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股东派生诉讼的实现——以“理性经济人”为假设的法经济学解释

法经济学中“理性经济人”的基本假设和成本收益分析范式作为一种简单可取的解释路径,能够合理解释股东派生诉讼制度在不同国家实施效果迥异的现象.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原告股东往往应用成本收益分析法来衡量是否提起股东派生诉讼,股东派生诉讼在某一国家是否活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股东派生诉讼的成本风险分担规则和激励机制能否起到鼓励或者抑制诉讼的作用.针对我国上市公司股东派生诉讼案件鲜有发生的现状,我国在完善股东派生诉讼规则时,应当充分利用法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分析工具,重视法律规则在诉讼成本存在时的效率作用,并采取适当的激励机制以发挥股东派生诉讼制度的积极作用.     

著作权法的理论前提:从“经济人假设”到“社会人假设”

当代著作权法的主导性理论是激励理论,其中隐含着"经济人假设"的前提。然而,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达,著作权法赖以存在的生态环境已发生剧烈改变。著作权的普遍性正在增加,不再是少部分职业作者的权利;作者的创作动机呈现多样化,只有部分作者响应经济激励而创作;作者的权利意识也出现了分化。以产权激励理论为基础的著作权法的现实基础正在逐步瓦解,其理论前提即"经济人假设"也面临着挑战。"社会人假设"将是一种更为贴合社会现实的著作权法理论前提。提倡"社会人假设",需要重新寻找著作权法的理论基础,以及调整优化著作权法的个别制度和规则。     

小议"面子问题"——有关青少年的自尊问题

中国文化传承和发展以及演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尤其是面子问题。而这个面子也就是所谓的自尊。本文主要写了自尊的定义,以及影响自尊发展的因素和青少年的自尊的形成和发展有一些基本的前提和要素。在本文中也提到青少年的自尊与父母教养方式有很大的关联。     

刑事和解的成本收益分析——以"经济人"预设为理论前提

刑事纠纷中的双方和国家都可以被视为经济人,根据经济学的成本收益理论,对于重视获得补偿的被害人和有支付能力的加害人,从和解中获得的利益要大于从正规诉讼程序中获得的利益。从立法、司法和刑事法目的实现的角度,国家扩大刑事和解范围,对其进行法律规制也是实现收益最大化的明智的选择。     

建设高绩效政府组织——突破"行政效率"的瓶颈

当世界各国致力于改革与责任问题时,他们不可避免的要回答绩效问题。绩效是一个多侧面的概念,依赖于听众、背景和目的而有着多重内涵。政府绩效就是指政府在管理活动中的结果、效益及其管理工作效率、效能,是政府在行使其功能、实现其意志过程中体现出的管理能力。政府绩效是评判政府治理水平和运作效率的重要依据,近年来公民与政策制定者同样将注意力日益聚集在绩效上,使得这个问题在政府部门中变得至关重要,同时,中共中央提出的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中,也把政府绩效作为现代政府建设的核心问题。     

“经济人”与诚实信用——从药价虚高谈起

就目前而言,我国的药价虚高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在刚刚结束的“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高春芳向中央领导揭密了药价上涨“路线图”,他说:“一瓶20毫升的氟康唑出厂价只有4元,在卫生系统招标中能涨到25元,卖到病人手里却一路狂涨到76元。”他认为,药品流通环节过多,流通费用增高,经营者为牟取暴利,往往以牺牲患者的利益为代价,在流通过程中大做文章,层层加价,以相当于成本数十倍的价格向医院售药,进而导致相当一部分药品的中标价和零售价居高不厂。并且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医保目录之外的药品均由企业自主定价,不少药品生产企业为了蒙骗…     

事实的推导、预测与发现——经济人假设作为一种信息的限度与陷阱

在立法过程中,经济人假设对立法事实的发现有一定贡献,但只有在经济人拥有相同程度的理性或拥有同样的利益结构,且其利益构成的权重相同的情形和前提下,运用经济人假设对众多经济人的行为进行社会整体的评价和推测才是可行的,而由于经济人个体之间的巨大差异,这一前提在实践中并不存在,因此运用时须避免误入陷阱。     

