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波动对FDI流入量影响的实证分析——以中美1980年——2004年数据为例

本文利用协整检验和VEC模型因果关系检验对中美两国宏观经济和FDI流入量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深入研究。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宏观经济的变动影响FDI流入量,并在短期和长期内存在相互关系。由于国别差别,影响FDI流入量的指标也不一致;就影响效力而言,发达国家的宏观经济指标外生性较强,而发展国家的宏观经济指标内生性较强。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研究——基于VAR和协整检验的实证分析

采用1990-2011年各产业FDI与各产业增加值的时间序列数据,通过VAR模型、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VEC）等计量工具实证研究我国各产业FDI对各产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各产业增长主要得益于经济增长的惯性,FDI对各产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存在差异;短期内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会推动第一产业增长,但长期内FDI增长不能成为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经济增长的原因;长期内FDI增长能成为第二产业经济增长的原因,但FDI对第二产业增长的拉动作用需要一个很长的阶段才能实现;从吸收外资能力来看,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吸收外资的能力较强。     

FDI对经济开放性的间接促进作用

FDI（即“外商直接投资”）不仅能够通过增加出口 GDP 占比的方式直接影响一国经济的开放性，而且能够通过技术外溢、信息外溢、加剧市场竞争、引发产业集聚等途径对经济开放性产生间接促进作用。FDI 企业的自身特征、东道国宏观经济背景，以及内资企业状况等，都会对这种“间接效应”产生影响。就我国而言，充分发挥 FDI 的间接促进作用，一要调整引资政策，提升FDI质量，二要构建更开放、成熟的市场体系，三要推进内资企业人事和薪酬制度改革，四要加强内资与外资企业间的产业联系，五要培育开放型产业集群。     

我国证券市场与宏观经济波动的协同性考察

波动性是证券市场和宏观经济共同的数据特征,从理论上讲,股市是宏观经济的指示器,两者的波动性具有高度的协同性。本文拟通过我国资本市场的月度数据和季度数据,对我国证券市场波动性与我国宏观经济波动性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以进一步测试两者之间的相关程度。研究表明:我国证券市场对GDP有着较强的冲击作用,而GDP对证券市场的冲击作用较弱;我国证券市场波动超前了GDP两个季度,已经逐渐成为我宏观经济的先行指标和指示器。为此,要促进我国证券市场和宏观经济的稳定,必须加强相应的制度,强化证券市场与宏观经济的协调与良性互动。     

FDI对经济增长的VAR模型分析——基于山东省的实证研究

通过建立一个VAR模型,对山东省GDP和FDI近20年的数据进行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分析,结果发现两者之间存在协整关系——FDI每增长1％ GDP将增加0.41％,短期误差修正系数为3％.通过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进一步分析,结果显示GDP和FDI对促进山东省经济增长均具有显著的长期效应,但是对促进FDI流入的效应则不断减弱；FDI对山东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到20％,山东省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内生增长机制.     

外资银行进入对中国FDI流入影响研究

本文利用2008—2018年间的数据实证检验了外资银行进入对中国FDI的影响,结果显示,外资银行进入通过产业关联、降低信息不对称和融资成本等显著促进了中国FDI流入。考虑内生性问题及经过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提高中国利用FDI水平应注重发挥银行业开放对FDI的带动作用。     

FDI出口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分析

作为FDI(外商直接投资)相关经济活动对东道国内资企业出口所产生的外部性,FDI出口溢出效应的作用效果会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既包括FDI的形成途径、产品市场定位、跨国公司对东道国进行直接投资的原因、FDI与内资企业的联系程度等FDI的自身特征因素,以及技术水平、出口目标市场的状况、获取FDI各种溢出信息的能力等内资企业自身的因素,也包括外资政策、对内资企业出口的金融支持状况、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知识产权保护和基础设施状况等东道国的宏观经济因素。由于各国在某些因素上的差异,使得FDI的出口溢出效应表现出一定的异质性。     

FDI的技术外溢：基于中部地区的实证研究

本文首先对FDI的技术外溢的途径进行了分析，在实证部分，我们借鉴Feder的两部门模型，利用中部六省1997—2004年的面板数据对我国中部地区FDI的“技术外溢效应”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中部地区FDI并没有产生明显的“技术外溢效应”，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劳动力和资本的投入，属粗放型增长方式。     

安徽省贸易投资一体化实证分析

80年代以来,安徽省国际贸易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I）迅猛发展。该文利用协整检验（Co-integra-tionTest）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方法,运用安徽省1985-2008年数据检验了国际贸易与FDI之间的长期相互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安徽省国际国际贸易与FDI之间的关系是贸易投资一体化。在此基础上,提出安徽省应该注重国际贸易投资政策的协同关系。     

诺贝尔奖新贵给我们的启示

2011年10月10日，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宣布：美国纽约大学教授托马斯·萨金特、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克里斯托弗。西姆斯，因对宏观经济影响的研究获得年度经济学奖。这是继2004年和2006年，宏观经济学者在新世纪中第三次获得诺贝尔奖。这两位学者针对宏观政策对经济的影响进行了一系列研究，两人之中的西姆斯教授更偏重于数据分析方法的研究，技术性较强。今天我们主要探讨萨金特教授的学术思想及其对现实的指导意义。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基于动态分布滞后模型

