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环境抗争的动因分析及治理路径选择——基于环境正义的视角

环境问题的恶化已成为阻滞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全方位发展的重要诱因。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当代中国,环境抗争呈现出一种多发态势。作为环境抗争中的重要一环,农村环境抗争尤为引人关注。农村环境抗争不仅具有利益导向的特征,同时还内含环境正义的价值导向。农村环境抗争具有复杂性和"弱组织化"的特征,受制于城乡环境不正义的现实状况。因此,建构和完善城乡环境正义的制度环境,优化城乡经济结构,承认农村环境的生态价值,建设城乡一体的环境社区和环境共同体,成为农村环境抗争治理的可选路径。     

正义、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关联性分析

权利在多重分离情况下产生了正义和权力的需要。正义、权力与权利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在词源语义上,正义、权力与权利具有同源同根性;在内涵上,正义、权力与权利具有包容互涵性;在应然逻辑上,正义、权力与权利具有互动互利性;在现实逻辑上,社会正义与国家权力具有对立统一性。     

制度正义:通往现代权力的文明之路

制度作用既可以是积极性的,也可以是消极性的,关键取决于制度是否具有合理性与正义性,即制度的德性或制度的正义。制度的德性不仅不为个体或群体的偏好所左右,而且对个体或群体的偏好、价值起着矫治的作用。制度正义和权力文明之间具有内在逻辑关联,制度正义是权力通向文明的必经之路。     

程序正义视角下的行政权力规制

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关注的是某一实体的正义,而忽略程序的不公,现实生活中,程序使用不当,自由裁量权过度是导致行政权力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解决自由裁量权过度这个问题上,理论论证和实践经验都表明,行政实体法已无所作为。程序正义就是相对于实体正义而提出的,具有不同于实体正义的独立价值,对于规范行政行为,规制行政权力腐败具有积极的作用。要有效实现程序正义,控制公权力滥用、公权力异化,根本性途径就是制定行政程序法,从制度上、从法律上长远规制行政权力腐败。     

分配正义、共同体及公民美德——对自由主义分配正义理论的一种反思

当代正义理论面临着三个有内在关联的难题:首先是正义原则缺乏充分辩护,其次是正义理论很难被实现导致正义有某种乌托邦倾向,最后正义在处理分配问题时有它自身固有的局限。引入共同体的观念与实践,在一定程度上能有效地应对这些问题:共同体的观念能为正义的原则提供有力的辩护,共同体的观念与实践有助于正义在现实中的实现及弥补正义的不足与局限。     

特殊的主体与普遍的诉求:环境正义的多维张力与进路

从表面看,环境正义问题表现为环境弱势群体权益与风险的失衡,是特殊群体特殊诉求的呈现。但究其根本,在特殊主体的背后却存在普遍的社会正义诉求。普遍性与特殊性在经济发展的平衡性与环境分配不公、权力结构的层级性与环境制度不公、表达渠道的通畅性与环境参与不公、信息资源的对称性与环境认知不公、身份地位的平等性与环境承认不公等之间形成了多维张力。环境正义的实现,需要在张力的平衡中寻找多元进路。     

制衡资本权力——转型中国确保制度正义的关键

正义是政治的首要原则,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性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核心表征。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历程充分表明,缺乏制衡的国家权力和资本权力往往成为现代社会中根本的压迫性力量。在中国政治发展的特定情势下,制衡资本权力逐渐成为转型中国政治发展的关键命题,是转型中国确保制度正义的关键。当然,有效规训资本权力的过程不单纯是一个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过程,更是一个涉及各个利益相关者之间平等博弈、公共协商和理性妥协的政治过程。在集中讨论转型中国制衡资本权力的现实必要性和基本途径的基础上,提出:在转型中国,制衡资本权力与构建正义的社会制度体系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而国家自主、社会自治与价值均衡则共同成为有效制衡资本权力的前提条件。     

困境与调和:权力结构与司法正义之关系 ——以《驳案新编》为案例依据

"强-弱"分殊的权力结构对于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司法判决的结果也因此时常牵动着相应社会群体的神经,并由此汇成所谓民意从而造成诸多司法难题。因特殊时代背景,乾隆一朝所撰《驳案新编》实乃分析权力结构与司法正义之关系的绝佳样本。透过权力结构的视角可以看到,诸多司法难题的症结源于权力结构的强弱分殊,司法本不应当为权力结构本身的失衡买单。司法者在面对因权力结构失衡所造成的难题时,应该坚守形式正义的底线,唯有如此方可保证实质正义得以真正实现。     

