩考核提出了新的观点和标准 ,加之2 0 0 4年新春伊始 ,许多省市“两会”代表和委员提交了许多有关完善官员政绩考核的议案 ,可见在我国 ,改革官员政绩考核势在必行。为此 ,笔者提出了当前我国政府官员政绩考核方面所存在的问题 ,并作出了相关的对策分析。     

公共危机预警策略的选择逻辑与比较分析

高效的公共危机预警对危机治理有事半功倍之效,但曝光的公共危机事件却频频暴露官员的消极预警现象。厘清官员消极对待危机预警的行为动因有助于探寻纾解之策。基于我国层级政府的层层加码传导绩效压力的行政发包制背景,探讨水平层面的官员在政绩信号锦标赛的强刺激下面对危机预警的策略选择,及对之负有监督职责的上级的相应策略,在对上下级策略组合的比较分析后发现,通过降低官员政绩考核强度,建立全面政绩考核体系和弹性化政绩考核方式,提高危机预警监督中事前惩罚的可置信程度,改变危机发生后重结果轻过程的事后惩罚方式等措施有助于推动官员在公共危机预警中选择积极策略。     

“零上访”岂能当政绩

近年来,信访作为上级领导机构对下级政绩考核的一项重要指标,备受重视。零上访也被作为先进经验和典型在各级媒体上广为介绍和宣传,由此,追求零上访就成为部分领导的主要工作目标之一。于是,各级官员对上访者无不是围追堵截,利用各种手段息访。比如闹得沸沸扬扬的被精神病事件,就是信访矛盾尖锐化     

政绩成本意识的缺失及其负效应

政绩评价的价值取向和确定性对于重塑政府具有重要意义。“政绩成本”意识缺失的表现1、为取得政绩的数量和规模,不计成本地搞大投入一些上级领导机关和领导者看待一个下级领导干部有没有作为,经常只看所谓的“政绩”,而不计其成本;有些地方政府和行政官员为了尽快出“政绩”,以实现政绩数量或规模最大化,不惜付出巨大的政绩成本。特别是如此创造政绩的行政官员被提拔之后,就会有更多的后来者效仿他们。2、以经济指标代替政绩,干部评价指标不全面人们经常看到对领导政绩的考核侧重于各种经济指标,看一个领导的能力高低、政绩大小,往往把生产…     

中国公共政策制定中的政府俘获及其解决对策

中国公共政策制定中的政府俘获主要有国有垄断企业有力影响政府的决策、地方支柱企业绑架地方政府的决策、向政府官员提供非法的个人所得三种表现形式。政府俘获产生的原因包括企业与政府形成利益共同体、以GDP增长为核心的政绩考核体系、政府反腐败不力及廉政建设滞后、各社会群体参与不均衡、政府权力缺乏制约,法治不健全等方面。解决这一问题应从以下几方面采取措施:减少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保障民众的结社权利,培育公民社会、实现政策制定的公开透明和广泛参与,严惩政府官员腐败行为、加强廉政制度建设,建立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政绩考核体系。     

“零上访”凯能当政绩？

近年来，信访作为上级领导机构对下级政绩考核的一项重要指标，备受重视。“零上访”也被作为先进经验和典型在各级媒体上广为介绍和宣传，由此，追求零上访就成为部分领导的主要工作目标之一。     

我国政绩考评制度的结构性偏失及其矫正

矫正我国政绩考评制度存在的结构性偏失,必须重构科学的政绩考评制度。我国政绩考评制度的结构性偏失1.在政府自我评价和社会公众评价之间偏向政府自我评价,尤其偏向上级领导评价政绩状况,主要不能由政府自我评价,而必须交由社会、企业、公众评价,这也是当代社会消费者主权和顾客至上原则在公共管理领域的必然要求和集中体现。然而,目前我国政府政绩评价却存在主体倒置现象,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政府自我评价和社会公众评价之间偏向政府自我评价;二是在上级领导评价和直接服务对象评价之间偏向上级领导评价。政府自我评价,其实主要是政府的…     

