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玻璃酒瓶所致损伤特征的探讨

玻璃酒瓶所致损伤在法医实际检案中常可遇到，全面深入地掌握玻璃啤酒瓶的致伤特征，有助于我们对案件性质和嫌疑人情况进行准确的判断。     

298例耳损伤的法医学鉴定分析

本文统计了298例耳损伤的法医学鉴定资料,并对致伤物、损伤部位、损伤程度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旨在探讨耳损伤在法医学鉴定中的规律及特点。     

临床法医学交通事故损伤伤残评定168例分析

本文对2005～2006年受理的交通事故伤残评定资料进行分析，并根据其损伤特征、损伤部位以及与事故的关系等方面进行总结，旨在对道路交通事故活体损伤案例中损伤部位与伤残程度之间的关系等进行初探。     

法医活体检验鉴定失误原因探析

法医活体检验鉴定近年来日渐增多，其鉴定数量远远超过尸体剖验。刑事或民事案件中涉及被害人或被告人生理病理状态时，需要对活体（人身）进行检验鉴定。如损伤程度、损伤部位、性状、成伤机制、损伤时间、成伤凶器认定、损伤后果，劳动能力丧失程度，是否诈病或造作病、...     

1178例损伤鉴定分析

目的:探讨损伤的发生与季节、休息日、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及致伤方式方面的关系。方法:对1178例损伤病例分别从季节、休息日、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及致伤方式几个方面进行统计。结果:损伤病例资料显示,损伤案件在夏秋季节与冬春季节存在显著差异,P<0.01;休息日与正常工作日存在显著差异,P<0.01;男女之间、青壮年与其他年龄段之间存在显著差异,P<0.01;初中、小学、文盲、高中文化程度与大学文化之间存在显著差异,P<0.01;致伤方式以拳脚方式与其他方式存在显著差异,P<0.01,伤情程度以轻微伤为主。而轻伤以上案例则以管制刀具、酒瓶比例较大。结论:损伤案件多发于气温较高及娱乐时段,以青年男性为主,且损伤群体文化程度偏低,损伤以轻微伤为主,以拳脚最为常见,但相对严重的损伤则以管制刀具、酒瓶等工具为主。     

杀人后切割性器官并取走内脏器官案件的检验与分析

在法医学检案中,经常会遇到杀人后对尸体增加损伤的个案,如杀人碎尸、杀人焚尸等,但杀人后切割性器官、切开胸腹腔取走部分脏器的行为实属罕见,笔者在检案实践中曾遇到的一例,现报道如下。     

损伤致剖胸探查后的法医学鉴定

随着科学技术及医疗水平的发展,由于胸部的损伤导致剖胸探查治疗的病例越来越多,成为临床法医学鉴定中经常要面对的问题,而《人体重伤鉴定标准》(以下简称《标准》)缺乏相应的条款进行规定,以致在实际工作中,对于胸部损伤在医院进行剖胸探查治疗后的伤者的伤势程度究竟应不应该评定为重伤的问题,往往引起检案法医的争执,难以有统一的认识。笔者认为,对于剖胸探查的伤者的法医学鉴定,不能一概而论,应视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一、案例案例一:林某,被他人钝性外力致伤右胸部等处,X线拍片示右侧第三至六肋骨折,右侧胸腔积血。在医院行手术剖胸…     

21例外伤性脊髓空洞症的临床法医学鉴定分析

探讨外伤性脊髓空洞症的法医学鉴定方法及发生机制。统计分析21例外伤性脊髓空洞症案例的年龄、性别、致伤原因、损伤部位及类型、影像学检查结果、临床症状。本组统计显示外伤性脊髓空洞症多见于青壮年男性；脊柱损伤部位以T12爆裂型骨折多见；其临床症状以疼痛及下肢肌力减退多见；确诊时间为伤后6至30个月，空洞形状呈圆形6例，椭圆形11例，不规则形4例，18例呈单厉性，3例呈多房性；空洞位置多与脊椎损伤节段一致。本次统计分析对外伤性脊髓空洞的法医学鉴定有一定的帮助。     

浅析活体损伤法医学鉴定及应注意的问题

随着我国法制化建设的不断加强,司法实践已对活体损伤法医学鉴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使活体损伤的法医学鉴定真正实现依法、客观、公正、科学,就必须要正确理解和运用法律规范,严格活体损伤鉴定程序,遵循活体损伤鉴定基本原则和依据,了解相关因素及其注意事项,熟练掌握检验鉴定的基本方法技能。以严谨求实的态度和高度负责的精神,综合分析、深入研判活体损伤鉴定相关问题,才能确保活体损伤鉴定质量,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人体头颅损伤中钝性致伤物模型的建立及应用

人体头部损伤检验中,钝性致伤物的推断是法医损伤检验的难点之一。可以通过建立头颅钝性致伤物的模型,对钝性致伤物的致伤作用、方式及相关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并结合头颅受损的具体情况来推断钝性致伤物的种类。     

从两例抓伤案例析法医学鉴定在侦查破案中的作用

抓伤是法医检验中常见而较难固定的损伤之一,由于抓伤形成的特殊性以及人身体暴露的特异性,抓伤在部位上常表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如果能及时依据皮肤的生理特点,受伤后的皮肤形态、方向以及随时间变化的规律性,常常能为侦查提供重要的证据,特别是对犯罪嫌疑人编造的开脱性异位解释的驳斥,对彻底攻破其心理防线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论目的解释的主观性和客观性

