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认的两种形态:重审黑格尔法权体系的规范性基础

以艾伦·伍德为代表的当代英美学者对黑格尔哲学持一种去形而上学的解读立场,在德国古典哲学内部发现了一条奠基于费希特并完成于黑格尔的完整的“承认”理论。本文基于黑格尔文本,揭示出伍德等人以“承认”作为黑格尔法权体系规范性基础的悖谬之处,即颠倒了黑格尔在抽象法权中关于个体性和社会性之关系的论述、无法合理解释占有的偶然性以及证明相互承认的内容和目的。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黑格尔哲学中事实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承认形态:第一种出现在现象学中受制于自然意识的承认关系,它是主奴之间通过奴役或胁迫所构成的一种不充分的承认形态,双方无法在此基础上创造平等的主体间交往秩序;第二种是抽象法权中从个体意志出发,通过对私有财产的占有所暗含的承认关系,它是一种在平等和理性的基础上所构成的充分的相互承认,并最终在契约中得到现实的实现。     

何为“公意”与“公意”何为——对卢梭“公意”概念的阐释

"公意"是卢梭《社会契约论》一书中的核心概念,也是其政治哲学架构的中心环节。"公意"是因社会契约的缔结而产生的道德共同体的意志,是人民主权的集中体现,具有绝对至上的道德价值。卢梭试图用"公意"来处理个体与集体之间的紧张而复杂的关系,达到既保障共同体的道德至上性,又不丧失个体的自由本性的目的,进而为政治权力建立起稳固的合法性基础。     

论韦尔默后形而上学现代性的政治哲学意蕴

主体性自由在近代市民社会中获得建制化,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出现分离。如何协调"个人主体性"与"社会共同体"的关系,成为当代政治哲学要解决的重大现代性问题。在批判反思黑格尔和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基础上,韦尔默指出现代性是永远不能完成的谋划,其批判和反思应理解为进入后形而上学阶段,而托克维尔提出的伦理生活的民主形式,则为现代性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合适的美好构想。     

穿越共同体的幻象——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共同体的四维诊断

对资本主义共同体的诊断是马克思洞察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构成部分。马克思从四个维度对资本主义共同体进行诊断:从国家共同体看,资本主义国家是虚幻的共同体,只是打着共同利益的旗号维护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徒具共同体的外表和形式;从货币共同体看,资本主义货币共同体是一个由交换关系结合成的弱共同体,它是一切人赖以生存的实体,作为一种外在的、偶然的东西独立于个人;从资本共同体看,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凝结为一个强大的共同体,通过剥夺劳动者的生产资料,使单个的劳动者锁在资本共同体上,成为资本增殖的一个环节;从自由人联合体看,资本主义政治共同体、货币共同体和资本共同体都不能保证个体自由的真正实现,反而是个体自由实现的障碍。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绝对知识”的超克——以马克思对黑格尔理论的借鉴与批判为视角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延续。马克思主义哲学继承了黑格尔对"社会契约论"特别是其中相对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批判,同时也批判了黑格尔赖以超克"社会契约论"的"绝对知识"以及它必然导向的"君主立宪制"主宰下的"国家伦理实体"后果。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实现了对个人必然消弭于伦理国家之中的"绝对知识"立场的超克,提倡"集体解放"的观念,最终要建立一个人与人互为发展关系的联合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继承并发展了这一观点,指出了现实的个人的责任与自由、现实的社会的责任与自治、现实的国家的责任与能动之间的关系。     

“承认”视域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生长路径

霍耐特"承认"理论揭示出,民主政治本质上是一种"承认政治"。资本主义民主承认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而社会主义民主承认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是超越资本主义民主的最广泛、最真实的民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它的生长必须累积"中国特色"的承认资本,摒弃"普世价值"思维;必须累积"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并不必然关联的承认资本,促进民主政治生长的"中国样板";必须累积家庭、社会、国家三个维度上的承认资本,塑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微观、中观、宏观基础。     

个体与共同体实现和解的两条道路——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继承与超越

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是马克思和黑格尔共同关注的主题,黑格尔通过伦理实体的发展试图实现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和解,马克思则通过社会发展的三阶段来解决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分裂。通过比较发现,在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上,黑格尔的思想是马克思的理论来源之一,马克思对黑格尔有继承也有超越,就继承来说主要体现在,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的问题意识并在其社会发展三阶段理论中运用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就超越来说主要体现在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根基上的超越,即马克思通过辩证方法实现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和解有了更为牢固的社会根基——实践唯物主义,而黑格尔的和解是在观念中完成的。     

