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管理层收购的几个法律问题

当前,在上市公司管理层收购(MBO)方面,仍然面临着诸多法律风险及障碍,实际操作中应谨慎适用相关的法律法规。信托制度引入管理层收购,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规避相关法律制度的约束,使MBO在现有的法律制度框架下得以实施。但是,MBO的信托解决,并不能解决管理层收购的深层法律问题。     

企业收购兼并若干法律问题刍议

企业的兼并与上市，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至今的一大热点问题，也是进一步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培育合格的具有世界竞争力的市场主体的必然要求。尤其我国企业目前面临即将加入WTO后带来的市场冲击，迫切需要通过收购兼并来壮大企业规模、扩张市场份额，以使企业在入世后处于不败之地。同时，随着我国资本市场发育和日趋走向成熟，除涉及因“借壳上市”、“买壳上市”而进行的上市公司收购大战外，     

韩国外资收购“保卫战”

这场针对龙星基金违法行为的“夹击战”刚刚揭开序幕,龙星基金方面态度强硬地表示“应战”。这场战役早已不再是单纯的外资收购,而是将影响韩国对国资保卫与国内境外投资税收的演变     

外资收购"债转股"的若干法律问题思考

当前,债转股已成为国企改革的一项重大措施,外资收购"债转股"不失为一项可取的出路.但是,由于我国在公司法、外资法等法律中存在一定问题和矛盾,以及欠缺反垄断立法等方面的原因,以及外资收购行为中主体安排的缺陷,将对外资顺利收购"债转股"及收购后企业待遇、有关的国家监管等方面产生一定法律上的困惑和问题,有待相关机关对相应的法律进行修改、整和,并加紧进行相关产业监管立法,以尽早解决这些法律问题.     

我国协议收购有关法律问题的研究

全球经济时代,企业资本为了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将大量资本投向公司收购领域,以期用更少的资金控制更多的企业。中国作为新兴市场的代表,吸引着众多收购者的目光。我国上市公司的收购主要是通过协议转让国有股和法人股来实现。鉴于国有企业的重组仍将经历一个漫长的时期,因此有必要对上市公司的协议收购给予关注,规范协议收购的有关法律行为。     

上市公司收购法律制度解读

人们常把兼并和收购统称为购并（Ｍｏｒｇｅｒ　＆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它们的联系和区别表现在：收购为原因,兼并为可能的结果之一;收购是手段,兼并为目的。按本人理解,兼并应和我国《公司法》中的吸收合并相同,而新设合并（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则不是收购可能之结果,所以不应在收购法律制度的范畴之内。 我国的收购法律制度,主要见诸于《证券法》和《股票发行和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简称《条例》）。《条例》颁布于我国股份制改造的初期,而《证券法》施行之时,我国的上市公司已近千家,上市公司市值已近３万亿元…     

国有股上市流通的法律思考

改变我国上市公司中国有股"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是解决资本市场中众多问题的关键所在,也是改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重要环节。本文仅就国有股不能上市流通的法律制度原因和所造成的制度缺陷以及国有股上市流通的法律对策三个方面进行简单论述,希望对国有股上市流通的实现有所裨益。     

公司重组之上市公司收购法律透视

公司重组实质上是从法律角度谈资产重组 ,也即用法律来约束和规范公司重组中所涉及的各方利益主体及其行为。在现阶段 ,我国主要的公司重组方式有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公司收购、公司的合并与分立、公司间的相互持股参股、资产置换、增资扩股等等。在这些重组过程中 ,法律所起的作用不言自明。本文将具体分析上市公司收购这种重组方式 ,结合我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 ,对其间所涉及的相关法律问题做出阐述 ,并提出自己对相关立法和实践的完善意见     

论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对协议收购适用之影响

股份有限公司是现代企业制度中的典型公司形式，股份有限公司的法律特征之一是将股本分成等额股份，由无限多的股东分别持有，并贯彻同股同权同股同利的原则，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我国在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过程中，基于保持公有制的主导性=股市资金和规模的有限性等因素的考虑，人为地将股份公司的股本分为国家股、法人股、社会公众股和外资股，并规定国家股、法人股暂不上市流通，仅社会公众股可以上市流通，结果造成我国绝大多数上市公司的平均三分之二的股份沉淀在持有者手中，无法上市自由流通，进一步造就了同股不同同股不同利、同股不同价的特殊股份有限公司，正是由于国家股、法人股不能上市流通，持有者就想方设法在交易所外把国家股、法人股协议转让出去由此在实践中先出现了上市公司的协议收购方式，以后我国证券管理机构和《证券法》相继肯定和确认了这一收购方式，本文正是从这一逻辑起点出发，分析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的成因和对协议收购方式适用之影响，揭示协议收购方式存在的必然性、合理性及今后随股权结构变化而可能产生的变化。     

韩国出台规则限制外资来意收购企业

韩国已经出台了一项旨在帮助国内企业抵御外资恶意收购的新规则，这项在2005年3月生效的新规则规定，持有公司股份超过5％的投资者，在公开控制公司经营权的意向后，5日内不得行使投票权且不得继续购入股票。韩国公司成为收购目标后，可以增发股票或发行债券以对抗恶意收购。如果投资者在柜台市场公开收购某公司5％以上股份，目标公司可以发行可转换债券或其他证券以进行自我保护。     

