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行刑权解析

监狱刑作为刑罚的一个种类，具有四个特点，即本质上的报应性，内容上的特定性，程度上的限定性，后盾上的暴力性。监狱行刑是指监狱对受刑人进行“剥夺程度决定权与限制自由实体权”的具体行为的总和。我国监狱行刑权由强制权、引导权、激励权三种权力组成。在行使监狱行刑权时要防止将“监狱刑罚内容”与“监狱执行刑罚的内容”和“监狱行刑权”混为一谈；要高度重视‘‘监狱行刑权”的与时俱进；要切实把握监狱行刑权的边界范围。     

刑罚权与行刑权运行机制的重塑

学界定刑罚权涵义以及架构刑罚权有助于解决理论和实践中的诸多问题。行刑权作为一项独立的基本刑罚权能,是"观实的"刑罚权。我国的行刑权分属监狱、公安和法院行使。由于刑罚权与行刑权的有效运作受制于刑事法体系,刑事立法及刑事司法的诸多因素,刑罚及行刑效益受到制约.我们应当从全局及整体高度,从横向和纵向两个层面建立行刑权的法律规则,统一调整行刑权关系和行刑权活动。     

刑罚权与行刑权的运行机制探析

国家的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以发挥刑罚惩罚和预防犯罪的作用为目的,故犯罪与刑罚为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之“体”,而刑事立法和司法则为犯罪与刑罚之“用”,是为运用刑罚治理犯罪服务的。行刑是刑罚实现的基本实践过程,行刑权是刑罚权一项独立的基本权能,是现实的刑罚权。建立专门统一的刑事执行立法、司法体系,是科学地行使刑罚权,充分发挥刑罚的作用,预防和减少犯罪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     

行刑权运行模式的理性选择

行刑权作为刑罚权的重要权能，关涉预防犯罪目的的全面实现。对于如何建构合理的行刑权运行模式，当前存在着将行刑权统一归司法部或建立国家刑事执行局统管行刑事务的行刑一体化主张。而从现行行刑机制不足的深层次分析和对国外行刑机制改革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行刑一体化主张存在的缺陷。行刑权运行的理想模式是，建立以裁判权为中心，通过裁判权对行刑权的良性涉问和有效调配来激活整个行刑局面的行刑模式。保障该模式的有效运行需从司法理念、裁判主体、刑罚制度等方面入手。     

论行刑教育化

在行刑中个别预防的积极方式是改造,这是改造目的确立的根据;而建立在刑事制裁和刑罚报应、预防统一基础上的行刑教育化,既具有刑的本性,以致它不应违背刑罚原义,又在某种程度超出了罚的涵义,浓抹着监狱运作中的人文色彩。行刑教育化是法律微观层面的价值取向,它本身需有成本与效益的合理比值,于是要保证相应的刑罚量就应正视行刑教育化会不会消减刑罚力度的问题。同时行刑教育化是在刑罚即成事实前提下为弥补刑罚不足施行的,它本身具有高成本、低产出的特点,因此行刑教育化是社会的必然选择,但并非万能     

西方行刑方式历史趋势考察

西方各国基于其刑罚目的理论由报应刑论过渡到目的刑论、进而以折衷论为主导理论，刑罚方法总体趋缓，刑罚体系发生了巨大变革。因而，自由刑的刑种配置面临立法和司法上的重大改革。在人道主义思想的倡导下，近代西方监狱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使监狱成为惩罚与改造犯罪人的场所。改革中逐渐产生的自由刑的各种执行方法具有现代特色，很值得借鉴。     

论行刑的调控机能

行刑的调控机能是指在刑罚执行过程中，通过减刑、假释、赦免，减免(罚金)等方式，对确定刑进行一定限度的修正和调整的机能。这种调控在消极行刑时代主要通过赦免体现，其使用频率较低。     

论监狱行刑效益

正《监狱法》第1条规定:为了正确执行刑罚,惩罚和改造罪犯,预防和减少犯罪,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第3条规定:监狱对罪犯实行惩罚和改造相结合、教育和劳动相结合的原则,将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上述规定明确了监狱行刑的任务、原则和目的,但监狱行刑资源有限,而实现监狱行刑任务目的的追求无限,所以应充分重视监狱行刑效益问题。一、监狱行刑效益的内容(一)监狱行刑成本行刑成本是指在行刑过程中,为开展行刑活动所     

监狱行刑效益论

监狱行刑效益化是当今世界各国执行刑罚的一项重要原则。监狱行刑效益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降低行刑成本,二是提高行刑效益。实现监狱行刑效益化的基本途径是根据改造进程及时调整刑罚;积极推进刑罚社会化进程,吸收高新科技手段促进管理现代化;通过分类改造实现规模效益。     

论监狱行刑成本

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刑罚资源是有限的。国家在刑罚执行方面的投入成奉不可能无限扩张。因此，监狱在筵罚和改造罪犯过程中。应贯彻行刑经济思想，控制行刑成本，力求以最小的行刑成本消耗获得最佳的行刑效果。     

Two Mistakes about the Concept of Punishment

This article identifies two mistakes commonly made about the concept of punishment. First, confusion exists about when an analysis of punishment counts as retributive, and when as justificatorily neutral. In particular, a fair number of legal scholars claim to analyze punishment in a neutral way, but closer inspection shows that many of these definitions are not justificatorily neutral. Second, legal scholars tend to analyze the concept of punishment very restrictively, with a focus on the intention of the legislator. While there may be good reasons to restrict the scope of the concept of punishment in the legal arena, from a philosophical point of view, restrictive analysis is not fruitful. It is a bad starting point for critical evaluation, because it is perfectly possible for impositions generally experienced as punitive not to be classified as such. This is all the more troublesome given that these impositions often contain fewer safeguards than are offered in criminal law and that there is sometimes a taboo on the language game related to punishment. I argue that these problems can be overcome by embracing an inclusive, justificatorily neutral concept of punishment that takes the outward appearance of the harm inflicted as its starting point.     

