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威主义及其转型的理论分析

在现代政治学中，权威主义作为一个政治概念，有着不同的理解。作为当今世界实际存在的一种政治形态，权威主义实际上是指介乎极权政治与现代民主政治之间的一种过渡型的政治体制，它既有民主的成分，又有对集权的强制。权威主义一般产生于集权专制统治向民主政治过渡的国家，表现出过渡性、合法性、现代性、实用性等特征，它为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局面，为向民主政治迈进打下了一定基础。政治发展的逻辑与现实决定着权威政治不会作为常态存续下去，应向民主政治转型。     

论权威主义与中国的现代化

把权威主义作为中国现代化事业制度层面过渡性的推动力,既是历史经验的总结,又是指导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理论需要和现实要求,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支持。以权威的力量来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和维护变革中的政治秩序并不与我们朝着民主化方向的努力相矛盾。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离不开权威的作用,但为了适应中国的具体国情和追求美好的人类文明社会的终极目标,权威主义的含义和具体实现途径均应有所创新。中国现代化的当务之急是从稳定政府权威出发,创造条件有步骤地向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民主过渡。     

论哈耶克的反极权主义和自发秩序

哈耶克毕生都在反对"极权社会主义",他对极权主义的危害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他认为社会秩序归为两种类型:自发秩序和人造秩序。自发秩序是哈耶克思想的核心理念,理解了自发秩序的概念,才能真正把握哈耶克的思想。     

论哈耶克的反极权主义和自发秩序

哈耶克毕生都在反对"极权社会主义",他对极权主义的危害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他认为社会秩序归为两种类型:自发秩序和人造秩序.自发秩序是哈耶克思想的核心理念,理解了自发秩序的概念,才能真正把握哈耶克的思想.     

试析俄罗斯权威主义政治的发展

权威主义政治是在传统政体与价值规范瓦解而新的法理型规范体系尚未确定的情况下的重要权威形式,能有效抑制转型时期出现的价值失范和社会冲突,有利于稳定社会秩序,进而推动经济发展。强调权力的集中是权威主义政治与西方民主政治最大的差异,强调在法制条件下运行是其与集权统治的最大区别。俄罗斯权威主义政治是一个典型形式,经过普京时代的发展,仍然面临重大挑战,向民主政治迈进是其未来发展的趋向。     

试析民国初年共和政治的脆性

在社会转型中,政治权威起着十分重要的推动、主导、协调、稳定和秩序整合的作用。就中国而言,后发型现代化的特殊历史条件和超大规模的社会状况,以及近代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国家领导力量严重衰败和国家严重分裂的两大危机,使得政治权威获得的意义比其他国家更为重要。因此,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权威的存在,是中国社会稳定、连续性、前进性的基石。然而,中央权威在民国初期一直处于不断式微、断裂的状态,这构成了民初共和政治的脆性,而民初宪政框架中所存在的结构张力以及地方实力派的坐大,引发了中央权力严重的内部流散,最终导致了中央权威的断裂和危机。     

新权威主义在中国是否可行

<正> 最近以来,理论界在政治领域改革的理论探讨中,提出了一个新的热点——新权威主义。所谓新权威主义,是指具有现代化意识及导向的军事、政治强人建立起来的权威政治。作为一种政治实践的新权威主义,它必须具备这样几个条件。首先,新权威主义的治国者在经济上必须具备一定的现代化导向,他所订立的治国、发展目标。应当与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市场化趋同。其次,新权威主义在政治上凭借庞大及有效的官僚体制和强有力的军事力量,以此来实行自上而下的统治。并在意识形态上,对传统的价值体系有更多的认同。第三,也是最为重要的条件,具备现代化导向的新权威主义,对西方的资本和先进的技术、文化采取开放的政策。希望籍此来推动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一政策的后果,     

英国新右派思潮述评

新右派是20世纪70年代上半期世界性大危机的产物,是作为填补凯恩斯主义的空白而出现的.英国作为古典自由主义和古典保守主义的发源地,新右派在英国的发展和传播有其独特的特点.作为一种政治运动,新右派是英国统治阶级和政治体制特殊发展过程的产物.英国的新右派包括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两部分.前者强调自由、市场,反对国家干预经济,而后者更加强调国家权威和秩序.两者因为都反对社会主义和维护私人产权而联合在一起,新右派提出的"自由的经济,强大的国家"的对策,成为反对战后英国共识政治,反对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经济理论,对付滞胀危机进而治疗"英国病"的一剂新药方.     