“自由个性”视野下的个人之间及个人与社会的辩证关系——兼论自由个性理论与科学发展观的辩证统一

马克思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思想(也称自由个性理论)是马克思的重要思想观点。其中,个人之间及个人与社会的辩证关系是自由个性理论的重要内容。其内容主要是;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的辩证关系的历史发展导向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每个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提法表明马克思关注的是个人自由发展的普遍性和全面性;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是与虚假的集体到真实的集体的进展相一致的;个体与个体、个体与集体的关系是建立在"公共占有基础上的个人所有制"的基础上的     

“关系理性”与人的解放

从哲学视角看,客观理性向主观理性转换是现代性兴起的内在根据,然而主观理性使个体"实体化"为主—客单向的"独白式主体",导致个体对立以及共同性瓦解。关系理性是走出这一困境、通往人类新型理性的形态。"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关系理性自觉的当代表现,它以主体间关系为根据和出发点,实现了对主观理性和客观理性的双重超越。在"关系理性"照耀下实现人的解放的具体路径体现在:一方面,变"唯我性"的孤立主体为"利他性"的交互性主体,消融个体间冲突;另一方面,在新的维度上重塑人类共同感和生活世界统一性,化解个体与类的矛盾。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绝对知识”的超克--以马克思对黑格尔理论的借鉴与批判为视角北大核心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延续。马克思主义哲学继承了黑格尔对“社会契约论”特别是其中相对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批判,同时也批判了黑格尔赖以超克“社会契约论”的“绝对知识”以及它必然导向的“君主立宪制”主宰下的“国家伦理实体”后果。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实现了对个人必然消弭于伦理国家之中的“绝对知识”立场的超克,提倡“集体解放”的观念,最终要建立一个人与人互为发展关系的联合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继承并发展了这一观点,指出了现实的个人的责任与自由、现实的社会的责任与自治、现实的国家的责任与能动之间的关系。     

人类命运与超国家政治共同体

自有民族国家以来,人类命运就与超国家政治共同体捆绑在一起。超国家政治共同体是民族国家之间基于生命意志而结成的"有机生命体"。超国家政治共同体的演变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经历了中古、近代、当代三个发展阶段,体现为单子共同体、依附共同体、交互共同体三种形态。在单子共同体为主导的时代,国家之间缺乏共御风险、合作共赢的机制安排,人类命运也处于无所依归的漂浮状态;在依附共同体为主导的时代,人类命运脆弱地捆绑在一起,部分国家享受安全承诺的同时,又给其他国家输出新的安全风险和不确定性;在交互共同体为主导的时代,各个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共同体成员间以"相互承认"为前提,"互相依靠"为基础,"共御风险"为保障,"共同发展"为目标,人类命运呈现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现存国际共同体秩序具有典型的西方色彩、依附特征,这与多极化的发展方向背道而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21世纪筹划人类命运的唯一选择。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质上属于交互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自觉,缘于对现存共同体秩序的批判性反思,缘于民族国家对自身地位、身份和前途命运的重新体认,也是中国对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而给出的"中国方案"。     

论哈耶克的“消极自由观”与依法治国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依法治国的重要举措,若要有效地推进依法治国,应当重视有关依法治国的深厚思想资源,哈耶克的"消极自由观"就是其中值得借鉴的思想资源。消极自由的哲学基础是点滴进化、尊重传统,其基本内涵是一种有所限制、有一定边界的自由,自由的边界在于遵守传统的习惯、法律等形式规则,这些形式规则对行动主体既是一种限制,又是一种保障。依此逻辑,"消极自由观"的逻辑展演必然是依法治国,其对依法治国所提供的借鉴是:首先,要进行长期的制度建设;其次,要保证形式法律对个人、政府、社会法人等所有主体的普遍适用;最后,应当切实保证形式法律的效力,使其得到有效贯彻。     

国家:个人自由的保障——黑格尔的个人自由观剖析

黑格尔是崇尚自由的,在黑格尔的著作中蕴涵着丰富的个人自由思想.他认为,国家的发展历程是南家庭到市民社会再到国家,而国家的具体实存是个人、家庭和市民社会.在国家内部,家庭中的个人是不自由的;市民社会中的个人自由是放纵的,实际上个人是不自由的;国家则是个人自由的实现与保障.本文试图挖掘黑格尔的个人自由观、个人自由与国家的关系,并指出其价值与不足.     

