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去地方化的难点与解决路径

司法的地方化又被称为司法的地方保护主义,是指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地方利益团体或党政机关的干预下从事司法活动,从而使得司法不能实现应具有的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的一种司法异化现象。国际社会已将司法独立作为人权原则和法治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就其标准作出相应的规制。受制于中国特殊的历史传统以及现行制度,司法独立并未在我国真正实现,目前还存在较为严重的"司法权地方化"的格局。司法权地方化的存在不但违背司法独立的原则,也不利于我国国家主权和法制的统一,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推动司法改革已经提出了一系列的相关措施,进一步阐明了司法去地方化的必要性。本文就我国司法权去地方化价值和难点进行了阐释,据此提出相应的解决路径以实现司法真正独立。     

司法“去地方化”改革反思

基于“司法权是中央事权”这一论断，2013年以来的司法改革力图通过司法权的中央化来祛除司法的地方保护主义。在中央确定的两项主要改革举措中，推进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省级统管，因受地方各级人大产生同级法院、检察院的宪制约束，以及各地方财政资源不平衡现实的影响，只能实行“有限统管”;设立跨行政区划法院、检察院，因存在宪制空间上的争议无法形成统一的认识，一直停留在试点阶段而踟蹰不前，改革路径也在司法机构创制和管辖制度调整之间来回切换。实际上，地方法院、检察院不仅具有“国家性”,而且“地方性”也是其内在基因，司法地方保护主义的产生，并非根源于法院、检察院的地方性，而在于法院、检察院行使司法权时被属地体制性地行政化。只有按照法治的要求和司法的规律，合理确定司法权在地方权力结构中的地位，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才具有可依赖的前提和基础。     

论司法权泛化与司法改革

司法权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司法权的统一性是国家主权的重要标志。目前,我国司法权在运行中出现地方化、行政化和功利化倾向,这种“三化”现象是对司法否定性评价的根源,它的产生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解决的对策:围绕司法权独立行使为核心理念改革现行的司法财政、人事制度,创设以法官独立为中心的现代法官制度。     

论我国司法权地方化的根源及对策

司法权是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由国家司法机关统一掌握。然而,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却存在着严重的司法权地方化现象。这种现象的存在,是对我国司法统一原则和司法独立原则的破坏,影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使不断膨胀的行政权得不到有效的控制,加重了司法不公,从而影响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本文从司法权地方化产生的危害和根源入手,并提出了相应治理对策。     

司法改革与司法独立

司法独立是法治国家的宪法和法律所确立的一项原则。在我国 ,由于缺乏司法独立的历史传统 ,同时干扰司法独立的因素很多 ,由此产生诸如司法腐败和地方保护主义等司法弊端。文章认为 ,理顺政治权力和司法权力的关系 ,改革司法体制、司法机关财政体制和人事体制 ,是完善司法独立、推进司法改革的途径     

论司法改革

司法改革的关键在于司法独立,而司法独立的前提是权力分立与制衡,而从中国司法的传统和现状来看,司法权始终是行政权的附庸。司法改革的突破依赖于人们从观念上认识到司法独立与加强党的领导在根本上是一致的,进而从政治体制改革入手,确立可以与行政权相抗衡的强大司法权,并在制度上保障法官的独立性。     

论司法权国家化——以治理司法权地方化为视角

司法权地方化现象在我国普遍存在,一些地区还比较严重.司法权地方化突出表现在法院、检察院与地方党委、政府、人大等机关之间的关系中--法院、检察院的财权、人事权受制于地方.这种现象破坏了我国的司法统一和司法独立,损害了法律的权威和尊严.分析我国司法权地方化的危害和成因,并提出相应的治理对策.     

