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秩序重构进程中的法治中国建设

全球化并没有成为过去,而是以新的型态在演进拓展。当代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突出现象,乃是全球权力中心转移所引发的全球秩序的剧烈变动,以及全球治理变革的方兴未艾。这是一个全球秩序重构的历史性进程。当代中国的和平崛起已经或正在深刻地改变着当今全球秩序结构,推动着全球治理体系大变革时代的到来。处在这一历史进程之中的法治中国建设,不可避免地要顺应迅速变动的全球经济、政治、社会与法律环境,反映全球权力中心转移与中国重新崛起的法权要求,努力把握战略性机遇,不失时机地推进法治改革,持续不断地推动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坚定地走出一条自主型的法治中国建设之路。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法治的基础和界限

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和互动发展 ,奠定了法治运行的基础 ,即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的冲突与协调导致了法律至上 ;多元社会权利对国家权力的分享与制衡提供了权利保障 ;市民社会多元利益的冲突、互动与整合衍生了理性规则秩序 ;具有自由理性精神的公民意识构成了法治的非制度化要素。中国要真正走向法治 ,就必须重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 ,确立多元权利基础、公权力权威和良法之治 ,并实现依法治国与市民社会理性规则秩序的回应与契合。     

关于反腐倡廉的法治思考

反腐倡廉是我国发展之必然,但是要取得反腐倡廉的持续有效性,需要法治之保障。法治是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的最优手段,以法治制衡权力,可以防止权力异化;法治可以规范政府权力,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法治可以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确保民众反腐权利;法治可以促进依法严惩腐败,加强国际反腐合作。     

从互动到合作:社会转型期公法权利诉求与公法权力回应

在社会转型背景下,社会利益多元化凸显,权利主体性增强,由此形成了适合公法权利发展的新的促生因素,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催生了新的权利诉求,诉求在权利主导模型下被转化为权利,需要权力作出及时、全面、合意化和人本化的回应,由此形成权利和权力的良性互动。在互动的过程中,应形成以权利本位为支点,以知情权、参与权、请求权为支撑的互动平台。在这一平台上,公权力者同时扮演着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冲突利益的协调者、公共政策制定的合作者与指导者的角色,使得互动功能在公法秩序下得到最大的发挥,并引导良性互动走向合作。     

公共政策合法性供给机制与走向以医改进程为中心的考察

公共政策合法性不仅是一个重要的法治理论问题,也是法治秩序得以形成的重要变量。三十年来的"医改"进程表明,公共领域正在中国蓬勃兴起,并促进了公共政策合法性供给机制的时代转向,即从内部创议走向社会动员、从公众默认走向价值回归、从符合真理观走向共识真理观、从中心的内部循环走向中心与边缘的双向互动,展现着中国公共政策的重要民主化变革。虽然其中还存在着某些需要解决的问题,但它无疑构成了对多元和谐秩序的关键支撑和推进民主法治建设的新兴动力。     

试论“依法治国”的政治经济基础

依法治国就是依照表现为法律形式的人民意志来治理国家.民主政治是实现依法治国的政治基础,民主政治是法治的内容、前提和依据;法治是民主政治的体现和保障,只有实现民主政治才能实现依法治国.法治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给权力定位和对权利的保护.故法治又是实现民主政治的保证.市场经济是实现依法治国的经济基础,法和经济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市场经济不仅为法治的建立和实现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而且市场经济的性质和内容又决定着法制的性质和内容.当然法治对于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也是起着促进和保证作用的.     

数字社会的“权利鸿沟”及其弥合

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的发展,在为人们创造出空前数字红利的同时,也形成了数字时代的特有难题。其中,数字鸿沟抑制了“数字弱者”权利,数字权力扩张导致了数字权利减损,法律责任不足导致了公共保障乏力,数字主权不清造成了权利确认难题,从而形成了严重的“权利鸿沟”,它集中表现为社会领域、司法领域、民生领域和公共领域中权利享有和权利行使的落差。因此,这就需要推动包容平衡、强化司法救济、增进民生保障和促进数字民主,从而实现“权利鸿沟”的法治化弥合,更好地保护数字权利,构建友好向善的数字法治秩序。     

西方法治产生的深层历史根源、当代挑战及其启示--对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视角的重新审视

西方法治产生的深层根源在于其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和互动发展,即在国家重建和市民社会自由化运动过程中,权力和权利的界分与冲突导致了法律秩序的生成,而市民社会精神的张扬则推动了法律形式化运动.在走向现代法治的进程中,由于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的潜在差异,出现了"社会优位型"和"国家优位型"两种法治模式,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与"国家社会化"和"社会国家化"的新变化,西方法治也由分殊走向了趋同,并出现了法律传统的危机和超越倾向.中国要走向法治,就必须重构国家和社会关系,确立多元社会权利基础、公权力权威和良法之治,并实现依法治国与市民社会理性规则秩序的回应与契合.     

法治的平衡取向与渐进主义法治道路

法治是非模式化、流动和地方性的，在当代呈现一种互动平衡取向，即权力与权利的平衡、权利与权利的平衡、权利与义务的平衡、法律与多元规则的平衡。这些平衡遵循着正义原则、法益衡量和价值差序原则、公益福利原则、合理容忍原则和现实主义原则。中国法治进程不能靠西方化、模式化的制度设计和理想主义、激进主义的权利自由诉求来推进，只能确立互动平衡精神和务实策略，采取渐进主义的法治道路，建立起扎根本土的法治秩序。     

权力秩序论

权力秩序即权力的惯常规定性。要理解权力秩序,先必须解读权力资源与权力关系。人类社会权力秩序演进的历史,就是人为权力秩序向法治权力秩序演进的历史。法治权力秩序是以宪法为基础的,并遵循着普遍的伦理法则。当代中国权力秩序历经了从集权到分权的历程,并逐渐走向民主与法治的轨道。     

