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三亿现象”与腐败的“政绩观”

原安徽省副省长、全国“重量级”大贪官王怀忠(号称“王三亿”)曾经对手下一个紧跟他的县委书记说过一句有名的话:“只要你能搞出政绩,就算你能,能上。但不是让老百姓看到政绩,而是让我看到政绩。” 这句名言,是王怀忠掏心窝拿出的真经,道出了他作为升官秘诀的“政绩观”——“政绩”是给上司看的,不是给老百姓看的,所以,工作要“围看上司转,干给上司看”。     

王怀忠升官奥诀解密

已被执行死刑的大贪官王怀 忠,平均每两年上一个官台 阶,其升速之快,可算是干部队伍中一个边升边腐、边腐边升的典型。其中奥诀何在?王怀忠本人曾高度概括为一句话:“只要把上面哄好了。”(《广州日报》2003年12月11日)“上面”都包括哪些人?报道语焉不详,不敢妄自揣测,但常识告诉人们,下面两部分人起码应在此列:一是负责考察干部的组织人事部门,二是任命、使用干部的直接上级领导。大小干部的任命,都是先由上级机关考察,然后由领导研究决定、下发任职命令。把这些人“哄”好了,屁股坐在自已一边,在考察时就可以隐恶扬善,有不利的意…     

腐败——社会的肿瘤

根据社科院形势分析组和新华社《半月谈》等六个单位进行的三次社会调查表明,不论是公众、官员,还是专家学者,都一致认为:腐败是当前中国头号的社会问题(《检察日报》2000年1月31日)。说腐败是中国社会(当然不仅限于我国)的恶性肿瘤,并非危言耸听。直到笔者这篇小文发表时为止,中国社会的腐败现象,并没有有效地得到遏制。高官腐败如陈希同(原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北京市委书记)、成克杰(新当选的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原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胡长清(原江西省副省长)……后二人已被依法处决。耗子拉木锨——大头在后边。福建几个海关参与并包庇走私大案已经浮出水面,金额达数百亿之巨,还牵出了公安部的一个前副部长李纪周。小而言之,公路上的乱收费、乱罚款,基层的乱摊派,屡禁不止;为农民减负,叫喊了二十几年,只是到今年在安徽摘除了农业税和附加税之外,农民有权拒付一切名目繁多的这费那费。但这只是试点,在全国推广,还有艰苦的漫长之路。     

六中全会:反腐从治标到治本的历史性转变

正一、运动式反腐难以撼动腐败发生的制度性基础(一)对当前反腐败形势的基本判断判断一:大规模运动式反腐,遏制了腐败蔓延的势头,但并没有真正动摇腐败产生的根基。十八大后中央开启反腐运动,是从反"四风"转作风切入的,随后就不断查处腐败案件,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反腐败斗争。到现在,落马的高官有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苏荣等,被查处的党员干部超过一百多万人,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     

十八大以来形成的“反腐高压态”及其走势——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当代中国正在逐步走出腐败高发期,开始进入腐败高发的降减期,准确地说,正处于腐败高发降减期与高压反腐阵痛期相互交织的阶段。可以预见,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一步取得成效,到党的十九大召开前后,有望"走出腐败高发期",到2020年左右可望度过"高压反腐阵痛期",进入党纪国法制度强制与公民本能反腐良性互动期,到2030年进入反腐红利集中释放期,伴随着这一进程,到建国一百年前后进入"反腐倡廉自觉期"。当然,这样的前景研判,在具体的时间点上不必以哪一年搞一刀切,这里所说的"期"相互之间有交叉,尤其是反腐红利的释放,实际上是一个缓释与集中释放相统一的过程。反对腐败是党心民心所向,有党心民心作力量源泉,随着依法从严反腐的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必将取得胜利。     

法治反腐、理性反腐、科学反腐——关于反腐败的若干思考

对于权力腐败这一痼疾,必须走法治反腐、理性反腐和科学反腐的道路,必须避免人治反腐、情绪反腐和盲目反腐。在此理念下,以科学的手段反腐,设计、改革和完善反腐制度体系,如建立财产公示、大额消费刷卡、信息公开、司法独立等制度。但是腐败不是孤立现象,反腐败作为社会大系统中的子系统工程,若仅仅就腐败而反腐败,虽有一定成效,但事倍功半。所以,还需要做好科学划定权力界限,坚持权力最小介入原则,权力制约要形成法治的封闭式制约,从而提高权力运行效率。     

