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社区治理中居民参与自治的动力研究

居民自治是有效实施社区治理的基础。分析1794例样本数据的结构方程模型发现,影响居民社区自治参与动力的最重要因素是自治实际控制感,然后依次为社区社会资本、人格倾向、自治态度、自治认知。有效提升社区治理中居民参与社区自治动力的途径主要包括:提升居民参与社区自治的政治效能感;实现经济和政治健康发展,夯实居民参与社区自治的基础动力;发展社区社会组织提升社区社会资本存量;借助家庭、学校和职场实践三方合力,塑造良好人格品质;实施积极的社会说服,弘扬社区自治精神。     

转型期城市社区自治的困境研究及模式定位

城市社区自治是为应对城市传统治理体制失效而进行的制度变迁,其治理成本较低,且更能满足社区的内在要求。实现社区自治的关键在于社区居民的有效参与。通过对杭州市拱墅区社区自治状况的个案调查,本文认为,在社会转型期城市社区自治的困境在于社区自治组织的"准行政化"及政府在社区中的角色越位和缺位致使社区参与严重不足。克服参与不足不仅要理顺政府与社区的关系,重新建构政府与社区组织的平等、合作自治模式,还要通过培育社区自治组织,强化自治意识,转变管理职能,改进管理方式,发展社区组织,大力培育和提升社区的自治能力,推进社区实现民主自治。     

城市社区治理实践与困境分析——以石家庄市S社区为例

随着城市住房改革的市场化推进,物业公司成为社区治理的主体之一。以石家庄市某一新建商品房小区为个案,剖析了城市社区多元主体背景下社区治理的运行实践。物业公司作为经济组织,经济理性凸显,对社区公共事务缺乏参与动力与热情;居委会的行政化倾向使其难以履行自治主体职责,而代表居民利益的社区自治组织明显发育不足。在目前的社区治理实践中,多元主体之间的责任与角色不明进一步使城市社区治理陷入困境。     

小区邻里党建“四联工作法”

武市汉阳区江堤街老关社区华发未来荟小区党支部以打造“邻里党建”品牌为着力点,通过“四联工作法”,发挥邻里作用,强化小区党建,有效引领小区各类组织、党员干部、居民群众积极参与小区建设和社区公共服务,提高了群众自治水平,推动了小区共建共治共享。     

社会工作介入城市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研究

参与式治理是新形势下社区治理的主要模式,强调多方联合,共同参与社区治理过程中,其中包括政府、基层自治组织、NGO、社区居民个人等主体.参与式治理模式已成为当下备受关注的社区治理创新实践.然而由于传统官本位思想,社区治理模式仍然是以政府为主导、居委会落实工作的一维模式,社区居民参与治理成效微乎其微.本研究通过分析目前居民参与治理的现状及原因,试图探讨借助社会工作方法,促进城市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路径,促进社区治理多元化发展.     

公民参与视角下的城市社区治理

城市社区治理是城市治理的基础,城市社区治理绩效决定着城市治理的效果。社区居民从"单位人"到"社会人",不仅意味着居民生活方式的变迁,更意味着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调整。公民参与是城市社区治理绩效的源动力,完善公民参与,将有利于改进城市社区治理绩效、创新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和提升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水平。未来应该通过完善公民参与的制度保障、完善公民参与的渠道、培育公民参与意识、提升公民参与的能力、发挥社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等途径,促进公民参与城市社区治理,实现城市社区治理绩效的改进。     

培育社区居民参与意识的意义及对策

培育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具有降低社区治理成本、促进社区民主与自治、有利于推动社区治理机制改革等重要意义.通过拓展社区居民参与空间、建立制度化的参与机制、提供优质公共服务、培育和扶持社区组织、对社区居民进行公民意识教育等方式和途径来培育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     

治理视域下的社区居民维权实现路径

社区居民维权在全面依法治国的大政方针下正在逐渐升温。面对社区居民和开发商、物业服务企业、管理职能部门、组织之间侵权发生的现实,社区居民维权特征呈现显著变化。同时,体现出社区居民维权主体受限、维权方式激进和维权行为理念缺失三个方面的维权困境。从社会治理角度看,社区居民维权是参与社区治理的具体表现。从政府、社会、居民三个层面入手,政府合理服务引导,社会组织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提升社区居民的自治能力成为社区居民维权的现实路径。     

