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企业家的新农村实践

给农民捐款不如到农村实干,用积累的经验、资金和人才资源真正为农民做点实事一个资产上亿的老板选择到偏僻、贫困的农村当“村官”,用企业的经营理念在农村主事。他不是农民,经营的企业与“三农”也不沾边,有人说他是“钱多了没处花”,也有人说他是“跟自己过不去”——刘树生担任村党委书记半年多来,个人垫资300多万元,改善当地基础设施和群众生活条件。他带去资金、市场等资源,还带去新的观念和发展思路。     

以农民健康促农村小康

缺医少阻碍农村“小康” “小病拖,中病熬,大病来了无着落”——这是目前一些地方农民就医现状的真实写照。 农民最怕的就是得病。好不容易摆脱了贫困,手头有了一些积蓄,可是,一场病就又回到一贫如洗, “脱贫三五年,一病回从前”。因病返贫、因病致贫已成为中国农村“小康”路上的一道坎儿。许多农民发出相同的感慨:如今不再为吃饭穿衣发愁,愁的是看病难、吃药贵。     

特困群众看病“谁”买单

目前,“我国贫困居民医疗救助制度”全面启动。其中,“农村医疗救助”率先出笼,政府将对患大病的农村五保户和贫困农民家庭实行医疗救助;“城市医疗救助”基本成型,政府酝酿从城市中最困难的人员探索医疗救助。     

当代中国农村贫困:性质、原因及政策选择——基于社会排斥视角的分析

文章认为现阶段中国农村贫困总体上属于长期贫困,分析表明,中国农村长期以来在政治、经济、公共产品供给福利及教育等方面遭受长期的多维的政策性排斥是农村长期贫困形成的深刻根源。消除政策性排斥赋予农民这个群体、特别贫困农民应有的社会权利使他们得以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保证公平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条件,是农村消除长期贫困的关键。     

农村贫困脆弱性及其社会支持网络研究

我国农村贫困脆弱性产生的原因主要表现为:家庭收入对农村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巨大,疾病是影响农村贫困脆弱性的重要因素,自然灾害是影响农村贫困脆弱性的不可抗力,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是农村贫困脆弱性传递的纽带。社会支持网络在降低贫困脆弱性上可分为主体内部路径和外部路径,外部路径是政府、市场、社会组织、社区等外部主体作用结果的总和,而家庭自身的努力是降低贫困脆弱性的内部路径。在社会支持网络构建中,政府的作用主要是建立贫困脆弱性预警机制和贫困动态监测体制,加快农村经济建设和促进农民增收,提高贫困农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加强医疗救助、教育救助等其他救助形式。贫困脆弱性高的家庭在发挥家庭自身努力的同时,可以寻求近亲和非亲属的支持等。市场、社会组织和社区也应在降低农村贫困脆弱性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中国反贫困的五大目标

第 一 ,提高贫困农民人均收入水平。到２００５年人均收人提高３０ % ,到２０１０年人均收入提高６０—６５%。第二 ,保证贫困农民解决吃饭问题 ,保证其基本食物消费需求 ,每人每日２１５０大卡。既要提高贫困农民生产粮食的能力 ,更要通过提高他们的人均收入水平 ,进而提高他们购买口粮和其他食品的能力。第三 ,为贫困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国家投资的“以工代赈”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条件的项目 ,应优先安排贫困劳动力 ;鼓励和帮助贫困农民外出打工 ,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打破妨碍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 ,建立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 ;对…     

关注农民的小康

在今年全国“两会”召开前夕,一位理论工作者提出了运样一条建议:“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所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在农村,难点在农村,潜力在农村,希望也在农村。” 这话算是说到了点子上。我们相信,农村问题,农业问题,农民问题,一定会成为今年“两会”的一个重要话题。关注农村,关心农民,支持农业,消灭贫困,已经在全国上下形成了一致的共识。     

科技大篷车

前两年,农民把科技人员当作“财神”。“抢财神”成为传诵一时的佳话。但“财神”毕竟不多,你抢我夺,也颇费心力。于是,农民开始懂得,与其去抢一个“财神”,不如自己培养一个“财神”,或者干脆自己变成一个“财神”。这样,在农村形成一股学习科技知识的热潮。他们以从未有过的热情寻求科学技术,用以指导自己种田和从事多种经营。学科学用科学已成为农民生产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这种情势下,一条连结科学技术与广大农民的纽带——科学技术普及车——应运而生了。     

