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代刑事证据在诉讼程序中的运用

秦朝的刑事证据制度已趋向规范化、制度化,在司法活动中表现为重事实与证据,初步创立了客观主义的刑事证据制度.在诉讼程序中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证据链条:包括据证起诉制度、庭审质证制度、据证决断制度以及俱证乞鞫与验证复狱制度等.秦刑事证据制度的确立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为中国传统刑事证据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当代中国刑事证据制度的完善提供了借鉴价值.     

中国古代判决的事实依据——以清代为例兼与法定证据的比较

中国古代刑事诉讼中的事实认定依据经历了以证为主到证供一致的转变。司法档案及判牍资料表明,在证供一致模式中,口供与证据皆不可缺少,但证据是定案关键。口供既不独立于证据,也不是证据之王。在民事诉讼中,事实认定始终都以证据为主。法史学界认为中国古代审判比欧陆法定证据制度更重视口供及视口供为证据之王是对中国古代证据立法与实践的误读。     

对我国刑事征据开示制度运行环境的思考

证据开示是来源于英美法系的概念,是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建立刑事证据开示对我国刑事诉讼所追求公正、公平、高效的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国的刑事证据开示制度同大多数法律一样需要移植国外现行刑事证据开示制度,来完善自己的刑事证据开示制度。法律移植过程中要注重外来法律的本土化,本文从我国立法、司法及人们诉讼观念三方面对我国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运行环境进行了思考,使之有益于立法和实践。     

中国刑事证据制度改革发展的路径选择——以《刑事证据两个规定》为视角

当前我国刑事司法改革不断推进,刑事证据制度取得了显著进步.《刑事证据两个规定》的出台,是我国刑事证据制度取得的重大突破.无罪推定、证据裁判、程序法治三原则,是现代刑事证据制度乃至整个刑事诉讼制度的基石.本文以两个规定的出台为视角,从刑事证据三原则和取证、举证、质证、认证等环节,系统阐述刑事证据制度应当创新的内容和要求,力求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刑事证据制度改革发展道路.     

公证证明制度之于采证制度

所谓采证制度,是指在整个司法制度中采证主体对于证据如何加以采信并完成事实证明的法律制度.采证制度作为诉讼制度中重要的法律制度之一,对于公证制度与审判制度的结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证据"并不等于"事实",或者说,其二者之间是存在着一定的距离的.这是因为,"证据"顾名思义为"证明的依据",或者可以说是"证明事实的依据",因此,将证据转化为事实固然需要一个动态的过滤、筛选、采集、辨别、认定直至判断的过程.于是,在以"事实"为根本依据的诉讼以及各种非诉纠纷解决方式如仲裁、调解甚至当事人自我和解舞台上,这一过程无疑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换句话说,一种以法定证据为基本内容而应直接得到采证主体接纳与认定为职业的制度可以说自法律制度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在司法制度中发挥着愈加重要的作用.这一制度或者说这一职业就是目前正逐渐被人们所看好的公证制度或公证职业.     

试论与当庭供证相矛盾的庭前供证的使用

在我国刑事审判实践中，就证据运用和取舍，有一个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即被告人、证人出庭陈述，但其供证与审判前阶段尤其是侦查阶段作供证发生矛盾，这种情况下，如何看待和使用庭前书面供证以及庭上的言词证据。具体而言，就此有两个问题必需法庭处理解决：其一，庭前书面供证能否作为庭审证据。既然被告和证人出庭，按照直接言词原则，是否只能将当庭供证作为证据，而不允许庭前供证出示。或者说，庭上陈述的证明效力是否当然优于庭前供证，直至抑制书面供证的法庭出示。其二，庭前供证的证据作用性质。如果允许庭前供证在法庭出示，其…     

略论我国刑事证据开示制度之重构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实施后,我国的刑事审判方式由审问制转为对抗制,而庭审前的证据开示程序在对抗制的庭审方式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和不容忽视的价值。然而,我国现行刑事立法未能全面反映当代证据开示制度的基本要求,仅有的一些规定只能反映证据开示制度的某些特征。因此,重构我国刑事证据开示制度,将是我国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改革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刑事诉讼法证据制度修改的宏观思考

从本文的标题可以看出笔者对于刑事证据立法的基本态度,即中国的刑事证据立法应当作为刑事诉讼法的一个部分而非制定统一的证据法.①在有限的篇幅内讨论刑事证据立法这样一个重要议题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课题,下文试图围绕笔者关心的证据制度修改的宏观问题展开讨论,以求教于学界方家.     

