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公共事件中的农民价值观念分析

近三年来,在村庄公共事件中,农民的民主、公正、信任、效率等价值观念进步明显。通过问卷调查、观察走访和深度访谈发现,农民的民主诉求日趋强烈,但形成完善的民主机制尚需要其他条件的支持;农民一视同仁意义上的公正观先行,可能催生公正的制度安排,亦可能伴生特殊的公正观甚至调动不满情绪;农民对政府和村两委的整体信任度呈上升趋势,但认知与期待之间出现了明显的断裂;农民的效率诉求日增,但效率的实现却不尽如人意。在农民价值观念多元、分化甚至冲突的背景下,亟须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以提升群体凝聚力并促成集体行动。     

公共管理视角下村庄公共设施的治理——以上塘自然村水利设施治理为例

村庄是我国村民参与公共事务最直接、最频繁的社会治理层次,比村委会的治理活动蕴含着更深层、更丰富的治理内容。当前我国村庄治理不仅存在社会治理的失效,而且存在着国家、市场和社会三者共同失效的现象。而其失灵的根源是这一治理模式单向地强调国家的价值和意志,抑制了参与者的利益和价值表达,使参与者失去参与治理的积极性。     

村庄公共事件中的农民利益表达机制分析——基于湘北邵村利益相关者的访谈调查

农民利益表达机制是维护农民权益的基础。为了探讨村庄公共事件中的农民利益表达真实状况,本文选取湘北邵村作为个案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处于农民利益表达机制初始创建阶段的湘北邵村,存在着农民利益表达能力匮乏、利益表达客体行为不合理、利益表达的渠道不畅和方式不规范等问题。为此,应从农民需求出发,以问题为导向来探寻优化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的路径,以达到维护农民权益的目的。     

农村公共治理领域中农民的组织化参与

农村民间组织是公共治理领域中农民组织化的有效形式与途径,也是政府推进农村社会治理模式变革、应对农村公共治理危机的理性选择。公共治理领域中农村民间组织的组织构建以及政府在其中的主导作用是扩展公共治理领域中农民组织化参与的关键要素。     

霍布斯社会契约论中的公共治理思想分析

公共治理是当代公共管理发展的重要趋势,公共治理可以从霍布斯社会契约论中追寻到思想渊源。霍布斯认为,人除自利独占的一面外,更借以互惠合作的人性基础组成社会,规则之治是实现有效社会运作的必要条件,而社会中每一个人的权利都应平等地得到重视。霍布斯契约论的上述理论观点实质上揭示了对公共治理人性预设、实现条件和价值取向的深刻理解。对霍布斯契约论中的公共治理思想进行分析,对当前我国公共治理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公共决策失误的价值观念因素思考

公共决策具有价值相关性 ,价值观念的错误会导致公共决策的失误。经常导致公共决策失误的错误价值观念主要有 :个人主义价值观念、本位主义价值观念、急功近利价值观念、惟上是从价值观念。为此 ,要避免或减少公共决策失误 ,要求决策者摆脱错误价值观念的支配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而正确价值观念的确立需要通过提高决策者决策素质和完善决策体制这两个途径来实现。     

合作社影响下的村庄治理

村庄治理研究是目前被学者广泛关注的一个领域,合作社的研究文章也很多,但是二者结合起来研究的文章相对较少。把合作社与村庄治理联系起来研究是一种尝试。通过对目前村庄治理的变化和存在问题的分析,认为以农民为主体组织起来的合作社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目前的村庄治理,合作社的发展会对村民自治产生一些示范效应,并可能对村庄体制内组织功能产生一些替代(经济方面)。在分析的基础上努力尝试将体制外组织资源纳入对农村治理主体的考察视野,为农村组织研究提供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和思路。     

农民赋权与村庄善治

村庄善治是农村发展的理想模式,也是破解三农难题的根本出路。村庄善治不同于传统农村管制模式的一个根本之点在于农民本位和村民自治,而要实现村庄善治以及村民自治需要改变目前的权利配置方式与权利结构,向农民大幅赋增权力。农民赋权可以极大提高农民的主体性地位和能力,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村民自治和村庄善治的必然选择。     

棘手公共问题及其治理之道

棘手公共问题作为一种典型的社会治理难题,具有高价值冲突、非结构化和不确定性特征。伴随着大量棘手公共问题的出现,传统社会治理模式普遍陷入治理效果不彰的境遇,出现价值观念难以整合、治理流程运行不畅和治理方案无法明确的治理困境。基于对棘手公共问题特征的把握和当前治理困境的反思,公共价值管理以创造公共价值为战略目标,通过构建战略三角模型的行动框架,将使命维度的定义公共价值、政治维度的支持与合法性以及运营维度的运作能力三个环节嵌入公共价值创造过程,可以有效耦合棘手公共问题的治理需求。加强对棘手公共问题的治理,是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谋求价值共识、优化授权环境以及完善运作能力的行动策略,可为提升棘手公共问题的可治理性提供方法论支持。     

建构西部村庄治理中的“法治”机制

我国西部因为特殊的区域地理位置和特有的社会环境——传统文化元素凝重、现代性的社会基础薄弱,形成了乡村治理场域中的特殊机理。因而在面对当下多元主体间的利益矛盾时,民俗化、行政化、非法治化的管理形式呈现出显性特征。因此,完善西部村庄现代性治理的法治机制,着重在于:1.加强以法治村法制意识的培育;2.乡镇政府的治权由权力型向法治型转型;3.基层司法由司法行政化向司法独立化转化。     