目的解释是用探求目的的方法厘清冲突法律的关系,或者填补法律的漏洞。针对目的解释,存在激烈的争论,有的学者认为其主观性太大,容易导致法官过度能动,损害法律的权威;而有的学者则从目的解释的积极意义出发,全力维护目的解释。尽管各家有这样那样的分歧,但总的原则都是在维护法律解释的客观性,不允许解释者独断专行,将自己的意志作为法律,进行裁判。但是,作为法律解释方法之一的目的解释,尽管其探求的目的标榜是客观的,而不是法官个人的恣意,我们也不能、也不应该将目的解释的探究对象仅仅指向客观的目的。实际上,目的解释的主客观性就表现在其探究的对象(目的)的性质,而这个对象(目的)既具有主观性,又具有客观性。     

人口流动背景下的城市女性务工人员活动空间探究--以J市为例

调查分析发现，当前中国沿海城市女性流动务工人员大多在中低端服务行业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企业工作，在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工作的比例大大高于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人力资本因素是阻碍女性外来务工人员职业获得和转换的重要因素。她们居住空间的分布受就业地点、生活成本、所在城市人口政策的影响较为明显。其居住方式以自己租房为主，其中无配偶者，用人单位提供住房的比例较大；有配偶者，绝大多数与配偶同住。其业余生活较之其他行业的同龄人更为单调，社交范围面窄而且群体同质性较强，文化因素限制了其社交圈子的扩大，她们寻找职业的途径主要是靠熟人介绍。其健康保健意识不是很强。当地提供给她们的就业门路，大多是家政、护理之类的非正规行业，在社会角色上明显处于弱势而且缺乏相应的维权手段，其社会地位亟待得到提升。     

铁路旅客损害赔偿的法律思考

铁路客运未尽安全保障职责,致使旅客遭受第三人侵害的,铁路方应当是直接赔付义务的主体,要承担合理的补偿。建议撤销滞后的《铁路旅客人身伤害及自带行李损失事故处理办法》,赔偿标准可借鉴《民法通则》相关法律规定,以平衡铁路旅客损害赔偿与其他人身损害赔偿幅度之间的关系。     

犯罪被害人与犯罪被害预防

犯罪被害人是指受到犯罪人犯罪侵害遭到损害的人,具有犯罪被害性、犯罪和被害的互动性,有时还具有可罚性或可责性。犯罪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存在无关联和有关联两大模式。从生理分布看,一般男性比女性易被害,青少年比成年人易被害;从时间分布看,深夜和每年的10-12月被害的比例最高。犯罪被害预防有社会被害预防、群体被害预防、个体被害预防三个层次和被害前预防、被害中预防和被害后预防三个阶段。     

从代际更替的角度看潜在的新生代浙商培育

浙商转型与浙商的代际更替紧密联系,老一代浙商创业者将在今后的一二十年时间内完全退出历史舞台,文章提出接替他们的新浙商群体的主体部分不是“富二代”,而是崛起中的草根创业者。潜在的新生代浙商群体具有明显的“代特征”,即生活条件优越化,人力资本知识化,自我定位主流化。与老一代浙商相比,潜在的新生代浙商成长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在物质环境方面发生了从“山多地少”、“条件恶劣”到“衣食无忧”、“分层明显”的变化;知识环境方面发生了从“农民出身”、“艺工起家”到“读书学习”、“知识经济”的变化;群体意识环境方面发生了从“边缘生存”、“模仿创新”到“融入主流”、“网络时代”的变化。潜在的新生代浙商培育需要在变化的环境中因势利导。     

居民消费物价上涨对城市低收入人口生活的影响研究

我国居民消费价格从 2 0 0 3年 1月由负转正后 2 1个月上升 ,且主要由于粮食和副食品价格大幅度上涨所致 ,并已对城市低收入人口的生活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本文分析了城市低收入人口的生活状况及物价上涨对其生活带来的不利影响 ,认为必须采取措施 ,对城市低收入人口实施物价补贴 ,以使其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134起伤害犯罪案件的实证研究

伤害犯罪是一种常见多发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危害社会治安的暴力犯罪。当前伤害犯罪特点有:波浪式上升、多数发生在熟人之间、被害原因以琐事纠纷为主、被告人以初中以下文化程度19—35岁的男性农民为主等。预防伤害犯罪需要加强对农民教育;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化解矛盾的作用;广泛地推广复和方式。     

男职工生育保险待遇问题的探讨

生育保险,一般是指国家通过立法对怀孕、分娩的女职工给予生活保障和物质帮助的社会保险制度。但是并非只有女职工才是享受生育保险待遇的唯一主体,男职工也是生育保险待遇的享受主体之一。结合我国很多地方立法已经赋予男职工享受生育保险待遇的权利的实际,并借鉴国外立法经验,我国应当在国家层面的立法中赋予男职工享受生育保险待遇的权利。     

个体型恐怖犯罪刍议

个体型恐怖犯罪是我国在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新型犯罪形式,其基本特点是犯罪主体多为农村和城市中受到不公正对待的边缘人,犯罪成本极低但危害后果极大,具有强烈的恐怖性,犯罪目的在于借滥杀无辜以引起社会关注的方式表达诉求。应当有针对性地采取畅通公民意愿表达和利益诉求渠道、消除公务化暴力、降低公民维权成本和增设终身监禁刑等对策加以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