理性理解“制度反腐”

"集中式反腐"与"制度反腐"不是对立的,目前的反腐行动正是依据过去的诸多法律法规进行的,是对法律法规的回归。鉴于腐败的新形式、腐败的新领域、腐败的新主体以及腐败的严重程度和普遍程度,新的反腐所依据的法律法规需要增加、补充、完善,反腐行动的结果应该推动建立一个新的长效的反腐防腐制度。但制度体系是包括刚性制度和软性制度的复杂体系,反腐应该尽快进入立法层面,但制度的形成是需要时间、需要经验、需要内在逻辑的,纠正制度的成本将是很高的。制度是在行动中形成的,应理性理解制度反腐。     

教育反腐工作的特殊性及其与传播的关系研究

随着教育领域被揭露的腐败现象逐渐增多,教育腐败已成为社会强烈关注的热点。我们应当在道德义愤和声讨之外,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教育的腐败及反腐倡廉工作进行理性的深入思考。从教育腐败的概念及表现形式、教育反腐的特殊性、教育腐败存在的根源以及教育反腐传播的重要性四个方面探讨教育反腐工作的特殊性与传播的关系。     

回眸反贪“丰收年”

刚过去的2000年，值得回味的东西很多。但令我最难忘的镜头，还是这一年的反腐工作。有人说，2000年是“破纪录”的一年。虽然，反腐败不同于体育比赛，但用“破纪录”三个字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　　1999年末到2000年初，人们议论的最热门的反腐话题有三个。一个是人称文盲、法盲加流氓的“三盲院长”姚晓红；一个是以“盯梢”著名并借以把浙江瑞安市委书记、市长等多名干部拉下水的“阿太”陈仕松；再一个就是“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的福建政和县“红包书记”丁仰宁。这三个人，虽然腐败的表现都很有“特色”，但毕竟“身份”太低，…     

论“网络反腐”

“网络反腐”作为新的历史时期打击腐败的新兴手段，已经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在舆论监督不断发展，公民知情权亟需体现的历史条件下，它一方面显示了其无与伦比的优越性，但同时也存在着固有的缺陷和弊端。因此必须对“网络反腐”寄予理性期待。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视角下国际反腐合作机制分析

从1977年的《反海外腐败法》,到2003年国际上第一个普遍性的专门反腐条约——《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国际合作机制的功能作用推动国际反腐合作发展到全球阶段,使得跨国反腐取得一定成效,特别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的五大反腐合作机制为国际反腐合作提供了法律依据,但随着跨国腐败范围的蔓延性、手段的多样性、逃匿的隐蔽性,各缔约国实施《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反腐合作机制的困境愈发凸显,也进一步反映了现有国际反腐合作机制的缺陷,要使《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保持活力和持久力,各缔约国需要更新反腐理念;保持国内稳定,调整国内反腐法律对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加强预防、宣传和打击腐败力度;构建缔约国间的"文化信任"和多元性多边合作;明确各缔约国"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建立起反腐败国际合作的长效机制。     

我国腐败犯罪刑事治理的困境及其破解之道——基于刑事政策的实践反思

从严反腐是我国的一贯传统,但是立法和司法的实践模式反映了"零容忍腐败"的刑事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异化为"有限容忍腐败"。《刑法修正案(九)》对于腐败犯罪的重大修改和"两高"关于贪污贿赂犯罪量刑的司法解释,一定意义上是对"宽容腐败"做法的纠偏和对"越反越腐"民意困境的回应。面对新时期反腐的严峻形势,应当从政治、历史和个人意识各层面检视我国反腐败刑事政策实践存在诸多问题的根源,并且从"政法"结合的系统方法论出发,政治上加强制度反腐,法治上严密反腐的立法和司法体系。     

