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补贴与反补贴协定》中“公共机构”的认定——以DS379案为视角

本文以中美双方措施案(DS379)中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对公共机构的认定入手,分析了公共机构的认定标准,即"政府控制"和"政府职能"标准,为我国应对此类问题提出改革以及应对策略。     

中美围绕国有企业的补贴提供者身份之争:以WTO相关案例为重点

在WTO争端解决案例中,中美围绕如何界定作为补贴提供者的“公共机构”展开法律论战.美国国内实践和中国诉美国“双反措施案”专家组倾向于“政府控制说”,而“双反措施案”上诉机构采用“政府权力说”,但所提出的“有意义的控制”要素仍引发新的争议.在“碳钢案”和中国诉美国“反补贴税案”上诉机构强调了“有意义的控制”仅是“政府权力”的一个证据,而非政府权力本身,并提出了更严格的证明标准.这为中方挑战美国对华反补贴的国有企业公共机构身份的新标准提供了更清晰的依据,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仍然给美国反补贴调查机构留下了空间.中方要认真研究美国可能形成的新做法,预判其与WTO规则和上诉机构意见的一致性,并积极考虑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中持续挑战这些新做法.     

条约解释初探——以DS379案为例

在WTO争端解决实践中,WTO争端解决机构的报告对WTO各涵盖协定进行了丰富的解释。中国诉美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争端解决案中,中国与美国围绕"公共机构"的认定这一问题展开激烈的辩驳。专家组与上诉机构采用近乎完全相同的条约解释方法,却对该问题作出截然不同的裁决。本文拟通过分析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报告中关于"公共机构"的法律解释,探求导致不同裁决的主要原因,以期对条约解释作出更为深入的理解。     

"大部制"改革的难点和条件

我们要冷静地看待"大部制"改革,尽管这一管理模式在国外有比较成功的经验,但在我国现行的体制下,究竟能不能十分有效,建立的过程中可能遇到哪些阻力,都值得我们关注.如,实行"大部制"管理后,一个部门的权力更大了,能不能建立起有效的权力约束机制?在执政党的机构设置方面,如何与政府的"大部制"进行对接,不重复、不重叠?还比如,在"大部制"管理模式下,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人大应该在机构的建设方面,如何加强对大部权力的监督和控制?在具体推进的过程中,"大部制"改革是一步到位,还是逐步改革,首先选择在哪些领域改革?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     

WTO法律解释“系统整合路径”的批判与重构——以“维护多边贸易合作”为基本立场

WTO法中存在一种贸易壁垒,即某些国内措施以增进非贸易价值为名行贸易保护之实。这些措施对WTO裁决机构的解释方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确保贸易价值与非贸易价值之间的平衡。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提出了"系统整合路径"的解释方法,然而,该方法为WTO法中引入其他领域的国际法规则提供了过大的灵活性,在WTO法律边界上为潜在的贸易保护和单边主义打开了缺口,进而对WTO多边体制构成威胁。对此,WTO裁决机构应当采取参与者视角的基本立场,维护WTO多边体制的有效性,从而为援引外部国际法规则解释WTO法设定标准。在此目的下,"显著性原则"涵盖于维护WTO多边体制有效性的内涵里,体现在WTO裁决机构的解释实践中,完成了对"系统整合路径"的重构。     

政府机构改革的宪法性思考

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深层原因是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高度集权的宪政秩序和权力结构特征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要求的不相融 ,因此 ,重新界定行政权范围 ,设计出能够保障行政权规范有效运行的权力结构 ,优化宪政秩序是当前政府机构改革的实质所在。行政权的正确定位需要来自立法权、司法权、公民权以及其他社会权利的支持与配合 ,所以应把政府机构改革纳入整个权力结构调整的大系统之中。在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的过程中要从宪政角度出发 ,加强三个方面的制度建设。     

俄罗斯行政改革考察与价值探寻

俄罗斯进行的行政机构改革对我国的政府机构改革具有借鉴意义,俄罗斯执行权力机构存在着主体性质模糊、中央与地方管辖范围不清、执行权力机构设置混乱、工作方式落后和公务员队伍素质低下等现状,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有制度上、观念上、思想文化上以及立法上多方面的因素。俄罗斯行政改革既顺应了国际发展趋势,又结合了本国特点。我国的政府机构改革应考察具体问题产生的原因,积极借鉴俄罗斯行政改革中本土与国际相结合的成功经验。     

试论WTO争端解决机构的法律解释权

根据WTO的规定,部长会议和总理事会拥有对WTO协定和多边贸易协议进行解释的专有权力;而专家组与上诉机构也可以在解决具体争端过程对WTO涵盖协议进行解释。作为争端解决报告的一部分,专家组与上诉机构的法律解释对争端当事方具有约束力。但由于WTO不存在严格的"遵循先例"原则,因此争端解决机构在特定案件中作出的法律解释在法律上也不具有先例效力;然而却具有事实上的先例效果。由于争端解决报告在事实上的先例效力,引发了关于争端解决机构"造法"的问题,有必要采取措施防止争端解决机构超越权限进行法律解释。     

地方政府之间合作的制度化协调——区域政府的法治化路径

为了解决跨地区性公共物品供给不足和跨地区性公共事务治理失灵等问题,需要建立地方政府制度化协调模式,即成立区域政府。与地方政府相比,区域政府在其属性、设立、功能、权力来源、经费来源、组织机构等方面具有特殊性,在解决跨区域问题方面有其优越性。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区域政府,要在借鉴其他国家先进的区域治理模式基础上,从区域立法机制、区域执法机制和区域司法机制的角度构建区域政府的基本框架。     

对我国县级政府机构改革的探讨

县级政府机构改革是我国政府机构改革序列之一,它的改革是一项复杂而又庞大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针对当前我国县级政府机构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本文提出了县级政府机构改革要达到的目标和坚持的原则以及县级政府机构改革的新思路.     