中国内地与港澳台刑事证据制度比较论

证据制度是指法律规定的关于在诉讼中规范证据资格、证据收集和审查判断，以及司法证明活动的规则体系。证据制度是内地诉讼制度中亟待完善的部分。我国的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在法律的继承和发展过程中分别秉承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大陆法系职权主义与混合折衷主义诉讼制度之精华，形成了各具特色且较为完善的刑事证据制度。对两岸四地的若干刑事证据规则和刑事证据证明制度进行比较分析，为内地刑事证据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提供了重要思路。     

刑事证据制度的体系化塑造及其隐忧——最高院"新刑诉解释证据规定"的宏观分析

我国从2010年以来在刑事证据制度改革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但也面临着体系化不足的困境."新刑诉解释证据规定"是我国刑事证据制度体系化的一个重要成果.从历史发展维度看,该规定充分吸收了我国自2010年以来在刑事证据制度改革领域取得的重要成果,与先前的证据规定形成了复杂的关系."新刑诉解释证据规定"逐渐形成了"总—分—总"的基本布局,呈现以证据裁判原则为基础、以证据种类为核心架构的制度样态.但"新刑诉解释证据规定"在体系化塑造的过程中也存在正当性不足、内部结构失调和规范效力冲突等隐忧,亟待在整体立法规划中加以进一步回应.     

论我国刑事证据法的转变

2012年《刑事诉讼法》关于刑事证据制度的诸多新规定,对于完善我国刑事证据法具有积极意义。为了促进我国刑事证据法更加科学、规范、文明,需要通过司法解释对《刑事诉讼法》关于刑事证据制度的规定予以进一步完善,以继续推动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重心从注重职权便利的需要向重视权利保障的转变、从注重证据形式向注重证据规则的转变、从着眼于细化证明标准向重视实现证明要求的程序规则的转变。     

法国刑事证据自由原则及其限制

法国刑事证据自由原则,即将证据能力与证据形式作一清楚切割,允许通过任何形式证明犯罪事实。证据形式自由与证据评估自由及法官依据内心确信裁判的伦理责任一道构成自由心证制度体系。法国证据自由原则历经古典时期的萌芽、中世纪的式微、法国大革命的确立及现代发展四个阶段。法国确立证据自由原则的合理依据是刑事诉讼的特殊属性、提高打击犯罪效率的需要及揭示案件真相的要求。合法性及正当性是对证据自由原则的限制。法国通过立法及判例规定了对主要取证手段的限制,如讯问犯罪嫌疑人、搜查与扣押、电信截听及诱惑侦查。程序无效制度保证限制的有效性,通过程序性制裁形成威慑力。正当性的灵活性及程序无效的偶发性使得法国在刑事证据上从加强“限制”重回“自由”,达成新的平衡。重视“实体真实”始终是法国刑事司法最为核心的价值,这不啻为中国当前完善刑事证据制度提供新的启发。     

刑民交叉案件中的证据使用问题——以刑事言词笔录为中心的阐释

刑民交叉案件中刑事言词笔录在民事诉讼中的使用不仅实践样态复杂,而且实务界的做法和理论界的观点也存在分歧。从证据法理和实务适用便利的双重角度考量,刑事言词笔录应该归属于报道性公文书证。陈述人是否出庭以及刑事言词笔录是否经过生效刑事裁判认定并非其证据资格条件,而应以相关性作为证据资格的判断标准。从防止刑事言词笔录效力在民事诉讼中扩张、保障当事人质证权的角度考量,法官对刑事言词笔录的形式证明力可适用推定规则,而对于实质证明力则需要通过民事质证程序,例外情形可通过替代当庭质证的方法进行审查,在此基础上依据心证认定。双方当事人均负有证明刑事言词笔录内容的具体举证责任,提出异议的一方当事人只需动摇法官心证即可,无须达到推翻刑事言词笔录内容的程度。     

