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法院第五次少年法庭工作会议在粤召开

全国法院第五次少年法庭工作会议2006年2月10日在广州市召开。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副主任、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顾秀莲指出，多年来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少年法庭坚持“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实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认真贯彻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和其他法律规定，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顾秀莲同志谈少年法庭

多年来，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少年法庭坚持“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实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认真贯彻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规定，充分发挥审判职能，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有力地维护了青少年的合法权益，为预防和减少青少年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社会和谐作出了重要贡献。通过少年法庭的工作，使一大批失足青少年洗涤了蒙尘的心灵，矫治了不良思想和行为，重新扬起了生活的风帆：使众多因子女犯罪而深陷痛苦的父母重新燃起了希望之光，使不少家庭恢复了和谐和安宁。少年法庭已成为全社会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工作中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少年法庭工作也已成为审判工作中一块温馨的园地，一面鲜艳的旗帜。     

“寓教于审”在未成年人刑事审判中的运用

在未成年人刑事政策精神向刑事立法和司法注入的过程中，“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的确立显现了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现代化取向，而这正是司法机关切实履行未成年人司法保护职能，推进未成年人刑事立法完善的关键。围绕上述方针原则而形成的“寓教于审”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原则，海淀区人民法院少年法庭在刑事审判实践中进行了两项尝试：一是构建并完善了圆桌审判模式；二是注重增设庭审教育阶段。     

浅谈“感化教育”模式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中的运用

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感化教育，是目前各少年法庭的普遍作法。我们少年法庭在运用“感化教育模式”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进行了尝试和创新。笔者结合多年的实践工作，对运用感化教育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在少年法庭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过程中设置教育的阶段、教育的方法上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美国未成年犯罪人的评估

在美国，未成年人犯罪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在世界范围内率先成立了少年法庭专门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未成年人为什么会犯罪？这个问题需要“危险未成年评估”来解释；如何应对犯罪未成人？这个问题需要“未成年犯罪人评估”来回答。     

把教育、挽救失足青少年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

人民法院少年法庭是对未成年人提供司法保护的专门审判机构,十年来,少年法庭认真贯彻刑法、刑诉法,结合《青保条例》采取适应未成年人生理和心理特点的审判方式,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把惩罚、教育、矫治、预防犯罪结合起来,教育、挽救了一大批失足青少年,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信息窗

全国法院第五次少年法庭工作会议在粤召开全国法院第五次少年法庭工作会议2006年2月10日在广州市召开。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副主任、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顾秀莲指出,多年来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少年法庭坚持“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实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认真贯彻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和其他法律规定,充分发挥审判职能,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有力地维护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为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社会和谐作出了重要贡献。她要求各级…     

完善少年审判制度，更好地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

和谐社会首先应当是稳定有序的社会。和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少年法庭一样，我国设立少年法庭的初衷就是为了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促进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1988年5月在上海召开的全国法院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经验交流会上，已故原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林准同志就曾明确指出：少年法庭“是人民法院直接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又一具体形式”，“是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一项治本措施”。现在看来，这个初衷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设想，完全是一致的，相容的。     

“少年司法制度改革与发展论坛”专版——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实践与完善

社会调查是各国少年司法体系中普遍而又重要的制度，是少年司法制度区别于普通司法制度的重要特征之一。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在1984年成立全国第一个少年法庭后，注重开展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社会调查工作，并于1988年制订了《长宁区人民法院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工作细则》，规定了社会调查工作的若干事项，之后进行了广泛的实践，明确提出了社会调查应当实行“主体社会化、内容公开化、程序规范化”的制度设想。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实施的《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对社会调查工作作了规定。社会调查报告作为社会调查的主要载体，反映了未成年人的家庭背景、成长环境、犯罪原因、日常表现等情况，为少年法庭有针对性地开展法庭教育、适用个别化的刑罚和进行有效的矫治提供了客观材料。近年来，社会调查制度的实践方兴未艾，其重要性越来越为更多的人所接受，社会调查制度也已为全国各地少年法庭所普遍运用。但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各地人文、经济、地理环境各不相同，少年法庭的发展也不平衡，在社会调查的主体确定、启动的阶段、调查人员的诉讼地位、报告的性质和作用等方面，各地的认识和做法参差不齐。因次，作为一项制度，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还需要进一步规范和完善。     

2006年全目法院审判执行工作统计（摘要）

15个高级人民法院首次在17个中级人民法院挂牌成立了专门审理未成年人犯罪和涉及未成年人民事、行政案件的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全国法院共有主要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少年法庭2420个，少年法庭法官7233名。对构成犯罪的83697名未成年人依法作了处理，并对4932名少年犯进行了回访。     

印度人民院大选情况初析

印度号称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拥有11.5亿人口和数千个政党。问及印度任何一个政党负责人：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对方必然回答：选举。若问：最重要的选举是什么？答案一定是：人民院大选。印度人民院相当于议会下院,是国家主要立法机构,主要职能包括制定法律和修改宪法、调控联邦政府收支、对联邦政府提出不信任案,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基本点：提升父母教育素质