非政府组织提供公共产品有效性研究综述

我国当前处于改革开放的转型期,政府职能的转变以及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对我国非政府组织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改革下放权力推行"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正社分开"为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提供充足的发展空间。但是在我国对于非政府组织提供公共产品有效性的研究严重不足,本文结合了国内外关于该问题的研究现状,希望通过分析该问题的各个方面,总结出非政府组织提供公共产品有效性新的途径和方法。     

中国特色服务型政府建设路径探析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深化政府改革,如何建立一个能够"通过提供公共服务、改善公共管理、解决公共问题、制定公共政策,来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供服务"的服务型政府,是我国政治发展中一个不可回避且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从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现状出发,针对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就构建中国特色服务型政府的具体路径提出相关见解。     

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困境分析

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需要,我国地方政府为完善政府职能、明晰各部门权责、精简机构提升政府行政效率分别进行了数次机构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从数次改革中也能看出,在地方政府机构改革中仍然存在着一些"顽疾"。本文通过对这些症结的分析,来了解制约地方政府机构改革推进的原因。     

我国政府机构改革中行政权力调整的变动趋向

本文首先分析了机构改革中的行政权力问题,然后通过对新一轮机构改革中行政权力调 整的阐述,从中得出我国政府机构改革中行政权力调整的三大变动趋向:行政权力的合法性问题、行政权力的微观弱化与宏观强化、行政权力的上下分化与部分转化。最后指出由于政府机构改革本身的复杂性和外界种种因素制约,所以行政权力调整并不是一段时间内就能完成的,因此改革过程中还需要开发和利用其它政治资源来支持改革的顺利进行。     

论国有企业在ICSID的仲裁申请资格

国有企业想在ICSID中心提起投资仲裁,一方面必须是投资协定的“投资者”,另一方面必须是ICSID公约中的“国民”.“投资者”定义一般不明确排除国有企业,但从条约解释角度看,有些国有企业可能不具备“投资者”资格.ICSID公约并没有明确国有企业的“国民”资格.CSOB V.Slovak Republic一案采用Broches标准来判定,但该案对Broches标准的解读存在问题,应借鉴《责任草案》第5条和第8条,利用“授权政府权力”“具体行使该政府权力”“国家实际控制”三要件来判定Broches标准的两个要件.我国未来需要进一步强化对“具体行使政府权力”和“国家实际控制”要件的证据证明责任,防止欧美国家借此阻碍我国有企业利用ICSID仲裁解决投资争议.     

“入世”后我国规章立法的限制

人世后，按WTO规则的要求，我国中央政府负有保证有关WTO的法律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实施的责任。按照承诺，中央政府应及时撤销与WTO协议不符的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和其他措施，确保中央和地方立法及其他措施均符合WTO协议。笔者认为，在人世的新形势下，有必要重新审视我国的规章立法问题。、我国在加入WTO后将需要制定大量的实施性立法。实施性立法主要限于法律和行政法规，各部门无权自行对国内法律和国际条约的抵触问题作出解释。同时大量的行政法规、规章也要纳入司法审查。在新的形势下，必须调整和改革立法体制，建议减少或者取消政府和部门规章立法权限，将立法主要集中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省人大及其常委会三个层次上，除此之外宜作为执行解释的形式出现，要从制度上根本上清除行政审批问题。     

公共权力的结构特征及其效率

公共权力是行政效率微观研究的起点,它是政府组织结构的核心,是政府行政的内在驱动。公共权力的结构从一般意义上说是独立于特定的政治制度的,它具有一般性的结构特征,因而公共权力的效率问题也可以独立于特定政治制度采研究,而公共权力的分配方式与公共权力间的关系是由特定的国家政治制度决定的。因此,从公共权力结构的视角来研究公共权力的效率问题具有一般性,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当我们考虑从公共权力的分配与公共权力间的关系这一视角来分析和研究公共权力的效率问题时就必须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并在我国特定的政治制度框架内来分析和研究,不能照搬其他国家的模式。     

论WTO规则的法解释主体

享有WTO规则法定解释权的解释主体有四,即:部长级会议、总理事会、专家组、上诉机构。部长级会议和总理事会所享有的法律解释的专有权力与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法律解释权之间并无冲突。虽然根据《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部长级会议和总理事会对该《协定》和其他多边贸易协定拥有绝对的解释权,但是WTO规则的法律解释权事实上是由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在行使。     

从WTO争端解决机构的报告看条约解释问题

在中国诉美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争端解决案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中的＂公共机构＂的认定问题,WTO争端解决机构的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对该问题作出了截然不同的裁决。本文结合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报告,以及《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中对于条约解释的规定,就该案中对于＂公共机构＂的认定作出了系统的分析,提出了专家组在法律解释中出现的一些错误,并分析了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对于同一问题不同理解的原因。     

系统论视角下政府运行保障体制改革的历时性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运行保障体制由分散管理向集中管理转型。按照时间顺序可以将这一改革进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职能归口阶段,改革动力来自系统内行政体制和预算制度改革的要求,改革表现为政府运行保障经费、资产等相关职能的归口管理;第二阶段是机构建设阶段,改革的动力来自系统外公共舆论的推进和系统内党风廉政建设、行政权力减量改革和职能优化的要求,改革体现为各级政府机关事务管理机构的设立;第三阶段是界面重构阶段,改革的动力是系统外数字技术的发展,改革体现为技术应用带来的界面重组与部门职能强化。从系统论视角看,未来政府运行保障体制应完善系统内输入机制,规范职能机构设置,建立绩效考核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