社区自组织动员力与多元主体参与机制的有效塑造

作为基层社区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构需要社区所有治理主体的共同参与。社区自组织立足居民自治基础上形成的社区关系网络,代表了一种自下而上的社会自治力量。在治理实践环节,主体角色、机制建设、制度设计等方面存在的症结性问题影响了自组织的能力发挥。治理效能的提升亟需不断提升自组织动员能力,促进社区居民有机融合,让其真正嵌入多元主体参与机制的塑造中,共同助推现代化社区治理体系的有效建设。     

长沙市老旧社区“居民自治”的特点、问题及其对策研究

在城市社区居民自治发展的大趋势下,老旧社区“居民自治”的长期缺位一直是我国社区建设在理论与实践探索上的难题。近年来,长沙市老旧社区在“硬件”改造的同时,以“居民自治”为内容的“软件”提质开始走入老旧社区,并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而行政负担较重、参与程度较低、社区精神缺失是当前长沙市老旧社区“居民自治”存在的主要问题;加大“去行政化”力度,加快组织化程度建设,塑造网络参与平台是今后长沙市老旧社区“居民自治”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方向。     

社区行政化与社区“减负悖论”——基于浙江社区“七多”治理的案例研究

城市社区是中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基层自治制度与实践活动的建立和推进,政府主导的"行政社区"迅速发展。浙江社区"七多"治理的实践案例反映出中国城市治理中日益严重的社区行政化以及由此产生的社区"减负悖论"。从政府职能履行和职能转变的视角来看,社区"减负悖论"产生的根源在于政府习惯于通过行政手段包揽基层社会治理事务,应急性地选择"去行政化"的治理思路,依靠行政命令的方式斩断行政事务向社区转嫁的链条。基于此,提出应对社区"减负悖论"的思路:以需求溢出理论的广义社会组织论为指导理念,动态优化社区治理结构,根据政府和居民双重需求对社区居委会功能和事务进行价值排序,并依据居委会承载能力进行倒序切除,推动居委会承载事务与承载能力动态匹配。     

打造基层社区的三维空间：社区治理“枫桥经验”的实践探索与功能提升

基层社区治理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任务,社区治理在党组织的引领下取得了一些成果和创新,但也面临着诸如居民自治能力不足、社区居民参与度低、社会组织参与程度不高等困境和问题。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基层社区中人与人间的有机性联结弱化,社区情感性共同体呈流失态势。社区治理如何在缺乏亲缘关系的“陌生人社会”中发挥自我解决矛盾纠纷的作用并提高社区治理效率尚待深入研究。以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为分析框架,将社区公共空间分为物理公共空间、社会公共空间和情感公共空间三个维度,并选取余杭区开展社区治理“枫桥经验”中表现突出的7个社区作为案例进行分析,探索基层社区治理群众自治的实践路径,有效化解居民冲突,降低治理成本,实现社区高质量服务供给。     

“超网格化”治理——紧急状态下城市社区治理形态分析

疫情防控的紧急状态之下,城市社区治理形态由社区网格化治理转变为“超网格化”治理。“超网格化”治理形态中三驾马车联动,网格员相互协作,构成“内网”,发挥了服务功能。社会组织、驻区单位参与疫情防控,干部下沉社区,构成“外网”,发挥了管控功能。该社区治理形态能够促进主体间的协作,精准有效地定位居民需求,及时解决居民困难,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社区凝聚力,这得益于党的强大组织化动员能力与新技术。但紧急状态下也出现社区参与主体之间合作不协调、居民参与不足以及行政化倾向等问题。     

