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机会结构变迁与农村集体行动的生成——基于环境抗争的研究

政治机会结构作为西方集体行动与社会运动的重要理论,对研究中国农民的环境集体行动具有借鉴意义.但是,对于这一概念的基本内涵,需要进行系统清理.基于中国经验,我们认为,“依法治国”话语的强化、媒体的逐渐开放、分化的行政体系是诱发中国农村的集体抗争行动的重要因素.“法治”话语的不断强化为农民的“依法抗争”提供了维护自身权益的机会;媒体的逐步开放,促发了信息的自由流通,为抗争者提供了更多的可动员资源以及机会;由于分化的行政体系会降低农民抗争的风险性,促发农民的持续抗争,并为抗争精英的关系运作提供可能的机会,也会为农民集体抗争创造一定的机会空间.     

历程与特点：社会转型期下的环境抗争研究

在逐渐增多和升级的集体冲突中,因环境污染及其相关的赔偿问题引发的抗争呈现出日渐增多的趋势,因此有必要引起我们的充分关注。文章在回顾了建国后环境抗争的进程与特点的基础上,重点对90年代中期之后的环境抗争的增长趋势及其各阶段的特点进行了分析。     

动员结构与农村集体行动的生成

强调社会运动组织作用的资源动员理论源于西方实践并获得大多学者的认同,也能够较好的解释西方集体行动动员,但对社会运动组织稀缺的中国,这一理论欠缺解释力。倒是在西方动员结构理论中相对不受重视的事先存在的人际网络对于理解中国乡土社会农民的集体行动具有相当的借鉴意义。在乡土中国,依附在日常生活网络的动员网络,有利于沟通信息、强化认同,降低行动成本并克服搭便车的困境。而随着互联网和手机短信等新型传媒在农村的不断发展,信息传播的速度加快,行动更难以被管控。当这两种网络结合起来的时候,就组成了熟人网络—新型传媒动员结构,其动员将会更加快速、扩散性更强,这使得集体行动得以迅速的形成。     

我国环境抗争的发生逻辑——以政治机会结构为视角

环境抗争已经成为我国的重要社会问题。我国环境抗争的发生与政治机会结构中的政治机会和政治限制形成一种曲线关系,受到政治机会结构的形塑、规范和限制。政治机会可以从逐步开放的政治系统、具有影响力的盟友、行政体系的分化、国家的容忍等四个方面得到解释;政治限制可从有限进入的政治通道、有限影响力的联盟以及有限的环境治理能力等三个方面得以概括。借鉴西方的政治机会结构理论,通过构建本土化的解释框架,分析微观环境抗争行动与宏观政治情境的关联性,克服了环境抗争的单一社会视角的解释,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政府招商引资中的环境抗争分析及防控路径——以西北地区为视角

对现有文献资料与环境抗争事件探析得出,政府招商引资中爆发环境抗争具有“政府招商引进化工资源类企业—企业投产排污政府监管不严侵害民众生命利益—民众向事件主体诉求未果爆发环境抗争”的逻辑结构.西北地区强烈的经济发展愿景,复杂的民族关系,脆弱的生态环境,民众较强的环境意识是诱发环境抗争的风险因素.防控西北地区环境抗争发生,政府应减少和摒弃高污染企业进入西北地区,提高政府企业民众环境保护意识,增加环境保护和补偿民众的资金力度,畅通民众权利诉求渠道,加强NGO、专家和舆论媒体力量等五个路径.     

完善农村环境执法,保护农民环境权益

环境执法是保护农村环境和农民环境权益的重要手段,是依法保护农村环境能否落实的关键,其直接关系到农民环境权益的实现。文章着力分析了我国农村环境执法的主客观障碍,并从完善农村环境立法,健全基层环境执法机构以及完善环境执法监督体系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贫困地区农村环境现状及对策思考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把实现农村人居和生态环境明显改善作为到2020年农村改革发展基本目标任务之一。当前，农村环境尤其是贫困地区农村环境不容乐观。本文作者作为西部贫困地区的老农工党员，对所在地区农村环境作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为贫困地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了很好的素材。     

环境正义缺失之影响与突破——W市居民反垃圾焚烧事件的个案研究

利用W市反垃圾焚烧事件调查资料,分析地方政府与村民在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的博弈,考察环境正义对村民态度及行动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在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建设过程中存在明显不公正行为,居民的环境知情权和公众参与权被剥夺;环境不正义是村民不懈抗争的最终原因;村民抗争行动会促使地方政府完善既定政策.     