现代共同体的分裂困境及其矫治

共同体是人类生命活动展开的必然形式,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近代以前的人类社会是共同体本位社会,共同体作为一个统一整体凌驾于个人之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推动了现代个人的产生,随着个体意识的觉醒、个人主义的不断膨胀造成了个人与共同体关系危机的产生、现代共同体日益陷入分裂困境,成为人类普遍面临的时代问题。马克思对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实践生存论把握、从生产方式切入对共同体的历史性理解以及作为人类未来理想共同体形式的"自由人联合体"愿景的提出,构成了矫治现代共同体分裂困境的经典视域,"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则是当代中国以马克思共同体理论为遵从,而提出的应对危机的中国方案。     

超国家政治共同体:何谓与何为

人能群,国也能群。"超国家政治共同体"缘于民族国家生存发展的内在需求和强烈意志,是国与国之间结成的"有机生命体"。"共同性"构成超国家政治共同体的身份密码,根据不同的"共同性",可以分为原生共同体、次生共同体和再生共同体三大类型。超国家政治共同体有其内在的生成逻辑,民族国家对于"确定性、安全性和归属感"的渴望,对于自身"完美性"的期待,对于"共同利益"的追求,构成了超国家政治共同体的创生动力。共同体品类繁多,功能各异,但不同的超国家政治共同体背后有着相同的精神特质,比如,集体主体性、认同感、保守性、团结等。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推进,超国家政治共同体在维系和平、促进发展、共御风险方面扮演着愈来愈重要的角色,国际秩序的和谐稳定得益于超国家政治共同体的积极作为,超国家政治共同体的有效运转取决于共同体内部的机制安排。超国家政治共同体是一个矛盾统一体,只有当团结与分离、秩序与自主、安全与自由、共赢与利己、界内与界外之间的矛盾张力达到平衡态时,共同体才是善的,共同体生活才是值得过的。     

马克思关于个人与共同体关系思想的研究状况

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思想蕴含的重要维度,目前国内学术界相关研究进展主要表现为:指认了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问题在理论上和实践中所具有的前提性和基础性地位;揭示了马克思语境中"个人"与"个体"、"共同体"与"社会"等核心概念具有性质不同的内涵;对马克思的个人观、共同体理论做出了较为系统的解读并在一定程度上触及马克思的个人与共同体关系思想;分析了中国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历史传统与现代困境。但是,已有研究还没有把马克思个人与共同体关系思想系统地、整体性地呈现出来,问题研究视角单一,经典视域缺失、现代性视域缺失以及当代中国视域不足,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破解。     

“二元”张力下党政关系模式探究

文章旨在识别一个在政治理想和谋求职位庇护权“二元”张力下构建的党政关系模式.作为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完全责任政党,通过对国家意志的具体化、以公共政策的形式传导给政府,并通过党组织嵌入政府行政组织的制度设计和思想作风方面的整顿来贯彻其政治理想.政府则在改革—发展—稳定的三元框架下驱动国家治理,并在国家意志执行过程中搞形式主义以及采取机会主义策略,虚化或弱化执政党高层的政治意志,谋求职位庇护权.     

权利、荣誉与职权:承认的三种形式

在工业社会中,谋求承认是人们社会生活的基本内容之一.事实上,工业社会的全部制度设置也都可以解读为通过权利、荣誉与职权这三种基础性的承认形式而对人的承认,因而,对权利、荣誉和职权的分析是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承认关系的实质的.在这三种承认形式中,权利属于社会承认的形式,职权则属于组织承认的范畴,荣誉既会以社会承认的形式出现也会以组织承认的形式出现,但实质上属于社会承认的范畴.权利属于对社会成员的普遍性承认,而荣誉和职权则标示着差异承认.权利、荣誉和职权共同营建起来的是工业社会人与人之间竞争的氛围,它把所有人都置于"为承认而斗争"的过程之中.     

论正义的维度

当前的正义理论和实践往往过于强调经济领域中的分配正义,但正义并不等同于分配正义。在概念层面上,正义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承认关系,其中每个人的内在价值都得到他人的肯定。正义的维度是相互承认关系在特定社会互动领域中的具体体现。相互承认关系在分配领域、文化领域和政治领域中分别体现为分配正义、文化正义和政治正义三个维度。在经验层面上,正义的三个维度之间具有相对独立性,分配的正义并不决定其他两个维度的正义。分配正义与其他两个维度之间也是相互作用的。分配的正义(不正义)会支持(强化)文化和政治的正义(不正义),反之亦然。要全面而有效地建设一个正义的社会不能只关注分配正义一个维度,而应当联动地建设三个维度的正义。     

走向共同体:马克思主义政治发展观的“条件论”

长期以来,政治发展的话语权被西方学者所垄断。马克思主义超越西方政治发展观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于追溯了政治发展的根源性基础,揭示了西方政治发展观对自由的羁绊,指向一个"个人统一于社会,社会服务于个人"的"自由人联合体"的目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发展观是一种"条件论",其核心内容是,将经济社会的充分发展视为政治发展的历史条件,批评政治发展的各类线性逻辑和表层思维,提出迈向未来共同体目标的过渡时期政权条件。马克思主义政治发展观是一种有机"条件论",强调思想动员、组织联合与积极行动,它不但具有批判性,还具有改造和指引实践的构建性。理论界和实务界既要立足"过渡时期"这个时空坐标,瞄定未来共同体的发展方向,发掘马克思主义政治发展观的方法论意义,更要提供丰富的、有竞争性的实践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