关于考察干部政绩的辩证思考

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对干部的考察内容不同、方法各异，但用“政绩”衡量干部的“德才”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这个标准为选拔、考核、任免、奖惩、黜徙干部提供了客观依据。这种公平的方法为人民群众对被选干部实行科学的监督提供了机会和条件。所谓“政绩”，其内涵简言之是指领导工作的实绩。对干部的政绩考察，实际上是对干部思想政策水平、领导决策能力和组织工作能力的综合考察，它不仅是检验干部贡献大小的主要标尺，而且是检验干部政治态度、政治立场的“德才”统一的依据。江泽民同志在纪念中国共中党成立七十五周年座谈会上的讲…     

多元政绩竞赛：中国地方官员晋升的新解释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的干部选拔标准和地方官员的行为逻辑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基于注意力分配的视角，从“创造政绩的约束条件”以及“创造政绩的理性选择”两个维度出发，可以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地方官员间的晋升竞赛的本质是地方官员在有限注意力前提下针对不同行政任务的注意力分配基础上的多元政绩竞争。对中国地方官员多任务竞逐的经验加以考察并进行类型学建构，可以发现地方官员面临着运动性任务、竞逐性任务、日常性任务以及约束性任务的多目标考核。在此基础上，中国地方官员的政绩竞争呈现出“直通赛”“锦标赛”“资格赛”“淘汰赛”并存的多元政绩竞赛格局。对“多元政绩竞赛”分析框架的“小切口”建构，有助于为进一步认识“地方官员行为与国家治理逻辑”的“大问题”提供新的进路及可能。     

干部能上能下要实现三个“突破”

解决干部能上能下的问题，我 们早已提出，在实践中也有 　了一些探索，但并未找到根本的解决办法。笔者以为，要使干部真正能上能下，必须实现三方面的突破：实现考核方式的突破，为干部能上能下提供科学依据；实现选拔模式的突破，建立干部能上能下的新机制；实现管理形式的突破，疏通干部能上能下的渠道。突破考核方式 为了解决“下”的标准难于把握的问题，要在逐步推行干部任期目标责任制的基础上，对领导干部岗位实行量化指标，每年进行考核记分，建立考核档案。考核结果作为评价干部“政绩”的标准，也可作为干部平时评比的依据。另…     

从“公地悲剧”看区域政治协同发展——基于“武陵山经济协作区”的思考

"武陵山经济协作区"是适应当今区域经济一体化新趋势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新举措,但"公地悲剧"严重制约区域经济社会的协同发展。文章通过对西方经济学家解决"公地悲剧"问题对策的考察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相关理论的分析,提出解决"公地悲剧"问题的根本在于推进区域政治协同发展,包括在宏观层面上,弘扬区域政治协同发展理念,完善和健全区域组织机构;在中观层面上,创新区域地方政府间政治协调机制、合作制度;在微观层面上,改革和完善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考核标准以及鼓励公民参与社会管理。     

当前企业党员监督的问题与对策

加强对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监督，是新时期企业党建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从前阶段看，对企业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监督在总体上有了全面的加强，但仍存在某些薄弱环节。主要问题是：一、相当部分党员监督意识和接受监督不强。一些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凡事个人说了算，缺乏被监督意识；有的党性观念淡薄，阳奉阴违，千方百计拒绝监督；有的党员怕被打击报复，对领导有意见不敢提，缺少监督的勇气；有的党员怕得罪人，一团和气，缺乏互相监督的意识。二、监督制度落实不到位。不少企业监督制度是健全的，但在执行中不少制度却往往走了样，形同…     

魏晋南北朝官员考课的政绩标准

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员考课的政绩标准是由所居官位职责决定的,集中表现为官员履行职务的能力及其效果.地方长官的政绩标准主要表现为农桑生产、赋税征收、户口、垦田、社会治安、荐举人才等.政绩标准可以通过数字化展现出来,具有较强的稳定性.     