说长论短扬长补短——对贵州农村群众文化建设的分析与思考

贵州是一个拥有47个民族的贫困山区省。全省人口中87.8％是农民,平均每个农民不足1亩耕地,收入较低。研究贵州群众文化建设必须把研究农村的群众文化建设作为重要课题。这里想粗浅地提出一些在农村文化建设中如何扬长避短的见解。贵州农村文化现状——贫困中有富饶 文化艺术等上层建筑的发展是受经济基础所制约的。贵州农村经济的贫困,带来农村文化的贫困,其     

大西南农村的贫病困扰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确定后,全社会对“三农”问题的重视程度空前提高,因为中国人口的大多数是农民, “三农”问题解决不好,很有可能拖全局后腿。农村的发展怪圈多。本刊上期曾报道了如何突破黄宗羲定律的怪圈,涉及的是农民税费负担改革的话题。本期的报道又提出了农民因贫致病、因病致贫或因贫返病、因病返贫的怪圈,如何走出这个怪圈,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关注和实践探索。 贵州、广西、四川、云南、重庆五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位于我国西南地区,这里山多地少,农民人口多、比例大,大部分群众生活困难,是我国最大的连片贫困地区之一。前不久记者对五省区市的农村医疗卫生状况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调查。总的来说,农村医疗卫生状况较以前有了很大的进步,基层卫生机构得到发展,各族群众看病拿药日益方便。但在不少地方,许多农民根本无钱求医问药,小病拖成了大病,大病拖成了绝症,又因贫致病、返病。疾病、贫困交织在一起,形成了恶性循环。主管官员、基层干部、卫生人员一致呼吁:治穷当治病。西南地区以及全国其他一些比较贫困的地区要帮助这部分贫病交加的农民解决贫困问题,首先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做好,把“医疗扶贫”纳入扶贫攻坚的重要内容中来。     

“后扶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的协同逻辑及政策选择

2020年脱贫攻坚取得胜利以后，我国治贫阶段进入“后扶贫时代”,扶贫工作重心也由消除绝对贫困进而转向相对贫困治理。当下，乡村振兴仍然聚焦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总目标，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突出最首要的问题便是相对贫困治理。从政策协同理论的视角看，相对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在协同主体、协同内容与协同机制三个维度具有内在逻辑关联。为此，可通过主体协同共治、内容衔接共通和机制协同互促的方法来促进其有效协同，并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多维识别标准、统筹城乡相对贫困治理、转换“输血”扶贫模式等四个层面的政策选择来提升贫困治理效能，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让农民成为学习的主体

中国的农民需要学习,中国的农村需要学习。建设学习型的社会,中国的农村既是最大的难点,也是最富潜力的大“市场”。 搞市场经济,让很多地区长期习惯于刀耕火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的农民有些不知所措,至今依然在为脱贫致富而挣扎。但也有不少地区的农民凭着对市场的直觉、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原始的创造力,在走向市场中脱颖而出,寻摸出了各种各样的致富途径,成为农村改革中的一个又一个典型。 以典型点燃农民的激情、激活农民的智慧、挖掘农民的创造力,实际上是中国发展农村经济的传统手     

“文化扶贫”与“文化促贫”

“文化扶贫”与“文化促贫”逸竹为了共同富裕，同奔小康，有关文化领导部门和有关团体，已经开始了“文化扶贫”工程。这项工程是鉴于要“治穷”必先“治愚”的实践经验而采取的有效措施。简单说来，就是要对尚处在贫困状态的老、少、边、穷地区的农村和农民，在普及文化...     