中国民法典的品性

现代民法不仅是调整市场经济的基本法,更主要是通过对市场经济的调整来促进社会的进步、推动人的发展的法律,是一部维护人权、解放人性的法律,是建设民主政治与法治国家的法制基础。将民法定位于一部促进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的法律,是现代民法应有品性的回归。     

论社会中介组织的行政主体地位

社会中介组织发端于西方社会,是市场经济和政府"双失灵"的必然选择。作为沟通政府与社会的桥梁纽带,社会中介组织发挥着积极作用。特别在我国现阶段,社会中介组织的培育和发展,已经成为推动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但是,由于受我国传统行政法理论的影响,在行政法学研究中,社会中介组织在行政法上的地位却不明确。本文拟从传统的行政主体理论入手,以公共行政理论为支撑,对我国社会中介组织的主体地位进行理论上的探讨。     

中国经济法发展的历史起点与实践路径简

中国经济法的产生与发展与西方国家有着截然不同的历史起点和内在要求,其历史起点在于我国变革计划经济模式基础上开始的市场经济体制建构,其发展的两条主线为,在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建构中不断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最终建成法治政府和法治化市场经济；在后发式“变法型”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体制转型与法律进步相互促进,在社会关系变迁中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的经济法理论及法律体系.     

权力的多元化与社会化

现代国家与社会一体化的局面已逐渐被打破 ,同时又出现了社会多元化与经济全球化的新趋势 ,国家权力不再是统治社会的唯一权力了 ,人类社会出现了权力多元化和社会化的趋向。权力多元化是政治民主化的必然要求 ,权力社会化则是权力人民性的进步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归宿。这要求人们不仅应具有权力的国家意识 ,还要有权力的社会意识和世界意识 ,人类要为建立实质的法治国家 ,促成民主的法治社会 ,最终实现“大同法治世界”而共同奋斗     

国家与社会：法哲学研究范式的批判与重建

本文在分析了近代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三种典型的理论范式的基础上 ,理性分析了近代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互分离和二元对立的关系范式的社会机理 ,探讨了这一近代法哲学分析范式在当代中国的适用性问题 ,并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出发 ,提出应当重建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析范式 ,建立我国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机制 ,并将这种互动机制作为法治生成的真正的社会基础 ,实现我国市民社会的相对独立和自治、国家权力的科学配置和监控、国家与社会关系之法治整合。     

The Making of a Market Economy in China: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ment Regulation of Market Development

Abstract:  The making of a market economy in China occurred when the domestic legal system was largely underdeveloped. It is the administrative bureaucratic system that has played a leading role in the making of a market economy in China. In recent year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strived to establish a market economy based on the rule of law and has undertaken legal measures to rationalise government regulation of market economy development. However, the administrative bureaucratic system head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remains a strong party leading the market economy construction in China.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administrative bureaucratic system and market economy development have evolved into a social institution. To transform the regulation of market economy development towards the rule of law is a social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is a slow and incremental process, as it is imbedded in the various formal and informal constraints in Chinese society.     

普遍信任:法制现代化的深层内驱力

现代化进程中的法制现代化所涉及的不单纯是法律制度构建问题,而在深层次上,更是一个包括社会结构、社会文化的重构与转变问题。历史事实和现实实践一再表明,法制现代化离不开一种普遍信任的社会文化来启动和支持。普遍信任,是法制现代化最为深层的内驱力,也是民主、法治和市场经济赖以生成和确立的社会文化根基。普遍信任的社会文化,生成于有限政府及民众习惯于合作、自治的开放式社会结构之中。探究普遍信任的生成及其对于法制现代化的根基意义,对后发现代化国家避免和克服本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理性贫困和危机具有深刻启示价值。     

公共警告与“信息惩罚”之间的正义——“农夫山泉砒霜门事件”折射的法律命题

"农夫山泉砒霜门事件"缘自海口市工商局一则错误的公共警告,伤害了合法商家,造成了社会恐慌,又有损政府的公信力。"砒霜门"并非偶然事件,从法律社会学的角度分析肇生事端的公共警告,可以看到它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需求——既能满足风险社会里公众的安全信息需求,又能成为行政机关有效促进法律实施的惩罚(制裁)手段。公共警告像一切权力一样既可能为善又可能为恶,我国相关法制的疏漏造成了"砒霜门"式事件一再发生,需要强化法律治理以实现正义。     

法律现代化与意识形态化色彩——我国法律变革研究历程中的一个现象分析

法律现代化论题 ,不仅是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机制转型时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也是法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由于中国的法律现代化不是传统法律历史正常演进的结果 ,而是肇始于鸦片战争之后 ,社会和政治危机不断加深 ,处于一个“原有文化根基失落”、“迫切需要意识形态”的时代 ,因而 ,我国近代以来 ,如洋务运动、改良运动、清末新政阶段 ,辛亥革命、五四运动阶段及新中国成立至今三大阶段 ,关于我国法律现代化的研究与论争、更替与改造 ,无论有意或无意 ,大都具有较浓的意识形态色彩 ,或曰大都是通过“意识形态的过程” ,输出其关于中国法律现代化的意识形态来完成的。意识形态观念对中国法律现代化的进程虽有着重大的推动作用 ,但刻意强调、突出其作用 ,又势必给我国的法律现代化事业带来难以挽回的损失     

论治安要义

政治现象的背后终究可归结为利益和权利。对国家或政府权力的有效规制是法治的基本功能。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树立宪 法权威,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制度的变革必然以生产力为基础,市场经济的发展是民主力量的源泉。要搭建平衡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 的框架。舆论监督是以民制权的重要手段。要建立健全强大的人民监督制约机制,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维护司法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