村庄治理中的主体萎缩与治理逆变——基于对豫东Z村的调查

豫东Z村是典型的人口流出型村庄,Z村治理中出现的主体萎缩与治理逆变现象严重干扰了村庄治理的正常秩序。主体萎缩意指村庄治理中普通村民和村庄精英的部分退出,治理逆变则是因国家权力扩张过程中的强制行为而出现的“治理”向“管理”的转变现象。具体而言,国家权力的强势介入、村庄精英的中介失衡、普通村民的黯然离场是此现象的实践表征,而其生成则是基层政府“乡镇本位”的行为逻辑、村庄落后的发展现状、个体匮乏的治理素养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对于Z村而言,优化行政力量的介入方式、探寻行政力量与自治力量的合作机制或许会是走出“主体萎缩与治理逆变”困境的一条有效路径。     

邻避冲突治理——基于公共价值分析的视角

揭示邻避冲突矛盾激化的内在原因是防治邻避冲突的关键。价值观是行为的先导,运用公共价值分析对邻避案例进行实证考察,可以发现冲突行为背后各方所秉持的公共价值观演化轨迹及其治理逻辑。邻避冲突产生的原因除了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冲突之外,更有深层次的价值因素混杂其中,利益相关者的公共价值共识在邻避设施规划过程中出现了偏差,进而引发、激化矛盾。因此,治理邻避冲突问题不能抛开共识价值而单单讨论利益冲突,应当从组织、个人和治理模式各层面出发,重新考虑公共价值共识达成问题以化解矛盾。组织方面要回归政策的共识公共价值取向,个人方面要加强公民道德修养,共同构建基于公共价值实现的网络化治理模式,使邻避冲突治理的每一举措都展现"共识公共价值"的理性。     

当代政府公共治理效能的价值规范分析

关注价值规范是评价政府公共治理效能的必要构成,从公共治理的学科归属和多元共治的社会现实两个维度可以正当地归纳出共生发展、三效合一、以人为本、公平正义、民主有为、竞争合作、妥协协商、主权唯一、幸福自足等评价政府公共治理效能的价值规范。     

公共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念

党的第十七届六中全会强调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为了深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研究,中央党校哲学部、中央党校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共同主办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为主题的哲学与社会发展论坛(2011)。本期笔谈选登了6位著名专家的发言,以飨读者。     

村庄治理中的阶层博弈——论经济能人治理村庄对村级党组织建设的挑战及对策

农村经济能人的崛起是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农村发展中社会结构变化的一个重要信号,给村级党组织建设提出了新的挑战,即村级党组织的领导方式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村级党组织的权威弱化;部分村"两委"关系不协调;对"经济能人村官"的培训教育与管理监督成为新的课题.应对这一挑战的对策:一是改善领导方式,积极探索工作方法;二是提高村级党组织领导和发展农村经济的能力与水平;三是协调好村"两委"关系;四是切实抓好对"经济能人村官"的教育培训工作.而当务之急是,建立健全经济能人治理村庄的发展机制,即营造培育村级致富带头人的浓厚氛围;建立公平公正的选举机制;建立经济能人治村的教育培训机制和约束与激励机制.引导经济能人治村走上程序化、规范化轨道,以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发挥智库在公共治理中的作用

随着我国对公共治理重视程度的提高,要充分发挥智库在公共治理中的作用:通过直接或间接参与和影响决策等方式,建立人才"出入机制",发挥其建言献策作用;通过智库及其专家发表研究成果,解读党和政府的重大决策,在专业领域发出权威声音,发挥其重要导向作用;通过理性公共化,甄别信息真伪,引导公众实现公共利益,发挥其应有协调作用。     

试论治理视野中的公共领域领导模式创新

20世纪的80年代以来,西方各国进入了公共部门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改革的时代,治理理论的兴起凸现了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以及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也为我国公共领域的领导模式创新提供了新的视角。公共领导是一种以公共组织群体在公共领域的协同一致领导为主要特征的领导活动。在治理理论的视域中,公共领导不同于行政领导,它顺应了时代的发展趋势,在格局、目标、职能、行为上具有一系列创新之处,是公共领域中一种新的值得关注的领导模式。     

论乡村治理中的农民话语权保障——基于善治的视角分析

能够有效地维护农民权益是现代乡村治理最为基础、最为现实的目标。话语权作为农民的首要权利,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有效行使,其缺失的原因在于农民利益表达与政治参与渠道不畅通、农民组织的体制性缺失、农民自身能力素质有限等方面,应从培养农民进行话语权表达的主体性意识与能力、完善和创新平等的保障农民话语权的制度机制、提高农民话语权表达的诉求能力和整体效能、增强农民话语权对政府决策输入的影响力方面保障农民话语权,从而实现乡村有效治理并走向乡村善治。     

何为公共治理？

治理理论自上世纪末兴起于西方发达国家。它首先在国际经济领域兴起,并在英美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中实践,在理论渊源上它以新自由主义为后盾。公共治理应该成为公共行政领域中“治理”一词的主要含义,而在自组织治理的基础上,政府必须介入到自组织治理中,并起到“元治理”作用,以防止治理失灵。公共治理与统治和新公共管理存在着明显的区别。     

我国村庄治理的社会组织基础探析

在现行体制下,我国村庄治理的社会组织是村民委员会,然而,村民委员会的现实职能却与村民的社会经济活动不相适应。鉴此,实现村庄治理的出路在于寻求与村民经济生活相适应的社会组织机构,或者对现有组织加以改造,以适应村民经济活动,从而有效实现村庄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