在未成年人犯罪的家庭影响因素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父母教育素质的缺陷。由于父母失职或教育不当,孩子身心健康受到伤害,厌学、逃学、沉迷刚络、离家出走、直至走上犯罪道路的越来越多。造成父母教育素质缺陷的原因主要是：家长自身学习不足、家庭教育指导执行不力、社会舆论引导偏颇。应当把父母教育素质提升作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基本点,重视家庭教育指导,着力强化依法履行父母职责、尊重和保护儿童权利的理念;引导家长自我教育,着力促进父母与孩子共同成长。父母教育素质的提升,将让更多的家庭、更多的孩子从中受益,使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     

结构视野下的新型毒品使用行为研究

新型毒品作为娱乐场所药物，它的使用体现年轻化、大众流行与集体狂欢的娱乐特点。吸毒是个体在制度压力下的不恰当选择，与无业空虚、职业需要、社会交往、逃避现实等需求有关；应该通过促进就业、认清危害与树立健康的娱乐交往方式等治理办法减少吸毒行为的发生。     

数百万“网瘾少年”现象引发的思考

今年8月28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秘书长李建国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作关于检查<未成年人保护法>实施情况的报告时披露了一个惊人的数字,那就是目前我国约有4000万未成年网民,其中"网瘾少年"占10%左右.     

药家鑫案死刑适用分析

药家鑫案的死刑适用符合我国刑法第48条所规定的“罪行极其严重”的死刑适用标准。成立激情杀人的关键要件在于被害人的严重过错，不能随意扩大激情杀人的内涵。同时，存在自首情节并不意味着必然获得从轻处罚，少杀慎杀的死刑控制政策并不排除对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适用死刑。     

中国共产党百年建设实践的科学化发展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实践构成一部党的建设科学化发展的历史。把科学化要求植入党的建设,事关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的中国化、事关党的建设的与时俱进、事关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事关党的建设思想向实践的转化,意义十分重大。党的百年建设实践在科学化轨道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生命力随着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而日益旺盛。坚持科学化的建设逻辑,驱动着中国共产党在加强自身建设的探索过程中收获了丰硕的理论成果。中国共产党百年建设实践科学化发展积淀的理论和实践成果是一笔宝贵财富,是党团结和带领中国人民在新长征路上砥砺奋进的巨大资源优势。     

试论实现法治目标的三大基本条件

法治目标的实现,必须具备三个方面的基本条件.在观念意识方面,包括公民要具备"善法"与"恶法"的价值观和判断能力,覆盖于全社会的法的统治意识和法律至上的观念以及全社会权利文化的形成;在制度设计方面,包括权力的控制与制衡,权力与责任的一致,权利义务一致性基础上的平等、个人自由与社会自由系统的健全与协调;在技术操作方而,包括法治的统一,法律的效力,司法的中立和独立以及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建立.     

刑法修正案（七）第八条解析

根据对刑法修正案（七）第八条的解析，尽管组织未成年人实施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中的盗窃、诈骗、抢夺等行为是由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未成年人完成，但由于本罪侵犯的犯罪客体主要是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和社会管理秩序，盗窃、诈骗、抢夺等行为也被限定为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因此，本罪的犯罪主体不可能构成间接正犯。同时本罪的犯罪性质也决定了一旦“组织”行为中的暴力胁迫等行为超过一定限度、造成了未成年人不应有的伤害或死亡结果，应当按照牵连犯的处罚原则进行处理，而不能依照转化犯、包容犯等来处理。     

未成年被告人主观恶性考量系统建构——以“望、闻、切、问”四诊法判断机制为核心

少年审判中的刑事和解制度,是针对承认基本犯罪事实、愿意补偿损害、修复被破坏社会关系即主观恶性较小的未成年被告人提供的一种恢复性司法制度,适用该制度的两大前提之一是对未成年被告人主观恶性的判断。本文在总结审判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判断未成年被告人主观恶性的“望、闻、切、问”四诊法,并以此判断机制为核心,构建了未成年被告人主观恶性考量系统,即主观恶性的判断机制、主观恶性判断效度的验证机制、主观恶性判断的监督机制和主观恶性判断的保障机制,以期能够提高主观恶性判断的效度,充分发挥刑事和解制度的作用。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急剧上升的原因分析——以山东省为例的研究

自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山东省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问题日益突出，呈现大幅度上升趋势。为切实掌握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基本情况，笔者通过调查山东省公安厅、省人民检察院、省高级人民法院、省未成年犯管教所、女子监狱、少教所等有关机关和单位，并在未成年犯管教所组织了对在押1600余名未成年犯的大型问卷调查活动，对2001年以来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情况及其原因进行了专门调查，现将有关调研结果情况汇总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