基于1990-2013年间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和GDP时间序列,通过构建动态分布滞后模型测量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利用效率以及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影响的效应的分析表明:FDI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存在着较强的时滞效应。FDI对GDP的总贡献为0.74%-0.84%,FDI发挥总效应的一半需10.43年。我国应鼓励FDI建设总部经济,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全面提升人力资本,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鼓励创新,加速FDI溢出效应的产生,促进FDI对我国经济增长作用的发挥。     

区域金融失衡指数的构建及其应用

以银行利差水平、固定资产投资水平、房地产价格水平和股票价格水平为基础指标构建区域金融失衡指数，然后根据省际数据对金融失衡指数进行应用模拟和有效性检验。研究表明：区域金融失衡指数可以有效描述区域经济周期中的金融失衡状态，且相对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具有一定的领先性，是预判金融危机和宏观经济失衡的先行指标；该指数的结构维度指明了治理金融失衡的基本取向，但具体应用时应将综合失衡指数和分项失衡指数相结合，并注意合宜政策调控工具、调控时间窗口和调控力度的科学配置。     

天下

国际发展中国家外资流入量首超发达国家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的《2011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1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上升5%,达到1.24万亿美元。发展中经济体受内部需求强劲、经济加速增长和南南投资上扬影响,2010年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上升12%,达5740亿美元,占当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总     

中国利用FDI质量的评价标准研究

在评价现有利用FDI质量评价标准的基础上，从引进FDI获得收益的角度提出中国利用FDI质量评价标准，评价中国利用FDI质量的标准可从FDI的质量和对引进FDI的利用绩效两方面确立；前者包括技术含量、R＆D的比例、结构、项目规模、实际FDI的到位率、管理水平，后者包括溢出效应、产业结构优化及关联效应、对经济增长和质量提升的影响、净资本形成效应、就业效应、税收贡献和负外部效应。     

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FDI规模的影响与应对措施

改革开放以来，FDI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出口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导致了我国FDI规模下降，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对外贸易，因此提高中国FDI的规模和质量，增强FDI对中国市场环境的信心．拓宽招商引资的渠道，加强对FDI流向的调控和监管，将有利于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经济增长和对外贸易的冲击。     

中国FDI区位选择影响因素变化的实证分析——基于1984-2012年的城市数据

基于1984-2012年186个地级市的视角,对全国城市数据分析的结果表明:优惠政策、劳动力成本、劳动力素质以及市场规模这四大因素在整个时期始终呈现对FDI区位选择的正向影响,且影响程度不断加大;环境因素从2002年开始才表现出对FDI区位选择的负向影响;基础设施从1992年开始表现出对FDI区位选择的正向作用;市场增长潜力的作用在整个时期都不显著。随后,从优惠政策、制度建设、人力资本等多方面提出全面改善自身区位因素,增强FDI吸引和利用能力的政策建议。     

技术寻求型FDI与技术利用型FDI：基于经济效率的对比分析

近30年来，技术寻求型对外投资日益成为新的趋势。借鉴对外投资相关理论，构建由企业、消费者、政府三方参与的两阶段博弈模型，对比技术寻求FDI和技术利用型FDI对经济效率和社会福利的不同影响，模型得出的结论是：从长期来看，在吸收能力和传导能力足够强的条件下，技术寻求型FDI对国内经济效率的正面影响更大，福利水平更高，政府的扶持力度也应更大。     

FDI与山东省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从资金积累、扩大进出口和促进就业三个方面看FDI对山东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通过建立一个模型,考察山东省外商直接投资（FDI）与经济增长（人均GDP）二者之间的关系,即用人均GDP作为内生变量,FDI作为外生变量,检验FDI对人均GDP的作用,考察二者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并估量出FDI对人均GDP长期和短期贡献值的大小。     

不同经济环境下企业间关系质量的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通过收集国内企业的相关数据，在控制宏观经济环境变量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关系专用性投资、关系认知、企业间信任等变量对我国企业间关系质量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给出了相关的结论与建议。     

环境规制与FDI区域非均衡增长研究

利用我国2000-2010年的省域面板数据,运用综合指数法构建环境规制指标,并建立考虑第三方效应的空间计量模型,分别从全国范围及东中西部地区着重考察本地区及周边地区环境规制水平对FDI区位分布的影响渠道及影响效应。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考虑了空间第三方效应,具体考察不同地区的各传统变量在对FDI区位分布影响效应的差异。实证研究结果发现,环境规制对我国FDI区域分布的影响呈U形曲线特征,东部地区的环境规制拐点远高于中西部地区,目前我国中西部地区早已到达U形曲线的右边,而东部地区是近两年才陆续到达环境规制的拐点。而且,我国FDI的区位分布存在显著的空间第三方效应,周边地区的环境规制对当地FDI的影响呈倒U形曲线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