城乡一体化: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城乡差距不断扩大是“三农”问题的集中反映 ,这主要是由于向工业倾斜、向城市倾斜的宏观经济政策没有得到及时地调整造成的。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实施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为此 ,我们必须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彻底铲除计划经济的残留和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 ,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步伐。     

城乡差距的现状、根源及解决对策

当前城乡差距主要表现在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就业制度、公共品提供、科教文卫事业、收入分配五个方面。形成城乡差距有历史的、制度层面的和城乡发展理念几方面的原因。缩小城乡差距要废除城乡不平等的政策制度 ,要统筹协调城乡的社会经济发展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及解决途径——基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视角

劳动力流动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一种重要机制。然而,人们在中国的改革过程中,却观察到劳动力流动和城乡收入差距同时扩大的现象。劳动力流动没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主要原因在于工业发展排斥就业的倾向、农业和农村发展不足、城市劳动力市场歧视等。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就必须进一步调整发展战略和转变增长方式、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提高农村人力资源水平。     

权力、资本、劳动:中国问题的三维结构

从现代化发展进程来看,权力、资本和劳动三者的关系,构成了支撑发展的最基本的三维结构。正确处理权力、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当代世界所有国家面临的基本问题。中国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处理权力、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关系到中国能否健康、持续和科学地发展,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决定着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     

政党执政权力的产生和实现——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视角

政党执政是指政党通过一定方式进入国家体系并通过国家体系实现政党意志的政治行为,所反映的是政党外部的政治关系及其运作;在法治条件下,执政党要在国家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下行使执政权力;政党执政权力来源于社会,是社会权力的一种实践形式;政党是国家与社会的桥梁,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状况与政党执政权力的实现有密切关系。非政府组织的蓬勃发展给国家与社会关系带来的新变化,向政党执政权力的职能定位和实现方式提出了更高要求。     

城市发展中的权力结盟——基于城市增长、精明增长和再城市化的演变视角

城市权力结构变迁伴随着城市增长、精明增长和再城市化的全过程。在不同的阶段,城市政府、政府官员、企业、媒体等各种社会力量在城市经济增长的目标下形成了联盟。同时,当权力结盟是在不完善的市场体制下进行时,权力结构及其运作过程就难以受到其他政治主体的制约。精明增长对城市增长之间的理论替代,既意味着城市的边界受到了限制,也意味着权力结盟必须遵循边界约束,即城市发展必须与社区权力联系起来,并以紧凑的城市空间提供更加协调的公共生活。但是伴随着再城市化的进程,精明增长理论中的城市理想仍然可能被新的社会隔绝所打破,城市发展仍有可能进入新一轮的权力冲突之中。     

我国城镇化问题的生成机理研究——基于城乡一体化的分析视角

纵观城乡关系的发展演变历程,城乡融合、城乡一体化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我国现阶段所处的城乡二元格局要走向城乡一体化,必须依托城镇化这一重要载体和手段,才能最终打破藩篱,成功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重新认识地方政府:从权力、利益和权利的视角

随着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地方政府的重要地位日益突显。地方政府在多样化的地方经济发展模式中起着主导作用,同时,地方政府还在制度变迁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学界对地方政府的研究已形成明显气候和专门领域。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条件的变化,地方政府的地位和能力也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因此,对地方政府认识的角度也出现由“权力”到“利益”再到“权利”等相应的变化。     

改革党内权力配置模式:基于党代会常任制的视角

党代会常任制是关于党代会本身如何实现"常任"的一系列制度与程序体系.实行党代会常任制必然引发党内权力配置模式的变革.因此,以党代会常任制为分析视角,科学设计常任制条件下党代会、全委会、常委会之间的权力配置模式以及党代会、党委、纪委之间的权力配置模式是必须进行超前研究并从理论上加以解决的问题.     

身份与权利:民族差异化政策的思考——基于“正义”双重含义的视角

社会个体政治性的国家公民身份和文化性的民族成员身份之间已经失去平衡,民族身份成为差异化权利优惠政策的唯一依据,而我国主要通过"民族成分"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得以实现。民族差异化政策是"公平的正义"的具体体现,同时也不否认和排斥"平等的正义"。社会转型的大背景、"全面深化改革"的现实任务和"四个认同"的工作目标,需要重新思考新形势下的民族差异化政策并进行适度的修正和调适。减少民族政策的优惠程度和范围、降低民族优惠政策中身份因素的比重、消除民族优惠政策变迁的路径依赖和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可能的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