从绝对理性到相对理性——民法法典化的思路

如何制定我国民法典 ?学者们意见分歧较大 ,有学者将其归纳为三种思路即英美式、法国式和德国式。三种思路中的法国式、德国式的主张均强调民法典内部结构的逻辑性和体系性 ,注重法典的形式理性。然而 ,纵观 2 0世纪以来 ,各国民法典为迎合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而发生的种种变化表明 ,传统的民法典试图将所有的民事法律规范纳入其中的设计只不过是一个梦想而已 ,其所倡导的形式理性正在从绝对理性向相对理性转变 ,社会需要的是一部更多体现实质理性的民法典。基于此 ,笔者认为 ,我国在制定民法典的思路中应选择制定颁布单行法 ,即形成一部体系开放的实质上的民法典 ,而非传统民法所倡导的形成一部逻辑性极强 ,容纳内容有限的形式上的民法典 ,以符合当代的社会、经济的发展需求     

从国际法的运行过程看理性手段的突出运用——浅析理性的争端处理观

本文对理性手段的内涵作了一番新的解构,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要求下,主权实体采取理性手段可以更好地面对新的全球性危机、威胁,而且从经济学的效益价值分析,这也是符合各主权实体利益的。在国际法的运行过程中,采用理性手段一方面表现为争端解决方法的多元化;另一方面指通过国际合作方式预防争端。     

从立法理性到司法理性——针对性贿赂争议的反思

本文对目前国内有关性贿赂的争议进行了反思,质疑了作为这些立论之基础的立法理性的思维模式。既揭示了这一思维模式之不合理性源自传统理性主义哲学观,也发现了这一思维模式可能导致的消极后果,即对人的自由的吞噬。在英国普通法的启示下,本文认为,借性贿赂之机建立判例制度,从而逐渐导入司法理性的思维模式将能在一定程度上纠正立法理性思维之偏颇,并弱化其导致消极后果的可能性。     

法的本质浅谈——从人性本初出发

人归根到底是欲望的结合体,人类一切行为的根本动因就在于其自身存在的欲望。各个人在欲望的驱动下追求自身各个不同的需要的实现,也因此产生各种人际冲突和矛盾。而法律是调整人类行为的强制性规范,法律因为人类冲突无法通过社会潜在的道德机制和价值体系自发调和而产生。本文试通过对人类欲望的分析和对因此形成的人类行为以及冲突的研究进而来探讨法的本质问题。     

社会制度的历史成长与理性设计——简论柏克国家法律思想的人性基础

本文以柏克国家法律学说的基础——人性论为出发点,探讨了他的国家法律制度与人性、神性以及理性的关系;并认为柏克的国家法律学说是建立在人性之上．社会及其制度同人性一样具有其先天的缺陷．解决的办法不在理性的设计与创造,而在于人类共有的智慧逐步控制和减少其影响.社会制度只有在道德情感、宗教信仰、优良的习惯等人性因素哺育下才能日趋完善.     

置身邦国,如何安顿我们的身心——从德国历史学家迈内克的“欢欣雀跃”论及邦国情思、政治理性、公民理性与国家理性

德国历史学家迈内克反感国家社会主义,拒绝纳粹的意识形态,但于德军并吞奥地利,"收复斯特拉斯堡"却"欢欣雀跃",认为"这是将全部的德国历史往前推进了一大步",说明国民的爱国主义存在着"历史之爱"和"政治之爱"的重大差异,并由此折射出立国时段的政治理性和公民理性的冲突,国家理性和国家理由的严重失衡。同时,知识分子面对乱局之怠思与失思,或者,其于主流意识形态在某些方面之"两情相悦,思无二致",以及对于国家这一法政架构的有选择的历史主义理论安排,是造成邦国神智混沌的致命因素所在,揭示了基于公民理想和普世主义的法政哲学对于邦国健康成长的重要意义。     

损害商品声誉罪的司法认定——法院判决"纸馅包子"虚假电视节目案的法律分析

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以及意图损害他人商誉,捏造虚伪事实后由他人散布或者明知是他人捏造的虚伪事实而散布,致使他人商誉受损,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均可构成损害商品声誉罪;在利用报纸、广播电台、电视台、互联网等媒介散布虚伪事实损害他人商誉的情况下,不能因为媒体把关不严而减轻或者免除虚伪事实捏造者的刑事责任.     