后“村改居”时期的社区组织治理能力研究

"村改居"是我国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型的一种管理模式。由于"村改居"社区组织难以适应转型对其治理能力的要求,导致社区治理面临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薄弱、社区自治功能弱化、社区服务职能模糊化、社区干部队伍的综合素质较低和管理理念滞后等诸多问题。采取针对性措施提升"村改居"社区组织的治理能力,主要是提升社区党组织的服务能力、居委会的社区自治能力、股份合作经济组织的管理能力、其他社区组织的社区服务能力等。     

走向社区治理

当代中国发生的最深刻的变动,是由原先行政一体化的结构向着政府(公域)、市场(私域)和社会(第三域)并存的结构体系转变。在这个过程中,城市基层社区的重要性不断突显出来。上海社区建设的实践模式已经展现出同时并存的四个工作系统:党的群众工作系统、城市基层行政管理系统、社会生活服务系统和社区居民自治系统。在这个模式的形成过程中,既有政府“行政化主导”和“行政性推动”的作用,也有“社会化发育”和“社区化参与”的作用。自上而下的行政建设和自下而上的自治建设始终同时在推进,是上海社区建设整体进程中的两大结构性力量。但二者并非构成相互不可调和的对立面。只有当其中的一个结构性力量试图排挤甚至取消另一个结构性力量的时候,二者才会表现为一对矛盾。因此,应该引入“社会治理”理念,在城市基层社区构建一个以具体的公共事务为治理内容、政府行政组织和各种群众自治组织之间有效合作、和现代化城市管理相适应的社区治理格局。     

论创新社区自治管理模式——以济南市历山名郡社区“名郡俱乐部”服务型社区自治为例

如何创新社区自治的管理模式,建立新的社会治理和社区整合机制,提高居民自治和社区自治水平,是创建和谐社区工作所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济南市历下区千佛山街道党工委在历山名郡社区推行由社区党委为核心、居委会为指导协调、名郡俱乐部为平台的＂服务型俱乐部＂社区自治模式,取得了显著成效,为提升社区自治水平和推进和谐社区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有益的启示。     

加强社区建设实现社会和谐发展

和谐社区是和谐社会的基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需要加强社区建设。本文认为通过改革城市社会管理体制、加强城市社区自治组织建设、改革社区公共服务提供模式、培养公民意识、提升社区居民的参与程度等途径,建立一个以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综合素质和文明程度为目的,有党和政府、社会各方参与,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约束的区域性文明社会,以此推动社会的和谐发展。     

互动治理型社区动员:新时代城市社区建设新的行动策略

社区动员是引导居民参与社区发展和社区建设的推动策略。伴随着城市社区建设方向由行政化向社会化的趋势发展,社区动员模式经历了由"控制型社区动员"到"管理型社区动员"再到"互动治理型社区动员"的逻辑演变。基于集体行动理论范式,"互动治理型社区动员模式"的核心要素包括居民需求、制度支撑、能力建设、社会组织、社区文化、资源支持六个方面。"互动治理社区动员"机制包括以居民需求为导向,构建上下联动动员机制;以系统培训为载体,构建动员能力提升体系;以建构社区文化为文本,激发社区居民情感认同;以积极开发与利用为手段,建立资源支持体系。     

业主自治:城市社区自治的新逻辑——基于居民自治与业主自治的比较视角

城市社区自治存在居民自治和业主自治两种不同的自治机制。依据公共事务自主治理的理论,业主自治在动机、组织、制度、知识4个维度上较之于居民自治更符合自主治理的本质特征,从而成为我国城市社区自治的新逻辑。在社区自治的发展过程中,需要处理好居民自治与业主自治的关系,即从合作走向融合,并最终实现社区的真正自治。     

城市社区治理创新中的“三治融合”路径——基于成都实践的考察

城镇化快速发展带来的结构性变迁和一系列治理难题对传统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方式提出了严峻挑战。成都社区治理创新中的"三治融合"实践,以社区公共议题为切入点,运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整合式治理思路,为破解城市社区治理困境提供了新的方案选择。进一步推动"三治融合"创新既需要完善"三治融合"的制度框架,也需要为融合共治提供有效的组织载体,还需要培育社区公共精神等,即在制度环境、组织结构和文化基础等方面创造条件,推动"三治融合"的有效运行,提升治理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