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期地方政府责任“泛经济化”倾向及其矫正

牛天秀、岳爱武在《长白学刊》2009年第6期撰文认为，由于行政性分权式的财政体制改革、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的经济发展战略以及日益繁重的社会经济管理任务，导致地方政府常常在实践中将经济行政作为地方政府责任的中心内容，导致了地方政府责任“泛经济化”倾向。为此，必须通过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合理界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权以及逐步完善中央与地方政府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等措施，     

社会转型期地方政府责任“泛经济化”倾向及其矫正

由于行政性分权式的财政体制改革、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的经济发展战略以及日益繁重的社会经济管理任务，导致地方政府常常在实践中将经济行政作为地方政府责任的中心内容，导致了地方政府责任“泛经济化”倾向。为此，必须通过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合理界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权以及逐步完善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等措施，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的行政责任，矫正这种错误倾向。     

关于政府治理的“统”与“分”

<正>权力分配的"统"与"分"这一矛盾体,在中国转型社会中焕发出新的历史变化与时代要求。传统层面上,在政府治理中"一统就死,一分就乱"的怪圈循环往复,构成一个始终困扰着中央和地方权力分配的两难问题。中央和地方的平衡状态还未达到,所以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分配状态一直处于变动之中。我们应该设计一套稳定、成熟的制度,这套制度有更大的包容性,同时中央又应有更大的自主性,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权力分配应该呈现相对均衡的态势。     

地方政府为何“不听话”

对地方政府行政执行力的判断,不能简单套用“利益博弈论”来分析,更不能把地方利益之争简单归咎于财政体制。与其说是地方与中央进行利益博弈,倒不如说是宏观调控与中国特色的“双重竞争”机制不相适应,才造成了所谓的地方政府“不听话”现象     

转型期我国“政府再造”面临的六大冲突

西方国家“政府再造”运动对我国政府改革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然而把它应用于我国的政府改革实践却面临着六大冲突:即政府职能市场化与政府公共职能缩减的冲突,企业型政府效率行政观与民主行政观的冲突,行政权力分散与地方和部门争权的冲突,“顾客至上”行政理念与回应民众需求渠道缺失的冲突,公共服务社会化与非营利组织不健全的冲突,行政权力的扩张性与行政法制化的冲突。     

试析地方政府对三种权力关系的处理

政府改革是各国政府自身一项长期的任务,建设一个满意的政府不仅是统治者的需要,更是人民的需要。在我国,由于地方党委的领导权、人大的议决权、政府的行政权三者关系的复杂性,导致历次政府改革成效不大。领导权与议决权、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政府权力与人民权利是我国地方政府改革应首先考虑的问题。更是地方政府自治的关键。     

论社会转型期我国政府的双重身份与双重职能

我国政府集“政治实体”和“经济实体”双重身份于一身的体制，是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产物。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这种双重身份和双重职能尽管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诸多的现实合理性，但要建立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型政府管理模式，这种双重身份及职能已到了应该分离且必须分离的地步。它是解决政资分开、政企分开和处理中央与地方权力分配关系的核心所在。     

矫正“权力清单”上的误区

近年关于“权力清单”的议案和报道成为我国公共生活的一个热点。各地政府都在制定和推出自己的“权力清单”。这种努力．使人看到地方政府在重视权力规范运行、强化权力监督问题上的改革意识。但如何认清和矫正“权力清单”上的误区，还要作很多努力。     

“问责制”与地方政府经济行为合理化

非典时期开始启动的“问责制”现在正被广泛的运用,尤其是在地方政府公共管理中,由于为人民服务与依法行政的理念所决定,我国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必然是责任政所,对人民承担相应的政治责任、道德责任和法律责任。相对于司法机关通过司法程序追究的法律责任而言,“问责制”注重的是民主制度层面的政治责任的监督。政治问责是相对于法律责任而言的,政府的行为与是否违法无关,而是关系政策是否失误。     

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失范与规范

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失范与规范曾峻，姚爱芳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的“放权让利”等一系列措施极大地激活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但与此相伴随的是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失范。当前，地方政府经济行为失范集中表现为地方政府某些领导干部的行为短期化和部分地方政府经...     

我国省级地方政府大部门权力三分模式刍议

省级政府大部门权力三分不仅要求明确部门职责、遏制部门利益的需要,而且是省级地方政府在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关系中地位的要求。大部门权力三分有部内权力三分模式、部际权力三分模式、大部门权力大三分模式。我国省级地方政府大部门权力三分的模式并不能采取如上的任何一种模式,而是借鉴和吸收它们的优点,设计一个混合大部门权力三分模式。     

我国省级地方政府大部门权力三分模式刍议

省级政府大部门权力三分不仅要求明确部门职责、遏制部门利益的需要,而且是省级地方政府在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关系中地位的要求.大部门权力三分有部内权力三分模式、部际权力三分模式、大部门权力大三分模式.我国省级地方政府大部门权力三分的模式并不能采取如上的任何一种模式,而是借鉴和吸收它们的优点,设计一个混合大部门权力三分模式.     