论司法中的地方保护主义

司法独立是现代法治的一项重要的基本原则,然而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大量的地方保护主义深深的影响了这项基本原则在我国的实现。本文从分析地方保护主义与司法独立二者的关系入手,详细论证并分析了我国司法中地方保护主义的成因以及克服司法地方保护主义的对策。     

构建自治型司法管理体制的思考——我国地方化司法管理的问题与出路

地方化单向性物质与人事双重依赖结构是当今中国司法权地方化的成因,司法权力地方化影响公正、高效和权威司法制度的建立。双轨制、重划司法区以及法院系统垂直管理等改革思路各有利弊。在现实中法院外部管理结构呈现从一元层级（各级政权）向二元层级（各级政权和上级法院）双重管理体制过渡的趋势。建立自治型司法管理体制是解决地方化司法管理问题的出路。     

司法·司法学·司法职权配置

传统上对“司法”或“司法权”的理解过于强调了国家对司法或司法权的垄断性,突出了司法的国家强制性与司法权行使中的程序性及国家意志的主宰性,在内涵上略显单一和闭塞,并未穷尽“司法”或“司法权”的应有之义。司法学既是一门探讨司法理念、司法制度和司法实践的学问,也是一门探索司法传统及其现代转化的学问,同时还是一门总结司法管理规律、探索司法运作程序、论证司法改革问题的学问。它不仅研究司法权的行使,还研究辅助司法权行使的体制、机制及方式问题（如属于“司法行政”领域的体制、机制和方式等等）。司法学对国家司法活动的研究是以司法职权的合理配置为基点而展开的,因为司法职权配置是国家司法体制与司法管理机制得以确立与运行的核心。     

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研究

我国的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原则强调法院整体的独立性,实践中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原则异化为司法的地方化以及司法的行政化。在司法改革的背景下,应当把握改革契机,推动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在我国,应当淡化司法独立的政治色彩,构建以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为核心的司法独立,并排斥案外因素的影响,以司法的法律效果为根本追求。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原则要处理好与党的领导的关系。为了确保独立司法,还必须结合司法改革的社会背景,从内、外两个方面统筹协调,整体推进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     

司法独立的几个问题

司法独立的理论基础 ,一是权力分立与制衡原理 ,二是主权在民的原理与原则。在古代主权在君的政治体制下 ,有某种权力监督的思想与制度设计 ,但不可能有近代意义的司法独立的原理与原则。近几十年来 ,有关司法独立的一系列国际文书的出现 ,标志着司法独立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司法独立与现代意义的民主、法治和人权密切联系在一起 ,其价值是多重的。要在中国真正实现司法独立 ,首先要在观念上进行更新 ,尤其应在五个问题上走出理论误区     

检察官相对独立论

法学界一般认为,"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中的"独立"是指检察院作为整体的独立,而非检察官独立.但实际上,检察官相对独立具有检察制度内在的必然性和现实的必要性:它是检察院整体独立的基础,是"检察一体"的前提和防止"检察一体"弊端的重要措施,是检察官法律地位、活动原则、司法规律和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检察官相对独立是依法独立,是党的领导、人大监督和"检察一体"下的独立,是"独立"与"受制"的有机统一.     

司法改革“上海方案”价值评析

在当前改革的关键时期,司法改革的核心是提高司法的公信力,树立司法的权威。我国三轮司法改革的实践证明,司法行政化与司法地方化是影响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的两大障碍性因素。如何根据法治的一般理论,遵循法治的基本规律,建构能够解决中国问题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体制与机制,是中央顶层设计和地方实践探索的关键。“上海方案”作为本轮司法改革的先驱者,所探行的“员额制”、责任制、人财物统一管理体制等,彰显了司法改革的顶层设计性、开拓性、试水性、引领性等系列价值。同时,“上海方案”在具体制度的设计与实施中,还需要缜密论证与审慎推行。     

