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危机与政府治理模式变革——以复杂适应系统理论(CAS)为研究视角

进入新世纪以来,突发公共事件频繁出现,使得如何有效预防和化解公共危机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和学界关注的焦点.本文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CAS)的视角,剖析我国传统政府治理模式在现代危机管理中的体制性弊端,提出建构适应外部复杂动态环境,政府主导,非政府组织、企业组织和公众合作互动的协同治理模式,以达成充分整合公共权力与社会资本,"合力共治"公共危机的良好局面.     

权力分工制度与权力清单制度:当代中国特色权力运行机制的建构

权力制约模式可分为结构性权力制约模式与功能性权力制约模式两种,前者建构框架性制度结构,体现政治制度的性质,并日益退隐到幕后,而后者建构操作层次,成为运行机制,体现政治制度的质量。当代中国建构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结构性权力制约模式,并在努力探索建构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这一功能性权力制约模式,从而实现对权力运行机制的中国特色式建构。中国特色权力运行机制的内核包括两大内容:一个是"说‘不’的权力分工制度",即在集体领导与分工负责制基础上的"副职分管、正职监管、集体领导、民主决策"的新型权力运行机制;另一个是"说‘是’的权力清单制度",即"法无授权不可为"的新型权力运行机制。建构中国特色权力运行机制的最大意义,在于通过功能性权力制约模式的再造,带动结构性权力制约模式的再造,最终实现权力制约模式的中国式创新。     

制度化、生态化与大众化反腐模式的自觉建构

在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上,有效预防和惩治党内腐败,实现腐败的标本兼治,建设廉洁政治,我们党就必须自觉建构和牢固确立制度化、生态化与大众化反腐模式。制度化反腐模式强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通过制度来约束权力。生态化反腐模式强调反腐倡廉须在集约化和系统化的原则下追求综合效益,达到内生态与外生态的良性互动。大众化反腐模式强调让反腐倡廉的主体——人民大众真正归位,成为"价值层面的主体",并发挥他们的主体性、能动性和自觉性,形成"大众参与、大众负责、大众监督"的反腐倡廉氛围。这三种模式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相互配合协作的关系。将三者有效地融合并统一于党的反腐倡廉建设全过程,是我们党治理腐败的根本之道。     

双向建构：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的逻辑与现实

从建构主义出发,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关系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双向建构中生成的.逻辑上,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总是不断地从对抗走向统一,趋向由不良的结构螺旋上升为良性结构.由于现代社会需求的多元化,政府公共事务"不可治理性"的增强,以及资源的"外部限制"与"外部依赖",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只能改变原有认知,在合作中寻求发展.现实中,我国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主要有非对称依赖模式、符号工具模式和合作伙伴模式三种.虽然目前双方的合作关系还处于初级阶段,但只要双方在公共利益的指引下坚持双向沟通、反思抽象、内外协调、积极行动,就能够在"平衡一不平衡一平衡"的螺旋发展中不断接近构建合作伙伴关系的目标.     

“超行政治理”:党建引领的基层治理逻辑与工作路径

当前,行政化治理导致基层社会陷入“行政有效,治理无效”的治理危机,表现为治理碎片化、治理封闭化和治理等级化。需要打破行政科层组织的结构性壁垒,破解行政化治理造成的基层治理困境。执政党通过发挥政党的组织和政治优势,依托政党的政治整合功能和社会整合功能,促进治理与服务的有效融合,在基层治理场域形成了一种强调政党引领的“超行政治理”模式。与政府主导的行政化治理相比较,政党引领下的“超行政治理”以基础性权力为基础,依托政党权威,实现治理效能提升。具体而言,“超行政治理”通过三种治理机制展开运作。第一,运用党建的空间塑造功能推动组织整合,建构基层共治平台;第二,依靠政治引领功能促进价值整合,实现话语转换;第三,通过社会动员功能助推社会建构,再造社区团结。“超行政治理”以其政治整合和社会建构的工作逻辑,在基层治理场域推动了治理主体的跨组织协同、治理价值的共识维护以及治理权威的社会化建构。     

现代政党执政方式比较

一、现代政党的执政模式 1、以苏联为代表的一党执政模式.社会主义国家在理论和法律上认为议会(苏联称苏维埃,我国称人民代表大会,罗马尼亚称大国民议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但是实际上,国家最高权力中心却属于党中央,从而形成"一党执政双重领导"的执政模式.国家机关从上到下自成体系,党的组织也从上到下自成体系.这不仅表现在党对政权的纵向领导,而且表现在同一权力层上的横向领导.在苏联,     