维权抗争中的妥协理性

当前中国的维权抗争,是一种基于具体利益追求和利益表达而引起的利益冲突,绝大多数情况下基本不具有对抗现行体制的政治内涵,这样的利益冲突是适宜用妥协方式解决的。对维权抗争的考察,需置于国家与社会关系框架下。国家与社会合作关系的实现,在维权抗争这一特定场景中,需要冲突双方以相互尊重的精神,通过不断的协商实现互谅互让,达成妥协。妥协是维权抗争必需的一种公共理性,我们应该重视这种理性的培育。     

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与治理——对农民抗议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的解读

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在农村有频发趋势。本文选取浙江东阳画水事件和广西岑溪市波塘镇事件,分析了当前引发我国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原因。同时探索性地提出了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治理对策。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推进新农村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农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农村生活污水、垃圾、农业生产及畜禽养殖废弃物排放量增大,农村环境质量在一些地方逞下降趋势,直接威胁着广大农民群众的生存环境与身体健康。对此,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最近,省政府在鹰潭市召开了全省新农村建设环境整治(垃圾处理)经     

浙江农村老年宜居环境建设研究

通过对浙江农村老年宜居环境现状的分析,指出浙江农村环境大体上呈现出浙北、浙东优于浙西与浙南;杭宁湖老年宜居环境建设在全国呈较好水平,仅次于上海.指出社会保障是农村老年人宜居生活的根本保障.最后从环境建设、服务体系、文化体系等措施及法律形式、政府村民协作、以人为本等对策创建浙江农村老年宜居环境.做到“老有善居”“老有善养”.     

浅析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体系

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体系虽然基本健全,但是一直存在着许多问题,特别是农村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后,农村公共服务中存在的问题越来越突出,集中表现在:在农村公共服务财政投入不足的情况下,基层政府因动力不足、自上而下的公共服务决策机制等原因不能有效提供农村公共服务,同时农民缺乏有效的需求表达机制,导致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与需求矛盾突出。     

论近代民族企业对外资企业的抗争

中国近代民族企业自产生之时,便面临着外资企业及外货的竞争。在很多时候,它们常能起而抗争,其结果或是迫使外商达成产销联营,或是与外商长期对峙,更或战胜外商。中国近代民族企业家这种不畏强权、勇于抗争的精神,是中国近代企业发展史中宝贵的精神财富。     

构建农村和谐环境

农村环保是我国环境保护工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没有良好的农村生态环境,就不可能生产出营养丰富和具有市场竞争力的食品;没有良好的农村生活环境,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善农民的生活质量,也就不可能有全社会的和谐共赢。为此,我们必须重构农村和谐环境。近几年,当我们每次回到故乡喝到已经不再那样甘甜的井水时,当我们望着那灰色的大气层有些压抑时,当我们听到健壮的乡亲不到60岁就辞世时,我们无不对过去清澈甘甜的井水、瓦蓝瓦蓝的天空、不含残留农药的粮食、蔬菜、不含激素的畜禽产品充满美好的回忆。同时,我们又不得不对伴随着工业化进程…     

云南回族抗争历史现象透视

云南回族突出的抗争历史现象是由其强烈的抗争意识所驱动的.强烈抗争意识的形成同回族坎坷的历史命运紧密连在一起,既有主位的原因,也有客位的根源,归根到底是封建统治条件下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结果.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从根本上铲除了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制度根源,然而,历史所造成并遗留下的民族隔阂乃至民族歧视的现象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彻底消除,历史形成的各民族特殊的民族意识、民族心理、民族认知习惯等文化心理因素仍以相对稳定的形式影响着人们的生存方式和各民族间的交往关系.因此,回族的抗争历史现象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并表现出来.分析其中原因,正视和解决存在的问题,有利于民族的团结、进步和发展.     

“法”、“力”和“理”:当下抗争剧目研究的主要路径评析

学界对于农民抗争策略的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依赖于国家力量的"依法抗争"、依赖于行动者自身的"依力抗争"和依赖于社会关注的"依理抗争"三个分析路径,每一个路径在解释抗争事件的同时也内在预设了前提条件,比如"依法抗争"中的"有利之法"假设,"依力抗争"中的规模门槛假设以及"依理抗争"中的政府回应假设,只有满足假设解释才能够有效。之所以出现这种问题,主要是因为研究在关注策略选择的同时忽视了行动者对目的的追求,实际上行动者在利益诉求的指引下,对于任何策略的选择都是工具性的,仅仅是根据政治情境的变化权宜选择的结果。因此,研究的关注点应从策略本身转向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其中尤以抗争议题、行动者行动能力和政府回应方式三者最为重要,对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研究有助于更为全面地理解抗争事件。     

浅析我国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增加农民收入

农村人口素质关系到农民收入的水平,因而要增加农民收入其中关键一条是要大力开发农村的人力资源,紧紧依靠农民素质的提高。     

"文革"时期普通知识分子的抗争述论

本文在把现今已收集到的各种史料进行梳理的基础上,从对"血统论"风潮的批驳、造神运动的抨击、毁灭文化的倒退行为的驳斥、"文化大革命"运动本身的理论性反驳等四个方面对"文革"时期普通知识分子的抗争进行了粗浅的论述.     

征地冲突中农民的“套路式”抗争行为:一个解释的框架

各种形式的征地抗争已经成为一个需要正视的问题。"套路式"抗争行为是当前征地冲突中农民维权行动的一种类型,对"套路式"抗争行为含义的界定,对其抗争过程中闹大、尊重和实惠内涵的阐述,以及对抗争行为的发生机制、行为逻辑和蕴含风险的理解是解释"套路式"抗争行为的分析框架。从现象上来讲,"套路式"抗争行为是农民对征地维权行动经验总结的结果,是当前农民制度性维权的集体行动类型,是农民应对政府"维稳套路"的有效方式。同时,从伦理和情感的维度对征地冲突中的"套路式"抗争行为进行诠释,则是强调其是农民对现代社会规则和权利的运用与演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