故好政府职能转变的“加法”和“减法”

拆分铁道部，整合加强卫生和计划生育、食品药品、新闻出版和广播电影电视，重组国家海洋、能源管理机构……从年初开始，一系列举措拉开新一轮机构改革大幕。随后公布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明确指出，转变国务院机构职能必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减少微观事务管理，该取消的取消、该下放的下放、该整合的整合。转变政府职能是一场政府自我革命，最终指向“放权、分权、限权、用好权”，要防止“越权”和“侵权”，建设“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如何划定政府权力边界？     

聚焦政府执行力——政令畅通呼唤提高政府执行力

关心时政的人们注意到，政府“执行力”问题已经连续两年写入了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国家领导人在不同场合都强调要“全面提高行政效能，增强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政府执行力建设已经成为我国政治领域的重大现实课题。执行力是政府工作的生命力。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要贯彻党的主张意志，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必须掌握行政权力，通过政府施政来实现。也就是说，政府的执行力是党的意志和主张能否实现的关键。“令不在多，有行则灵”。然而，当前我国经济社会领域凸显出来的政令传达和执行的不畅、不通和不统一的问题，与政府执行力的局限有着直接的关系。长期以来，虽然屡屡“三令五申”，高度重视政令的统一，但一些地方政府对中央政策执行力出现弱化倾向，执行不力、执行打折、各自为政的现象时有发生，原因何在？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增强政府执行力中应当如何作为？本期策划试图通过对执行力短板现象的分析，探讨提高政府执行力的路径。     

从央地关系看地方政府治理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央地关系经历了重大调整,一系列制度改革有效调动了地方发展的积极性,对推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有着重要作用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必须完善央地关系,理顺中央和地方权责关系,明确划分各级政府在不同事务上的权责关系.     

论基本法框架下中央与特别行政区的权力关系——以“剩余权力说”不成立为视角

我国是单一制国家，特别行政区享有的高度自治权具有授权性，不存在“剩余权力”问题。在基本法的总体背景框架下，中央与特区的权力关系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央和地方关系，也就是监督与被监督、领导与被领导、授权与被授权的关系。     

“后发”现代化中政府资源论要

政府在后发现代化中发挥着主导作用,而政府资源是影响主导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它主要包括政治领袖、官僚群体、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分配体制及政府合法性四个方面。它们在现代化中的具体作用互不相同,但又互相影响,共同制约着政府主导的效果。     

“驻京办”问题的根源及其矫治

郭剑鸣在《浙江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上载文《相机授权体制下我国央地关系中的潜规则现象及其矫治——兼谈分税制后“驻京办”问题的实质》认为，“驻京办”问题的根源是我国的相机授权体制。相机授权指中央政府根据不同的时机、环境有差别地决定对地方授权的内容、程度和方式的中央地方权力配置体制。我国采取相机授权机制有其优越性，也有明显弊端。     

警惕“法治割据”!

近年来，法院执行难的问题越来越突出，成了司法工作中的痼疾，这里除了行政的地方保护之外。司法的地方保护和部门保护现象也日益严重，一些地方形成了“法治割据”的局面、“法治割据”的实质，就是司法权力地方化。这种现象严重损害了中央的权威和国家法律的尊严，据调查，相当多的法院认为，凡是跨区域的案件委托外地执行的。一般都很难执结。有的地方政府为保护本地企业，甚至规定本地法院不能受理本地欠外地债务的案件，也不能协助外地法院执行本地财产。据浙江省绍兴市中级法院对近几年辖区内一批久拖不决的执行案件的分析，发现这些案件基本上涉及村民委员会、乡镇政府、其他行政机关或与其有关的企业，其中涉及乡镇政府和其他行政机关的占到近一半。司法权力地方化现象必须引起各级党委、政府及司法机关的高度警惕，一旦让“法治割据”形成气候，我国日益完善的法制建设将前功尽弃，各地的司法机关就会“诸侯割据”，烽烟四起，安定团结的局面将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     

关于政府“保障和改善民生”职责的法理学思考

权力产生于权利并由权利而形成．权力是为了维护权利而确立和运行的．政府“保障和改善民生”是由权力与权利的关系决定的。政府保障人民权利、改善人民生活不是人类社会的自然法则．是民主共和国确立和发展的重要基础．是宪法和法律规定政府必须履行的基本职责。人民在以法律的形式将“保障和改善民生”确定为政府职责的同时．也赋予了政府履行这一职责的实际能力。我们的各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只要正确认识权力与权利的关系．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职责，就一定能够切实地“保障和改善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