论法治视野下党的权威的实现与加强

在我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需要一个法理型政党政治权威。依法执政是法治的内在要求,是新时期树立党的政治权威的必要途径。必须按照法治原则对执政党的政治权威体制进行设计,使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法律化、制度化,从而使党的权威建立在法律基础上,通过维护法律的权威实现和加强党的权威。     

民族国家政治能力研究

本文认为,政治能力是民族国家政治发展的重心与实质所在。民族国家的政治能力由政治权威的政治能力和社会政治能力构成。政治权威的政治能力又包括资源配置能力、维护制度秩序的能力、以及公共政策制定与实施的能力,这三者又可以统称为执政能力,而社会政治能力主要表现为社会对政治权威的支持能力。最后,本文提出了提高民族国家政治能力的法治途径。     

政治权威与合法性基础的理论阐释

秩序是人类政治生活的首要目标,良好的秩序是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基本前提,一定的秩序需要政治权力来建构和维持,但政治权力解决的是政治秩序何以可能的问题,政治秩序要持久存在,还必须具备相应的合法性基础,即建立政治权威。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基础主要存在于三个层面:意识形态的训导性、政治过程的守法性和政治产品的有效性。     

论社会转型与中国共产党权威的互动关系

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使中国社会加速转型,同时也对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权威,提出了挑战.执政党实现由传统的人治权威向现代的法理型权威的转变,是国家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也是应对我国社会深刻变化的必然要求.探讨中国共产党政党权威的确立与发展及其与中国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有利于提高新时期执政党的政治权威,发挥政党的价值和功能.     

制度权威:评价标准与建构路径

西方学术界对制度及权威的研究主要表现为制度主义视角、结构主义视角、国家制度化理论视角、治理主义视角。国内学界较为关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注重制度权威的秩序与稳定功能。衡量制度权威的双重维度包括制度正当性维度与制度有效性维度。建构制度权威的可能路径包括:塑造制度权威的社会认同、培育制度权威的社会资本、重塑制度权威的人力资源、注入制度权威的德性伦理。     

从发展型国家治理到平衡型国家治理:韩国国家治理转型的道路选择

与以工业化为核心的"汉江奇迹"不同,新"汉江奇迹"在政治、社会和新兴产业领域均有所建树。新"汉江奇迹"对"汉江奇迹"的超越和扩展表明韩国的国家治理模式发生了变化,主要从原有的发展型国家治理走向平衡型国家治理。韩国国家治理转型具体表现为五个方面:一是秩序系统从人治走向法治,二是社会赋权从"安全阀"走向福利国家,三是经济赋权从"受管制的市场"到自由化的市场,四是政治赋权建设从压制走向开放,五是创新系统从政府主导转向市场支配。中韩两国是近邻且同属儒家文化圈,韩国推进国家治理转型的经验对我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借鉴意义。     

党的法理型政治权威构建与执政能力提升

随着中国执政党执政理念的现代化,其政治权威也发生着转型,即由传统型政治权威向法理型政治权威转变,这是中国执政党执政合法性的要求,也是其执政能力提升的前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治理思潮研究

面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深入发展进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学者从不同立场、不同视角出发对于"实现什么样的国家治理,怎样实现国家治理"提出了丰富多样的国家治理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观、新权威主义国家治理观、"第三条道路"民主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观相互交织、相互渗透。如何正确看待这些不同的国家治理观?如何在坚持和完善中国国家治理观的前提下,批判地吸收和借鉴其他国家治理观的有益成分,对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有一定价值。     

纪念《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两周年研讨会

2003年7月16日是中俄两国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两周年。在过去的两年里,中俄两国双边关系取得了新的发展,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领域的合作不断扩大,两国睦邻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巩固和加强。胡锦涛主席今年5月对俄罗斯的首次国事访问为中俄两国友好关系的长期发展、为推动和加强两国间全面合作注入     

论权威的历史形态及马克思主义权威观

对权威问题的研究是政治学的一个重点领域。权威是人们在意志方面对某种威望或者起支配作用的力量的一种服从关系。传统的权威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权威与权力有着密切的关系,权威有不同的分类。马克思主义的权威观对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论党的领导权威——再读恩格斯《论权威》的思考

随着时代的变化,党的权威有着不同的时代意义,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时期,广大党员干部要做到德才兼备,并躬行实践,以提高党的领导权威,提高对于维持社会基本秩序、巩固党在现代化建设中的核心领导地位,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本篇文章通过权与威的关系、如何加强权威和加强权威的意义论述了党的领导权威的重要性。     

政治权威的嬗变与清末民初中国政局——以辛亥革命前后湖南为中心的考察

通过对清末民初湖南政治权威变动状况的考察,可知辛亥革命的发生、发展与政治权威的转换密切相关,传统政治权威的衰落、新式社会权威的崛起是辛亥革命爆发和成功的起点和原因,新式政治权威的地位确立与否又与辛亥革命后政治局势的发展密切相关。封建政治权威逐渐衰落,但其植根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土壤,传统政治权威仍然具有极大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力;新兴政治权威崛起后,但却无足够的实力除旧布新、稳固政局,只好与旧式权威妥协,政治民主化、政治权威合理化、法制化无法实现。这导致了民国政治现代化之路举步维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