域外刑事证据能力契约制度之比较研究

刑事证据能力契约是控辩双方以合意的形式赋予证人庭前证言笔录以及某些非法取得的证据以证据能力的制度。作为传闻规则例外的合意笔录、合意书证以及作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例外的＂污点消除＂是刑事证据能力契约的主要制度形态。某些国家或地区通过立法对刑事证据能力契约的成立和生效的实质要件、程序要件以及无效与撤回的条件及其后果等方面进行规制。刑事证据能力契约的法律性质、法律效果以及理论基础等问题,在理论上存在较大争议。     

我国建立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必要性探讨

证据开示制度是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审判模式的产物,是其诉讼程序中的重要一环.在不实行卷宗材料移送以及采用控辩两方举证的诉讼模式的国家中,该项制度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从我国的立法现状、现存法律制度存在的诸多缺陷等各个角度研究,我们可以发现,我国现行的司法实践对于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需要都是十分迫切的,在我国建立刑事证据开示制度是既符合我国现有法律规定,又符合司法实践的需要的.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建立,有利于机制冲突的解决、有利于实体公正的实现、有利于程序公正的实现更加有利于诉讼效率的提高.     

刑事诉讼中的图像电子证据初论

在日常生活和刑事诉讼过程中,电子形式的图像证据已经较为常见。对这种与传统的图像证据截然不同的新型证据形态,需要从证据规则、证明过程等角度进行新的探索。图像电子证据的证明能力和证明力的认定,具有鲜明的技术特征,离不开刑事鉴定和法庭科学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它为传统的证据规则和刑事证明理论提供了新鲜而又充满挑战的内容。     

构建我国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设想

刑事证据开示制度是刑事诉讼中实现控辩平衡对抗的重要制度。目的在于使控辩双方形成平等有效的对抗,实现刑事诉讼的公正和效率。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证据开示制度作了一些规定,特别是2012年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修正后,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构建又前进了一步,但我国并没有形成完善的刑事证据开示制度。在世界各国均承认证据开示的积极意义的趋势下,为尊重和保障人权,实现诉讼公正和效率,理应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证据开示制度。     

两个《规定》对刑事办案指导思想的重大突破

在多年来完善刑事证据制度、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广大民意的基础上,在不断揭露的重大刑事冤错案件的推动下,法律界期盼已久的有关刑事证据制度的司法文件终于以两院三部两个《规定》的形式于5月30日出台了。这是三年来中央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成果。近期法律界各方人士对这两个司法文件从多方面进行了解读。作为法学界的一员,     

实物证据的鉴真问题

中国新颁行的刑事证据规定确立了实物证据的鉴真制度。根据所要鉴别的实物证据的不同，鉴真有两个相对独立的含义：一是证明法庭上出示、宣读的某一实物证据，与举证方“所声称的那份实物证据”是一致的；二是证明法庭上所出示、播放的实物证据的内容，如实记录了实物证据的本来面目，反映了实物证据的真实情况。中国刑事证据规定尽管确立了“保管链条的证明”方法，但强调通过对各种“笔录类证据”的形式审查，来验证实物证据在来源、收集、提取、制作、保管等各个环节上的可靠性。刑事证据规定还针对物证、书证、视听资料和电子证据分别确立了鉴真规则。鉴真制度要得到有效的实施，需要司法改革的决策者在刑事审判方式改革、侦诉关系改革、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有效实施排除规则等方面做出进一步的努力。     

宋代众证定罪规则的历史考察与现代启示

宋代司法重视程序正义,在众证定罪之前,三次讯问之际,法司应向嫌犯出示书证、物证等证人证言以外的其他证据,传统众证定罪原则所强调的言词证据之间互相印证的既有模式因此发生变化。三问程序的创制,是古代言词证据规则的重要创新,实质上是对特殊人群免于刑讯特权的间接否定,即实施三问以后,嫌犯不再享有豁免掠治之特别关照。在三问前置、刑讯为辅的规则之下,宋代众证定罪证据规则经体系重构而实现自洽,对于改变以口供为中心的司法传统,构建各种证据相互印证的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