近代中国对司法独立的价值追求与现实依归

司法独立来源于西方近三百年政治革命和文化发展的结晶 ,是现代司法的核心理念。中国传统司法向来司法行政合一 ,司法权既无法获得独立 ,也没有必要的权威。近代已降 ,面对西方的冲击 ,在清末新政改革中 ,传统司法按照西方司法独立的制度框架开始了艰难的近代转型 ,这一转型成为民国时期法律变迁和司法改革的主脉。本文立足于对司法独立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的全面考察 ,认为近代中国在对司法独立进行价值追求的过程中 ,逐渐抽空其内在的生命 ,转而崇拜其外在的空壳 ,并将这个空壳视为真实的存在 ,以便于使其依归于中国的现实 ,实现其一种本土化的选择目标———从理想到现实的转换、从价值理念到工具理念的嬗变。     

刑事诉讼制度的地方性试点改革

地方司法机关围绕刑事诉讼制度进行的试点改革,其兴起并趋于活跃不是偶然的,而是中国特有的刑事司法环境所形塑出来的多种因素与多重机制综合作用的结果。由于这些试点改革由地方司法机关主导,所以,它们在具体的实施中表现出了一些体现中国司法管理与司法制度的运行特点。实践中各种类型的试点改革共享类似的制度逻辑,具有共通的内在特质。它们最大的价值在于可以充当全国层面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实验室",为刑事诉讼立法提供实证依据与经验素材。作为一种高度技术化的法律改革活动,地方司法机关的试点改革存在诸多必须为我们所正视的技术缺陷。未来应该突破价值论的意识形态藩篱,采取有针对性的弥补措施,促进地方司法机关试点改革的发展。     

司法独立和法官职业化

本文从现代法治的核心目标“法律至上”地位和“以权制权”的建立入手,指出司法独立的重要性,并进一步阐释了司法独立的实现有赖于法官职业化的实现,进而概括了法官职业化的内容:法官的技能、法官的职业伦理,法官的自主性与自治性,法官的任职资格等及其与司法独立的关系,并从制度建构的角度对中国的法官职业化提出了一些建议。     

“限期断狱”的中国命运:清代以来审限制度的变革与重述

审限是我国司法体系中一项重要的本土化制度。近年来,理论界对审限制度何去何从展开讨论,其历史演变成为重要依据。回溯历史,尤其是清代至今,审限制度受到了古今中西不同法律理念的冲击,历经规则变化:从清代律例中对审限制度进行详尽规定,到民国时期诉讼法典中废除审限而实践中沿用,再到20世纪80年代后立法重新确立审限制度。究其原因,在于审限制度来源自中国传统司法经验,与近现代中国提高诉讼效率的社会诉求相符合,可以保证案件进程;同时审限又是约束司法人员的重要制度--用行政责任来限制司法人员的司法权力,这也是传统中国"治吏"思想在近现代的延续。因此,审限作为一种与中国实际紧密贴合的司法制度,并非是造成今日学术界所争论的积案原因,反而是提升诉讼效率的良方。当下讨论审限制度发展,更需正视其对本土法律资源的重要意义,认识到背后"治吏"思想影响,结合法官责任制改革,从行政责任到司法责任,重新建构新时期的审限制度。     

中国法官独立制度构建探讨

法官独立是司法独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司法改革申一项不可回避的课题。本文先阐述法官独立的内涵，指出法官独立应从司法权独立，审判独立和法官身份独立三个方面加以理解，再分析影响中国法官独立的诸多因素，最后提出在中国构建法官独立制度的设想。     

中国民事执行体制改革的模式选择——基于执行权组织构造的考量与分析

作为一种二重性的权力,民事执行权在结构要素上可分为执行实施权和执行裁决权两部分,据此民事执行权在组织构造上应该分别贯穿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制度安排。迄今为止,中国民事执行体制改革的核心是通过设立执行局,在上下级法院之间形成统一领导的管理体制,这是一种内置式的改革模式。中国民事执行体制构建应该符合民事执行权自身的性质和组织、运行规律,尊重法院作为司法权载体的组织与程序构造要求,切合中国当代司法制度改革的整体目的。据此,在内置式改革模式已经得到相当充分的实践但依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执行难题的情况下,外放式的改革模式可成为中国当代民事执行体制进一步改革的必要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