实现权力与利益的整合提高地方政府的行政能力

加强对权力和利益的整合,实现权力共享与利益的分享,提高地方政府构建和谐社会的行政能力和管理水平,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也是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地方政府应面对利益多元化的现实,建立整合利益关系与权力共享机制,发展多元的社会结构,使地方政府的治理模式由单中心的治理模式向网络综合治理转变,从而提高地方政府行政能力,建立健全以利益协调为核心的社会整合机制,平衡、整合社会各阶层的利益。     

提高党的社会整合能力

党的社会整合功能的高效发挥是党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长期执政的基础。当前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给党的社会整合带来了一系列的挑战和压力,要从思想价值观念、组织动员、方针政策、制度法律和体制机制等方面进行改革创新,提高新形势下党的社会整合能力。     

政社合作与国家能力建设——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考察

基层政府因服务能力不足而陷入"责能困境",并尝试性地以"政社合作"等社会管理创新推进国家能力建设。本文在国家能力建设理论视角下解释政社合作的深层逻辑。对"凯益荟"的个案研究发现,社会结构转型及居民诉求变化使得政府对社会组织拥有共容利益,为政社合作奠定了结构性基础;理性政府则根据社会组织的能力类型建构合作策略:社会组织分为自我保护型与专业服务型,政府分别以"孵化性赋能策略"激发自我服务能力与"竞争性购买策略"吸纳专业服务能力。政社合作使国家能力之服务能力得到了建制性增长,合作网络为国家权力渗透社会、资源动员及机制整合提供了枢纽性平台,社会组织借机也获得合法性、生存资源及活动空间。因此,政社合作网络演变成国家能力建设与社会组织发展的共生场域,使国家权力与社会自治保持有机团结。本文创新点在于从国家能力建设解释政社合作的动力、策略及趋势,丰富了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理论视角。     

精准扶贫背景下国家权力与村民自治的“共栖”

国家权力与村民自治的"共栖"是精准扶贫背景下国家权力以项目资源和官员下派等方式整合进入乡村带来的乡村社会治理变化。本文从"国家中心""社会中心""社会中的国家"三个视角梳理国家权力与村民自治的关系,以此作为解释"共栖"的理论起点。本文发现国家权力重新回归乡村社会对乡村基层治理产生了结构性影响,即国家权力下沉与村民自治并不是此消彼长的互斥关系,而是协调共生的"共栖"关系。乡村社会变迁并非单向过程,而是国家权力和乡村社会回应之间持续互动的结果。精准扶贫过程中贫困户识别和退出、产业引入和发展以及帮扶资源的分配和监督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乡村内部发展,带来我国村民自治的新实践。"共栖"概念反映了我国乡村社会协调治理模式的探索,对村民自治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论服务型政府建设中行政人格的建构

因应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需要,社会治理将服务型政府建设推向了前台,以行动者现身的行政人员人格的独立性诉求及其建构日益凸显。传统的人格研究主要从属于心理学和伦理学研究范式,在社会历史的意义上都是一种静态研究。服务型政府建设中的行政人格研究有必要在借鉴心理学和伦理学研究的基础上,突破从内到外或从外到内的具体推导,纳入历史和现实维度,动态地从制度、组织、文化等角度分析影响行政人格建构的主要社会因素。从现有研究文献来看,这些社会因素可进一步归纳为关系(人身、权力)、工作(规则、效率)和信仰(信任、服务)。在人类社会治理的不同历史阶段,这些因素在行政人格的建构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服务型政府建设中,在制度化道德的社会整合下,关系、工作和信仰因素发生了实质性变化,行政人格建构也将实现从“制度→组织→个体”之单环建构向“个体?组织?制度”之双环建构的转变。     

社会治理跨越与政府服务锲入

社会治理是多元主体参与、相互协同协力、共同解决社会问题的建构过程,从政府独治、督治,经过协商、参与、协同的探索,逐渐走向政府与社会的合作模式。社会治理主体结构的模式转换,意味着社会独立性、主体性的逐渐到位。如果说,在协商、参与、协同模式中政府角色仍然处于主导地位,那么,在合作模式中政府与社会将归于主体地位平等,这需要在实体范畴实现"倒置",即政府在理念中更新换位,在姿态上放下身段,在行为中创新服务介入,从而实现党的以人为本的政治宗旨。     