现代法治、科层官僚制与"理性铁笼"——从韦伯的社会理论之法出发

韦伯视阈中的"理性铁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隐喻,也是理解韦伯整体社会理论的关键概念.在法律政治领域中,理性铁笼具体表现为科层官僚制的两面性与形式理性法基础上的现代法治的困境.韦伯处于一个社会断裂式转型的时代,但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断裂性似乎更为显著,此时重新回顾并深度发掘韦伯的理论,似乎具有更深层次的意义.     

从舆论监督与民意裁决看司法公信力——对许霆案的理性反思

在民主的法治社会,法官的独立审判权与媒体的舆论监督权都有它的功能和价值。然而掌控社会重大传播资源的新闻媒体以其强大的舆论价值导向极易造成"新闻审判",给司法审判带来巨大的压力。寻求法官的独立审判权与媒体舆论监督权之间的平衡应当着眼于司法的公正性与权威性,以提升司法公信力,促进社会立法完善和司法公正。即使在民主日趋完善的社会里,要求司法审判要经得起历史检验和社会评判也并不意味着当时的民意可以左右司法裁判。所谓"国法人情"是以理性的民意推进立法的完善,但绝对不可以民意裁决践踏法律的尊严。     

行为法经济学视角下的人性假设理论框架研究简

行为法经济学视角下的人性假设理论框架主要包括四种偏离传统经济学“理性人”模型的行为模式：一是有限理性,指人们有限的认知能力;二是有限意志力,指人们有限的自制力;三是有限自利,指人们关心公平和他人的幸福;四是情境问题,指个人偏好会受情境影响.这一理论框架是规范研究的基础,也是学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道德哲学要求与经济理性考量之应然关系的法哲学证成——从孟德斯鸠论中国的奢侈问题谈起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第一卷第七章第六节中论述"中国的奢侈"问题时,认为中国各个皇帝们所实施的道德性措施实际上具有理性经济考量的特质。对于其中反映出的道德哲学要求与经济理性考量的应然关系问题,传统理论的论证虽然有合理之处,但严格来讲也具有极大的不足。法律哲学的历史恰就是以道德哲学为基础的法律观与以经济理性为标准的法律观的互动史,因而通过法哲学中介并证成道德哲学要求与经济理性考量之间的应然关系极为便利。从法律哲学发展的最新成果来看,道德哲学要求与经济理性考量之间可以用一种新型关系来说明,当道德哲学要求与经济理性考量化约为"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时,作为论证中介的法律哲学可以证明,道德哲学要求与经济理性考量完全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呈现亲和状态,共生于一定的制度性因素中。     

良知义务与理性"应当"之别——评自然法学义务与凯尔森实证法学的"义务"的分野

凯尔森认为法律义务是因法律制裁而存在;法律义务就是应当不做作为法律制裁的条件的行为.这样,凯尔森所理解的"法律义务"仅有因畏惧制裁而服从的含义.但在自然法学看来,因畏惧制裁、避免受害而服从的"应当"只是一种明智行为,是一种理性选择行为,它不是道德义务.道德义务从根源上说来自人们的良知.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同源,同样来自于人们的良知意识.     

刑法经济分析的原则范式——理性选择理论

原则是事物所依据的规则或标准,刑法经济分析的基础是理性选择理论,该理论的发展演变经历了完全理性和有限理性两个时期。本文指出理性选择理论是刑法经济分析的逻辑起点和理论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