PE回购退出的国资监管问题——以一起参与国企混改的PE回购退出案件为切入点

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需要具备资本及管理优势的私募股权基金(以下简称PE)的参与。在越来越多的PE参与到国企混改之中,且PE多与国资股东存在对赌回购约定的情况下,通过在国资监管层面明确国资参与对赌的效力边界并增强行政相对人的合理预期保护,推进国资股东回购PE所持股权定价的市场化进程,完善股权收益权可转让的相关规定,以及通过行政主管机关合法决策方式确保地方产权交易所可挂牌交易权利类型的可覆盖性,可以为鼓励PE积极参与国企混改构建回购退出路径,从而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目标。     

政府采购法律问题研究

政府采购是现代政府的一项重要行为方式。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需要 ,政府采购越来越受人们的重视。本文从政府采购的定义、起源入手 ,分析了政府采购的基本原则和主要功能 ,将各国政府采购制度进行了比较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适应世贸组织《政府采购协议》及完善我国政府采购制度的若干政策建议。     

国企高管薪酬法律规制研究

国企高管薪酬法律规制的对象并不是薪酬水平本身,而是不合理的薪酬,其本质上是不能真实反映高管的贡献、与企业绩效脱钩的薪酬。在我国,不合理国企高管薪酬难以通过市场自身的力量恢复其合理性,引入法律规制是必要的,当前国企高管薪酬管理的现状也迫切需要法律规制。为保障国企高管薪酬的设定合理以及已设定薪酬不致失去合理性,应通过立法建立独立的薪酬委员会制度、出资人代表薪酬审查决定制度和薪酬追回制度。当然,公开企业财务信息、设立科学的薪酬设定程序等也是国企高管薪酬立法规制的必要内容。同时,通过出资人代表派生诉讼启动薪酬司法审查是国企高管薪酬法律规制的另一主要方式,我国的薪酬司法审查应以信义义务为标准,并充分发挥司法能动性。     

政府信息公开法律问题研究

2003年1月1月,广州市首开全国先河颁行了《广州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2008年5月1日,被称为我国“阳光法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信息公开条例”）正式施行,它们的颁布和实施对推行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保障公众知情权具有里程碑意义。     

由偏激到中肯:公司法定资本制价值之重估

通说对公司法定资本制的定义停留在了资本形成阶段,事实上,法定资本制贯穿于整个公司设立和运行全程.法定资本制并非如某些学者所描述的那样完全昂贵且无实益,其具有多方面的重要功能.以合同法或其他手段作为法定资本制的替代性措施,根本无法独立承担债权人保护的重任.     

外国企业法律形态与我国企业立法模式

恰当的立法模式是按企业债务承担方式将其分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法人企业三种状态,这种划分方式有一定的中国特色,解决了非公司形式的众多全民、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种类归属问题     

论我国国营企业转制中的法律问题

在企业进行公司制改造时 ,通常会发行国家股、法人股和个人股。而股份又有普通股和优先股之分。这就产生一个问题 ,国家股、法人股和个人股分别属于何类股份 ?如果它们均为普通股 ,它们之间股权是否相同 ?以《公司法》的有关规定为依据 ,结合改制公司发行股份的实践 ,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此外 ,还论述了国有股的减持问题 ,探讨了通过独立董事制度恢复并强化公司监督机制的可能性     

论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中的产权问题

国有资本权利主体的特殊性及其产权关系的复杂性,决定了产权改革 问题仍然是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中具有理论和实际价值的重要问题。对产权问题的 认识首先是科学、正确地理解“产权清晰”的基本含义,其次是认识产权改革在国有企 业公司制改革中的作用。在由国有企业改造而来的公司中,国有资本产权清晰的关 键在于法律对国有股权主体权利、义务和责任的规定是否明确;法律对公司权利、义 务和责任的规定是否明确。这不仅是建立规范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前提,而且也 是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得以发挥其作用的重要条件。     

论计算机信息交易的法律性质

计算机信息交易是指以计算机信息为客体的在线电子交易，是电子商务的一种特殊类型。计算机信息交易包括计算机信息在线销售与计算机信息在线服务。从法律性质上讲，计算机信息交易是一种信息产品交易，而不涉及知识产权许可与知识产权转让。计算机信息交易的核心是信息产品上的信息财产权，而不是知识产权。     

湖南法治政府建设实践的经验启示

2008年以来，湖南省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文件，构筑形成了全面建设法治政府“一纲要一规划两规定六办法”的政策法规格局，并在具体实践中真抓实干、敢为人先，取得显著实效，引起全国上下广泛关注，形成中国法治政府建设所谓的“湖南模式”。“法治湖南”实践正在以其独特的内容和魅力促动着中国法治政府建设全面起航。通过探讨促动“法治湖南”建设实践动因，详细分析限权和服务为轴的湖南法治政府建设实践：一方面通过程序规控行政权力，达致“正确地做事”之目的，另一方面通过规定政府服务内容，追求“做正确的事”之目标。在此基础上，解析了湖南法治政府建设实践的经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