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率先开展建立区县律师协会工作

为积极适应首都律师工作发展的需要，进一步完善北京市律师管理和服务体制，近日，北京市司法局出台了《关于建立区县律师协会进一步完善我市律师管理和服务体制的工作意见》（下称《意见》）。《意见》要求在我市符合条件的13个区县建立区县律师协会，并选定宣武区、昌平区作为试点，年内率先开展建立区县律师协会工作。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律师制度 司法部负责人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律师工作的意见》答记者问

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律师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国律师》杂志社记者就此采访了司法部负责人。     

进一步加强律师职业道德建设

正最近,司法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律师职业道德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进一步加强律师职业道德建设做出全面部署。《意见》指出,职业道德建设是律师队伍建设的重大问题,关系到律师工作的质量和生命。进一步加强律师职业道德建设,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重要措施,是推进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的必然要求,是建设高素质律师队伍的迫切需要。《意见》强调,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意见》)对意见》),     

解放军四总部联合下发《意见》 要求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军队律师工作

解放军四总部1月4日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军队律师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认真贯彻落实中办、国办转发的《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律师工作的意见》,深入扎实地做好军队律师工作,更好地为国防和军队建设科学发展提供法律服务保障。《意见》指出,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国防和军队建设主题主线,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国家和军队法律、法规,贯彻落实军委关于加强军队律师工作的指示要     

天津市律师协会关于进一步吸引人才发展律师队伍的意见

当前．天津的发展处于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进入了一个新的上升期。为把握和利用好新的上升期．进一步加强律师工作，市司法局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律师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从强化服务作用，加强队伍建设、规范行业监管等多个层面．对拓展和规范我市的律师法律服务进行了部署。根据《意见》的要求．为进一步吸引人才发展律师队伍．实现我市律师业更好更快地发展．现提出以下意见。     

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律师工作

最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在全国律师工作会议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律师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把握律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的定位,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律师制度,推进律师事业又好又快发展。司法部党组书记、     

审查逮捕听取律师意见工作实证分析——以A市检察机关为考察样本

最高检、公安部《关于审查逮捕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规定》确立了审查逮捕听取律师意见制度,2012年3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对该制度予以了确认.通过实证分析,当前听取律师意见工作存在比率过低、律师意见发挥作用不够充分、工作制度不够健全等问题,建议健全刑事侦查阶段的律师援助制度、强化保障律师执业刑事辩护的工作力度、从听取程序、核实证据、反馈意见等方面着力完善听取制度.     

全国律协深入推进律师队伍诚信建设

正以制度保障律师执业公开使诚信成为律师文化基石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继续推进律师队伍诚信建设,更好地发挥律师工作在法治中国建设和社会治理创新中的积极作用,树立律师队伍良好社会形象,针对当前律师行业诚信建设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全国律协近日制定下发了《全国律协关于深入推进律师队伍诚信建设的意见》(简称《意见》)。《意见》指出,诚信建设关系到律师全行业的兴衰成败,也关系到司法公信力和法治中国的建设。要     

“铁腕”投行之另一面

2020年新年第二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在执行工作中进一步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的意见》(以下简称《善意文明执行意见》)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关于深入推进律师参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律师参与执行意见》)两个司法文件及善意文明执行典型案例。     

深入推进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两点思考

<正>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出台的《关于进一步深化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将刑事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推向新阶段。当前,根据《意见》的规定和精神,针对试点工作中暴露出的律师资源不均、经费保障不足、工作衔接机制不畅等突出问题以及广泛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审查起诉阶段律师辩护和值班律师法律帮助提出了更高、更新要求,     

对未成年人犯罪寓罚于教的理论探讨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存在多种诱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不良因素,而未成年人正处于身体和智力的发展时期,他们什么都想知道,什么都想学,什么都想亲自去做,但由于他们的社会知识和生活经验所限,他们的认识能力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和表面性,容易养成不良品质和恶习劣迹,最终导致违法犯罪。对于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考虑到对他们未来的发展,为了让他们既能改过自新又能健康成长,在对他们进行惩罚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对他们进行教育、启发、感化以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的政策,这就是所谓寓罚于教。在管理过程中始终贯穿教育、感化、挽救的精神,从而达到治其心、治其本的目的。     

论诱惑侦查之合法性标准

诱惑侦查的核心问题之一即是其合法性的标准问题.本文在对国内外所提出的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标准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各个标准的利弊,提出了修正应立足客观,兼顾主观的标准,建立一种首先考察客观,然后考察主观的两步判断标准,以达到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权的目的.     