民间组织的政治意义:社会建构方式转型与执政逻辑调整

民间组织的兴起,深刻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建构方式,使中国原有的组织化社会的社会建构体系面临社会组织化的社会建构体系挑战。两种社会建构体系的协调与共存直接关系中国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在组织化社会的社会建构中,中国共产党是核心主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日益兴起的民间组织,中国共产党要在社会组织化的社会建构中依然具有领导力,起核心作用,就必须调整自己的组织与功能,以保持党的组织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协调与适应。     

外部嵌入与内生整合:乡村政治生态优化的路径指向

乡村政治生态是乡村治理的环境基础,建构良性的乡村政治生态系统是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实施的重要保障。从权力、制度、文化和组织四个维度分析嬗变后乡村政治生态的现实形态,发现后农业税时代乡镇基层政权的"悬浮"和乡村社会环境的变化是造成乡村政治生态嬗变的主要原因。对此,应以外部嵌入与内生整合为指向,嵌入外部力量,健全村民基层自治;构筑多方联动,填补权力监督真空;强化党性修养,提升基层党建质量;挖掘优秀文化,净化政治生态环境;全面依法治村,完善农村法治体系,以优化乡村政治生态。     

“制约-监督”均衡理念下的反腐败权力运行机制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廉政治理现代化成为了反腐败工作的新目标。这就需要建构基于制约与监督均衡的控权模式,构建"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惩防依法,监督有力"的国家廉政治理体系。基于"制约-监督"均衡理念下的反腐败权力运行机制具有体制适应性、功能协同性、操作可行性与效果持久性的基本特点,可以在战略层控制、策略层控制与技术层控制的基础上建构多层协同的反腐败权力结构与运行机制。     

环境置换与功能调适:中国共产党社会整合功能提升的内在逻辑

作为现代政治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政党社会整合功能的发挥对形成统一性和一体化的利益共同体、社会秩序的建构和社会矛盾的消解意义深远。政党社会整合功能的有效运作有赖于利益关系的综合协调和权力结构的规范演变,并促推政党自身的变革转型和现代化。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关键期,快速的社会变迁和结构调整,其带来的环境置换让中国共产党处于一个全新的活动空间之中,特别是随着体制内在的结构要素、组织体系、运行模式的转变,传统时期的社会整合的方式和作用范围日益受到局限和制约。面对日益开放和分化加剧的现实中国,中国共产党社会整合功能的积极发挥有赖于自身功能的转换和调适。这个转换和调适的过程贯穿于党(执政党)的领导和执政、价值意义、整合机制、组织创新的全部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走向现代化政党、全面自我提升和再造的过程。     

论社会公正与政府的公共性

公正与效率是社会和谐发展的两个基本价值维度。市场经济能实现社会的高效率,但不会自发地实现社会的公正。实现社会公正是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是政府公共性的本质规定。一个和谐发展的社会应建构"市场经济实现社会效率,政府权力维护社会公正"的社会合作模式。     

从“行政化”到“社会化”——创新城市社区党建领导方式

传统“单位制”党建模式，依赖行政权力控制工作，形成了行政化的政党领导方式。发展市场经济以来，产生了若干无法依托行政权力开展工作的社会组织和人群，迫切需要政党回归社会功能，探索实现社会功能的有效途径。     

政府决策与新型智库知识生产的良性互动——基于社会建构主义视角的研究

新型智库在理论上被定位为既是具有市场比较优势的专业知识生产者与组织者,又是相对独立的"权力-知识"的中介者。然而,在现实中,大多数智库局限于自我场域中,缺乏稳定的制度性渠道来影响相关的政策制定,少数智库则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为政策出台做注脚的"迎合化"倾向,"独立性"不足,原因在于忽视了政府与智库自身所具有的社会建构属性。通过社会建构主义视角的引入,政府与新型智库需要改变原有的认知结构,在良性互动中寻求发展。这种互动是一个"去中心化"过程,它依赖于互动双方"外部限制"与"内部依赖"两种机能的相对平衡。这既需要在宏观上构建"共景政府",提升新型智库核心竞争力并保持其独立性,以及通过社会情景的制约或激励,推动政府与智库双方的连续建构和螺旋发展;又需要在微观上建立中国特色"旋转门"机制、转化性领导机制和组织学习机制,以实现行动意向性和行动结果的可能性统一。在宏观结构和微观行为的双重建构下,理性化的政策制定将在政府与新型智库的良性互动中展开。     

党内民主与中国共产党利益整合功能的加强

社会利益整合是政党执政的普遍规律。阶层分化使中国共产党利益整合面临新形势和新考验。遵 循执政党执政的一般规律,中国共产党必须探寻新的利益整合路径,而加强党内民主建设,是新形势下中国共 产党从自身建设出发加强执政党利益整合功能的科学依赖和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