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人治法家法治对立论”质疑——兼论先秦法律思想研究中的一个方法问题

<正> 一、“儒家人治法家法治对立论”的由来在我国,对先秦儒法两家法律观的研究和评价,有一种影响颇大、流传极广的观点,即“儒家人治法家法治对立论”。人治和法治并不是中国法律史上固有的概念,而是随着近代的“西学东渐”之风,由我国资产阶级学者从西方引进的。最先将人治和法治用到先秦儒法两家头上去的,要推梁启超。他在一九二二年出版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一书中,称儒家为“人治主义”、“德治主义”、“礼治主义”,称法家为“物治主义”或“法治主义”,以及“术治主义”和“势治主义”。     

新法家的“国家主义”形式法治观批判

兴起于清末民初民族危亡之秋的新法家,在复兴先秦法家学说的同时注重对其进行现代化改造与转化,力倡“国家主义”的“新法治主义”并以之为救时济世的有效手段;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实践则被某些学者视为“法家第三期”法治思想的展开.基于新法家思潮对法治建设的可能影响,有必要对其工具主义理性和形式主义法治观予以批判性反思,以重塑“实质法治”与“形式法治”、法治的内在目的与外在目标的合理关系,为“法治中国”蓝图的顺利实现提供理论支持.     

简评韩非的“法治”思想

韩非作为春秋战国时期法家之集大成者,提出了＂以法为核心,法、术、势相结合＂的思想主张,该思想在秦王朝的实践对秦统一中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试从历史和现实角度对韩非的思想进行简要评述,以此找寻现代中国法治建设可资借鉴之处。     

解读法家法治思想

法家主张的法治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具有极大的历史进步性。秦国由一个弱小的偏远小国发展成为当时最强大的诸侯国,并完成统一中国的伟业,拉开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序幕。其间法家法治思想在秦国的有效贯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秦王朝统治中国仅15年后便二世而亡了,究其原因还是在于太笃信法家法治思想了。法家法治思想可谓利弊参半。做好当前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工作的关键在于立足实际、博采众长,掌握好运用的"度"。     

法家“法治”思想再探讨——答武树臣先生

读了武树臣先生《法家法治思想的再评判》（以下简称《武文》）①，受益匪浅。文中许多观点和提法，似仍可作进一步商榷。一、关于法家的“法治”问题拙作《法家的“法治”及其法律思想批判》（以下简称《杨文》）提出法家的“法治”不能称作“法治”，是建立在与古希腊罗马社会“法治”的概念立场比较之上，正如《武文》所论述的亚里士多德给“法治”所下的定义，并由此形成的西方传统的“法治”观念。随着近代西学的东渐，这一“法治”观念已逐渐为中国学界所普遍接受。在这一历史背景之下，主要在对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反省中，这一观点实…     

对西方个人本位法律传统的几点思考

西方法律思想史中,各个流派或代表人物尽管主张各异,但他们的共同之处是都体现了以个人本位为立足点,强调个人价值与自由。中国根源于宗法家族主义的群体本位法律思想将＂国家＂、＂集体＂这一整体概念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个体的存在和价值是由社会群体派生的。主张对西方个人本位的法律思想采取扬弃的态度以利于中国的法治建设。     

晚清“新法家”的“新法治主义”

在晚清的特定时势与学术背景之下,出现了章太炎、梁启超、沈家本等"新法家",他们反对传统上对法家的不合理批评与抨击,大力为法家平反正名,称赞法家的历史功绩,用"法治"或"法治主义"来认知和解读法家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开出"新法治主义"。这一开新,具有重要的思想、学术意义。     

法治漫谈

“法治”（Ruleof Law）是什么？古今中外，概莫一是。中文“法治”一词最早见于先秦诸子文献。《管子·明法》中有：“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商君书·任法》中有：“任法而治国”。在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曾经有过“儒”“法”两家关于“人治”与“法治”之外辩。梁启超在1922年出版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分别用“人治主义”和“法治主义”来概括儒、法两家的主张。     

“法治”与“专制”——韩非的“法治”思想评述

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是封建君主专制的对立物。它的基本特点是宣传法律至上。提倡法制主义,任何人,包括国家的君主在内,都没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而本文所谈的“法治”则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法家的主张,其基本内涵是提倡把法作为治理国家,巩固君主专制的重要手段。法是君主意志的体现,法的最高宗旨是维护皇权。也就是说,“法治”与“专制”达到了高度的统一。“法治”从属于“专制”,服务于“专制”。战国末期的韩非正是上述主张的典型代表人物。     

商鞅重刑理论述评

商鞅是战国法家的重要人物之一,也是重刑主义的主要倡导者之一。过去对商鞅的研究中,常见有两种倾向:一是单纯强调商鞅主张法治的一面;另是单纯强调商鞅的重刑理论。前为褒,后为贬。其实,商鞅的法治并非只“缘法而治”,而是采用重刑的     

西方法治思想对我国现代法治建设的启示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依法治国、构建社会主义现代法治已成为人们所追求的目标。本文通过对西方法治思想的阐述,结合我国具体情况,分析其＂法治＂思想对我们的启示。其目的是借鉴西方法治思想的精髓,结合本土资源,培育国人的现代法治意识,明晰权力（利）关系,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     

由“法律体系”到“法治体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法治中国建设的宏伟蓝图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从全面深化改革的高度出发,明确提出了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重大战略任务,描绘了法治中国建设的宏伟蓝图.而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关键就是要实现由“法律体系”到“法治体系”的转变.这就要求我们,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等.     