比较法视野下的遗产范围制度研究

作为继承客体的遗产,其范围的确定不仅涉及被继承人及遗产债权人的利益,且关乎其他继承制度的设计.囿于当时立法环境和立法技术,现行法关于遗产范围的规定不能反映现实之需,与公众继承习惯亦不相符.借鉴他国立法经验,尊重民情,重塑我国遗产范围制度.     

论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以一元推定主义为中心的理论探索

对于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问题,学术界长期以来众说纷纭。但通过一种形而下的还原性考察可以发现,罗马法及近现代范式民法其实既未采取绝对的一元主义,也不是纯粹的二元主义,而是以一元推定主义为共性,英美法亦不例外。我国立法尚有必要进一步契合一元推定主义的法理,妥善安排土地权利与建筑物权利的得丧变更,以保障秩序、自由、平等和效益等多元价值目标的协调。     

罗马法形式主义衰落的原因探析

早期罗马法极重形式主义,凡为法律行为必依一定形式进行,否则不具法律效力.形式重于实质内容是早期罗马法形式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但随着罗马社会的发展,罗马法的形式主义经历了一个由盛及衰的过程.从罗马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法对罗马法的影响及罗马民族的务实精神等方面对其衰落的原因作了系统的探讨.     

世纪之交的劳动法发展——一种全新的思维和开放的观念

人类进入20世纪末以来,世界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全球化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潮流,由此也给法律的发展带来了广阔前景,劳动法的立法和研究也因此而更加繁荣。在开放的社会和世界性的经济环境下,以一种新的思维和观念来研究和探讨劳动法律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论不服仲裁裁决应有之救济途径及其适用

对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之救济,是指在仲裁裁决作出后,若有关当事人对裁决不服,则依照法定程序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审查申请,进而通过司法程序对裁决予以处理的一种机制。在我国现有法律框架下,仲裁机构作出裁决后,当事人可以通过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和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两种方式来获得救济。本文在对仲裁裁决救济机制确立之依据从理论上予以阐释的基础之上,对我国现有机制运行之机理加以析明,最终得出结论:申请不予执行之途与理不合,须予删除;申请撤销在适用上亦存在缺陷,须予改进。     

“知青作家”的身份认同——“文革”后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历史起源研究

“知青作家”对于他们“革”中的“知青”身份有着强烈认同,而对作为“知青”前身的“红卫兵”身份却着意回避,这一方面意味着他们在刻意“剥离”其历史身份中的“革命”内涵,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历史反思的巨大局限,这一状况,与意识形态,历史转型以及他们的个人生命周期和身份认同历史均有重大关联。“知青作家”只有“正视”并且深刻反思其早期的“革命”身份,才能为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身份形象和话语体系的重建确立一个有效的前提。     

论C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

若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自身需求为依托,可以发现学界所认为的其存在的"缺陷"中有许多并非真正缺陷,如未将运用争端解决机制的主体扩展到私主体、临时仲裁庭的设计不合理、争端解决机制的执行力度及惩罚措施不适当等。而该争端解决机制在仲裁员回避、仲裁裁决形成方式及仲裁裁决的复核等方面确实存在不足,应当予以完善。     

Defining the Job of the Member of the Knesset

In Israel, as in other democracies, there is no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its parliamentarian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fusal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and the reasons why such a definition ought to be considered, both in Israel and elsewhere, even if the chances of doing so are slim. With regard to Israel, the main reason why a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Knesset members (MKs) is required is related first and foremost to three provisions of the Knesset Members’ Immunity, Rights and Duties Law of 1951. The issue of remuneration for MKs and the problem of mistrust in the Knesset are additional reasons. The article explores those elements of the job that have nevertheless been defined in Israel in a piecemeal fashion – both in terms of what the job excludes and what it includes. Some of these partial definitions appear in laws, the Knesset Rules of Procedure, and the Rules of Ethics for Members of the Knesset. However, the most significant definitions have been provid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verdicts of the High Court of Justice, which has on occasion been called upon to deal with various issues connected with MKs’ rights and immuni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