贯彻实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抽样分析

一、检察机关贯彻实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本情况 为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出台了《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关于依法快速办理轻微刑事案件的意见》等指导性文件,对检察机关在各项检察职能中如何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以及应当建立健全哪些工作机制和办案方式,提出了一系列指导性意见。与此同时,高检院还根据形势的变化、政策的调整,及时修改完善了起诉、不起诉和抗诉的质量标准,总结下发了各地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经验材料,深入剖析并编发了一批准确把握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典型案例,做到了有章可循、有例可依。     

刑罚权运作的秩序——刑事法制中的“中央与地方”问题研究

刑事法制中的中央与地方问题,表现为与惩治犯罪相关的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的分配及其相互关系中出现的紊乱状态。一些地方司法机关根据本地区实际制定施行准司法解释、推出刑事司法制度创新等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统一刑事法制的离心力。合理分配刑事法制中的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理顺二者关系并使之形成良性的运作机制,一方面要完善刑事立法权的行使并通过强化司法权的方式来强化中央权力,另一方面要将脱序的地方公权力行为重新纳入到统一法制中,并主要通过强化司法权的行使实现对地方权力的制约。     

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完善中国特色刑罚执行制度

一、进一步提高认识，坚决支持积极开展社区矫正工作 社区矫正工作的全面试行，是贯彻落实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及2008年12月《中央政法委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有关规定精神的重要举措；是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     

处罚法定视野下失信惩戒的规范进路

在新《行政处罚法》增设行政处罚定义条款的背景下,大部分失信惩戒措施都可以纳入行政处罚范畴。处罚法定原则是规范行政处罚的关键技术,现行失信惩戒制度在要件、效果、程序等维度上皆不同程度偏离了处罚法定原则,亟需纠偏。在要件法定层面,应对失信概念进行类型化提炼、拼接失信构成要件的规范分离,并增设主观过错要素;在效果法定层面,失信惩戒的设定应恪守法律保留、建立失信行为与惩戒措施的匹配规则,并在"一事不再罚"框架内实施惩戒;在程序法定层面,信息归集程序应符合《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设定的信息处理规则,处罚决定程序须在自动化处理和人工介入之间求得平衡并合理限定追究时效,信用修复程序则应完善修复条件,以及引入"信息修复"制度。     

全面试行社区矫正工作 建立完善中国特色非监禁刑罚执行制度

今天，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召开全国社区矫正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是经中央领导同志同意和中央政法委批准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     

增设禁止执业刑促进刑罚体系多元化

作为世界性刑法改革运动的重要贡献,刑事司法活动不再为单纯追求惩罚犯罪人而采取无限制的不必要的刑事程序,即使必须对行为人施以制裁,也要把不利于行为人回归社会的障碍限制到最低程度,同时保证在尽一切可能的最适当的条件下给予犯罪人以社会帮助①。也就是说,现代刑法理念不     

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权规制路径研究

在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权是警察行政执法的核心权力之一,与工商、税务、卫生、城建等其他行政处罚权相比,它体现出了特殊强制性、严厉制裁性、权威保障性等特点.正是由于治安管理处罚权具有强势作为的主动性,拥有不受司法监督的自由裁量性,在实践中很容易被异化为准刑事权,是警察行政权失范乱象的重灾区.通过加强“刑”“行”立法衔接、重置处罚种类、设立执行时效、完善程序控权来丰富和完善法律体系,引入准司法程序限制自由裁量权滥用,改进听证制度和健全救济制度等都是实现依法规制的主要路径.     

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改革研究

城管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是我国最早开始跨部门综合执法体制改革的试验田,对于精简机构、提高效能起到重要的示范作用。但是,实践中出现的城管机构权限横向上无序扩张,纵向上权限下移无依据等权力配置难题以及法律保障的缺失,已经阻碍改革的深入。跨部门综合执法体制改革意味着行政权力配置格局的重大调整,是对条块结合的行政管理体制的巨大变革。破除传统行政体制的束缚,推动跨部门综合执法,需要从理论上解决行政权力纵横配置的规则。法律依据不足是制约跨部门综合执法发展的主要原因,扩大《行政处罚法》相关条款的解释只是权宜之计,未来需要地方行政组织法的完善才能供给充分的法治保障。     

社会理论中的惩罚:道德过程与权力技术

惩罚是法律与社会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论题。在惩罚问题上,涂尔干和福柯对于近代以来残酷惩罚的衰落,以及从酷刑到监禁的历史变迁都做了分析,并且都触及到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相互加强、螺旋上升的现代趋势。而在分析思路和认知态度上,二人却表现出明显不同。关于惩罚,涂尔干坚持一种道德观点,视惩罚为道德过程,而福柯则坚持一种政治观点,视惩罚为权力技术。由这两种不同的典型观点,可以洞察人和国家在现代社会所遭遇的道德和政治困境。就此困境而言,在现代进程中,维护和加强人和国家的道德向度显得尤为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