论权力腐败的伦理矫正——社会道德与个体道德的视角

权力腐败是我国社会肌体上的一个毒瘤。在反腐的策略上,学者们往往过度夸大法律的作用,忽视了伦理道德在防治权力腐败当中的功用。笔者认为,在现代化进程中,道德反腐同样功不可没。从社会道德与个体道德分析的视角反对权力腐败,一方面要从“外”加强社会道德建设,另一方面要从“内”加强个体道德修养。     

铁骨铮铮,匡扶正义——记一位可尊敬的老人陈荣杰

2000年2月16日,正是农历庚辰年正月十二,春节气氛还很浓的日子。这天下午,天空飘着小雨,春寒还很重,但长沙市北正街群力里7号一位老人的家里却热气腾腾,新华社湖南分社等15家新闻单位的20余名资深记者,应邀在这里召开反腐倡廉经验交流座谈会。这个座谈会的发起人就是83岁的反腐斗士陈荣杰。据悉,这是全国第一个以个人名义召集的反腐倡廉工作会议。一个83岁、已退休近20年的老人,在省会长沙的新闻界为何具有如此大的号召力?这要从这位铁骨铮铮的老人不平凡的反腐事迹说起。     

社会反腐必须走好群众路线

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突出了制度反腐这一要求。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建立怎样的制度,才能取得反腐的根本效果?习惯认为,反腐是党内的事,是干部的事,因为腐败主要出在领导干部身上,反腐必须从领导干部的廉洁自律做起,党的组织必须通过严格规范和一系列制度对领导干部的行为进行约束,对于腐败了的领导干部必须进行严肃查处,所以反腐制度建设重点是党的廉政制度建设。但从腐败产生的根源、     

社会转型:反腐倡廉是一场持久的“心理战”

正通过调查研究和个案研究,以及对50名腐败者忏悔录中语意词、关键词的分析,发现侥幸心理(认为自己的腐败行为不会被发现)、心理定势(自己权力增大应该得到更多利益)和心理成瘾(多次腐败行为之后变得欲罢不能)是导致当权者腐败的三大心理成因。因此,防腐反腐实际上是与腐败者打一场持久的心理战,提高责任意识、加强问责力度,制度建设和心理建设两手抓     

反腐拒绝伪创新

2003年的反腐成绩是有目共睹的,最具符号意义的是多名省部级以上的高官被查办。此外,还有一些“腐败嫌疑者”不明不自地“自绝于人民”,这无疑暴露了自绝者对中央反腐决心与反腐铁拳的极度恐惧。 不过,与国人对腐败程度的估计以及对反腐的预期相比,反腐成果与     

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三论

一、关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两阶段”论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讲到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他说,建成社会主义,也有一个“边”。但是,说建成社会主义有个“边”,不是说不要进一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后一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在目前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时,人们很自然地联想到毛泽东的这段重要谈话。应当怎样看待毛泽东的这段谈话?它与社会主     

从严治党初显成效──我国推进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述评

今年中央反复强调要从来严治党，胡长清、成克杰、厦门远华……桩桩腐败案件被揭露，一个个腐败分子被查处。人们在关注，这些发生腐败案件和产生腐败分子单位的领导干部是否依然高枕无忧？我们的党风廉政建设如何？腐败现象是否已经在一空程度上得了遏制？记者从中央纪委了解到，截至今年１０月底，有７０００多名干部因违反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受党纪政纪处分，其中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１８９４名；有３５０８名领导干部受到组织处理，其中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１０６３名。可以说，经过一年多时间，全国推进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取得了一定的成…     

“关系”与中国腐败行为——评魏德安《双重悖论:腐败如何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

中国腐败问题的特殊性不仅表现为经济增长与腐败加剧同步的“悖论”,更表现为“关系”根植于腐败行为之中并使腐败行为深深嵌入于中国的社会文化情境之中.尽管中国确立了以制度惩治和预防腐败的思路,并在具体实践中不断出台和完善反腐制度,却不可避免陷入了制度陷阱的逻辑困境.当前中国的反腐尽管符合政治理性——“先治标、后治本”,但这种反腐策略逐渐呈现出“内卷化”的趋势.这就需要现实地理解反腐与制度、文化之间的关系,而不是简单地企求以制度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