高职院校中层干部考核评价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中层干部在高职院校的发展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层干部队伍的好坏直接影响着高职院校的办学水平和治校能力。考核评价工作是加强高职院校中层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手段。目前高职院校的中层干部考核评价工作中存在着考核导向作用不够明显、考核标准缺乏科学性、考核的内容缺乏针对性和考核的方式缺乏先进性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主要是由于思想认识不到位、评价体系不完善、评价视角不全面和结果运用不充分等原因。因此,高职院校要建立完善的中层干部考核评价指标体系、搭建网上考核评价系统和健全中层干部考核评价奖惩机制,进一步提高考核评价工作水平,切实发挥考核评价工作的导向和激励作用。     

健全县(市)多元化干部考核评鉴体制

县(市)党政领导班子买施组织领导的广泛性,决定了健全政绩考核机制,必须形成以组织人事部门为主体,以上级主管领导、同级领导机关、下属干部群众、经济综合监督部门、纪检监察部门,以及领导干部个人多元参与、全方位考核评鉴的     

秦汉时期官吏政绩考核制度考述

中国古代官吏政绩考核制度始建于秦汉时期.秦汉时期的官吏政绩考核制度,考核内容和标准从重视品德到综合考核品德和治绩;考核管理机构从无到有;考核方式主要是上计制度;奖惩措施根据考核结果实施.相比于先秦时期,秦汉时期的官吏政绩考核制度体现出许多创新之处,同时又有历史局限性,应客观评价.     

公安民警政绩观与公安机关根本宗旨悖反之思考——以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视角

当前公安群众工作不尽人意,这除了我们长期处于执政地位,密切联系群众的紧迫性减弱了,关键更在于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的考核与升迁都主要取决于上级组织或领导,基本于群众无关,使得他们既没有密切联系群众的动力,也没有必须联系群众的压力,从而出现了政绩观与根本宗旨悖反现象。产生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公安机关"立警为公、执法为民"理念明显缺失,公安民警政绩考核主体方面群众参与明显缺位,公安民警政绩考核机制上存在明显缺陷。彰显公安机关根本宗旨,树立公安民警正确政绩观,必须坚持宗旨教育为核心、爱民亲民活动为路径、制度机制为保障,实现密切联系服务群众的常态化、长效化。     

形象工程中的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问题研究——以贵州省独山县形象工程为例

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问题有种种表现形态,在一些地方的形象工程中表现尤其突出,贵州省独山县的形象工程就是其中的典型案例。形象工程中的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主要表现为好大喜功、肆意妄为,不顾实际、胡乱决策,欺上瞒下、损害群众利益等现象,严重破坏了地方政治生态,扰乱了地方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领导干部领导能力存在短板、政绩观出现扭曲、封建残余思想以及监督治理体系的不健全等因素的影响。为此,需要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领导理念,提高自身的领导能力素质,健全政绩考核机制,完善监督治理体系,切实防范和整治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问题。     

要注意防止考察干部政绩中出现的分离党、政关系的偏差

目前,在对领导干部政绩考察的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分离党务、政务二者关系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存在势必会影响到对领导干部政绩全面、客观、公正的评价。主要表现为: 座谈双方认识上出现的偏差,导致座谈方式和座谈内容出现偏差。客观上,无论从形式,工作内容、职务等表象上看,从事党务工作(如书记类)的领导,其工作性质好象党务因素要多一些;从事政务工作(如局长、厂长、经理类)的领导,好象业务性要强一些,基于受这种感性认识的局限,加之受传统观念等影响,使考察看与座谈对象在思想上、认识上形成错觉,在座谈方式和内容上出现偏差,把党务干部非政化,政务干部非党化,从而分离了党务、政务互促互进,相互渗透,相互依存     

唐代官吏考核与监察制度的互洽逆转及启示

唐代官吏的考核制度以系统全面的标准严格考课官员任期内的政绩德声，强化了对官员的管理和激励，其完备的考核制度达到了封建王朝历史上最为宏密壮观的阶段，与唐代监察制度一起构成严密的管理监督网络，对整个官僚组织体系发挥着调控制约作用。考核和监察从正反两方面各有侧重地对整个官僚体系进行调控和管理，二者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发生微妙的变化和调整，既相辅相成又此消彼长，共同和谐统一于大唐王朝的官僚管理体系中。唐代考核和监察制度对明清后世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并对当今的公务员队伍建设和管理具有积极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