强国梦之法治求索

国家富强之梦想是“中国梦”的重要内容,要用法治赋予其更加丰富的善德价值内涵.当今中国的富强离不开法治的同步发展,法治强则中国强,法治废则中国危,法治是实现强国梦的必然选择.换言之,强国梦必须植根于“法治中国”,即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国际社会的民主和法治价值与保护性干预——不干涉内政原则面临的挑战与应对

作为国际法基本原则的不干涉内政原则,主要面临＂内政＂的概念有分歧、＂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外延在扩大、＂保护的责任＂日益凸显以及国际法上的民主与法治价值观更受重视等方面的挑战。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以及国家利益的日益扩大,促使中国政府应反思并调整不干涉内政原则。＂保护性干预＂将成为中国应对不干涉内政原则挑战的必然选择。     

法治反对解释的原则

反对解释是法治初级阶段的一个重要原则.这一原则要求法官奉行司法克制主义,对明确的法律条文必须无条件遵守,在解释中不能附加法官个人的意思.反对解释不是说不要解释,而是说不能过度解释,法官只能行使有限的创造权力,对法律文本已明确的含义,法官的解释就是认同.在我国,由于长期以来一直批判法家的严苛,主张判决中天理、人情与法律的和谐相处,结果使得法律文本被置于不重要的地位.严格执法实际上没有成为我们的执法理念,法律被任意解释、曲解的现象大量发生.严格法制是我们不能逾越的阶段,反对解释的原则应是司法活动的重要原则.     

从关于“良性违宪”的争论看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关键

郝铁川与童之伟两位先生关于“良性违宪”的争论在法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井延续至今。但时至今日,讨论仍未触及问题的核心．本文通过对规范与现实,良法与恶法,社会后果与形式违宪等争论的焦点进行总结和检讨,发现“良性违宪”反映的实际上是英雄主义与法律至上的对抗,问题的核心在于执政党仍抱有英雄主义情怀。因此,执政党改采法律至上立场,服从法律统治才是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关键。     

宪政视野下的中国警察法治建设

随着国内外法治环境的变幻,中国的警察法治建设在不断取得进步的同时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同时也面临着诸多变革的契机。从宪政的视域出发,通过系统分析中国警察法治建设过程中的“双重困境”,以此提出中国警察法治建设的应对之策,包括改革警察管理体制、设立警察权配置和行使的基本原则、从实体和程序两个层面控制警察权、完善监督机制以及落实警察责任。     

非正式规则与法治:“中国难题”的挑战

主流观点认为,中国法治建设的最大动力和最大希望都来自对经济发展的追求,但是“中国难题”对此提出了挑战,其对非正式规则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正面意义的肯定,切断了法治发展的“社会基础论”的逻辑链条.非正式规则的流行及国家层面上的附和不仅弱化了自下而上推动法治变革的意愿,也同样阻碍了法治在“顶层设计”的突破.非正式规则虽然在一定时期内能够承担推动经济发展的功能,但是却可能造成多种法治缺陷,甚至可能使正式制度长期受到压抑,无法突破僵局.     

论祖国大陆亲属法通则性规定的确立——以海峡两岸亲属制度之比较为视角

《亲属关系通则》的缺失是我国祖国大陆《婚姻法》经2001年修改后仍存在的一个重大遗憾。亲属关系通则有自身的功能及特定的价值取向,建立该项制度有它的实际意义,对祖国大陆和我国台湾相关立法的介绍评析,一方面指明了我国中国大陆地区亲属立法中存在的不足,另一方面有针对性地提出了部分立法建议,以求为我国祖国大陆亲属立法之完善提供一定的参考。     

新中国论: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对“新中国”的诠释

11世纪初,北宋石介曾撰“中国论”一文,以诠释“中国”这个概念的思想意涵.千年以降,在“新中国”作为一个基石性概念逐渐饱满起来的21世纪初,亦应当有“新中国论”予以系统性地诠释.从法理学的角度来看,“新中国”主要指代了一种新的文明秩序,这种新的文明秩序的特质,及其与旧中国所指代的文明秩序之间的差异,可以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所包含的五个要素来描述.其中,强调“依法治国”的新中国不同于强调“以孝治天下”的旧中国,主张“执法为民”的新中国不同于主张“固本为君”的旧中国,偏好“公平正义”的新中国不同于偏好“尊卑责贱”的旧中国.此外,“服务大局”和“党的领导”两个要素,亦可以描述“新中国”作为一种新的文明秩序的两个重要维度.概而言之,党的十八大报告重申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有助于阐释“新中国”的理论内涵,可以支撑一种“新中国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