环首都贫困县人力资源开发研究

要摆脱经济的贫困,首先必须摆脱知识的贫困;要开发当地各种资源,首先必须开发人力资源。因此,为了促进和实现环首都贫困县人力资源的全面开发,尤其是在农民占当地人力资源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我们要特别注意在如何“解放农民、转移农民、减少农民、富裕农民”方面狠下功夫。     

当代农民权利贫困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的影响

农民权利贫困与党的执政基础密切相关。农民阶层将长期成为党重要的执政基础。从政治、经济与文化三方面入手分析当代农民权利贫困的现状,分析农民权利贫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党在农村执政的政治基础、经济基础和文化基础,对于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至关重要。同时,还应严重关注农村强势阶层的兴起对党的执政基础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就业援助:西部农村反贫困的现实抉择——基于减缓地缘性贫困和生态贫困的视角

我国贫困区域、贫困人口向西部农村收缩的态势持续增强,而囿于自然环境、高度依赖农牧业的生计状况又引致地缘性贫困现象和生态贫困后果,并且“农业及其基础设施工程建设扶贫”对贫困的作用已经减弱,甚至对减缓生态贫困缺乏积极作用.在西部贫困农村,生态环境支持系统的恢复、重建及其维护,必须依赖当地农民生计替代或转型；生态贫困问题的治理,必须依赖贫困人口生计空间和生计路径的拓展或转换.因此,实现劳动力流动对突破地缘性贫困困扰和解救生态贫困有着决定性意义,然此必须依赖国家针对性的就业援助,以赋能为重心,改变其劳动力人口缺乏就业资源禀赋的普遍性状况,促成劳动力流动.     

农村基督教扩展及其对新农村建设的启示——以皖中S村为例

农村基督教扩展迅速,而农村基督教得以扩展的直接原因是农民对于基督治病、消灾、降福、积德的相信,因此可以把农村基督徒分为“遗传型”基督徒,“灵验型”基督徒和“传递型”基督徒,农村由于种种原因,无法抗拒重大困难,更无法抗拒不可抗力的侵害,产生了心理上的无助和惶恐,而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农民生活在无保障的生活中,他们在熟人社会中,以有限的社会资源盘活着自己的生活,但在同一片蓝天下的农民往往境遇相似,谁也没有太大能力来帮助别人的,这种现实的压力产生了精神的渴求,希望能有一种超验的力量能够帮助无助的人们。农村没有排泄压力的途径,或者说很少有有效的途径,面对外界的压力,他们需要寻求相互的安慰,而忙碌的人们又没有这份闲暇,这也给农村基督教扩展提供了有利机会和空间;农村没有文化的有效宣传;农民没有公共生活的活动空间,而农村基督教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农民的这份需求,这是农村基督教得以扩展的深层原因。我们从访谈中发现,农村基督教的信仰并不是仅仅功利主义的“灵验”,农民在信仰基督时,也生发出心灵救赎的祈求,农民在信仰基督时是有精神上的要求的,他们生活在现实而又无新奇的环境中,内心同样升起了精神方面的需求,新农村建设就需要在这些基督教得以扩展的地方加以发展,把基督教提供的满足用新农村建设来提供,就能收到新农村建设的良好效果。     

摒弃简单粗暴的工作作风

前不久，曾庆红同志在江苏、湖南就农村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情况进行调研时，对这次“学教”活动有一个简明的概括：“受教育的是基层干部，得实惠的是广大农民。”中央用两年左右的时间在农村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这次“学教”活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改革开放20余年，我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的日子也越过越好。可变化归变化，日子好过归日子好过，有些地方的农民对目前的状况仍存有不满。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干群关系较紧张；而干群关系紧张的一个突出问题在于基层干部工作作风简单粗暴。…     

基于农村信息贫困的河北城乡信息化相关因素比较研究

农村信息贫困是中国城乡差距在信息化建设中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严重制约着农村社会的发展。为了解决农村信息贫困,通过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法,从城乡信息基础设施、劳动力文化程度和劳动力信息渠道等三个方面对河北省564个农民家庭和409个城镇居民家庭进行了比较研究,探讨农村信息贫困在城乡信息化发展层面的成因,并提出相应对策。     

农村实现“全面小康梦”的突破口——湖南安化县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调查与思考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在农村,关键在农民.农村没有小康,不可能有全国的小康;农民没过上小康生活,不能说中国人过上了小康生活.那么,农村如何才能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实现农村的“全面小康梦”？农民怎样才能过上真正的小康生活呢？实践证明,农民专业合作社无疑是一条有效途径.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健康发展,对于建成农村全面小康社会、实现农民的“全面小康梦”至关重要,在相当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建成农村全面小康社会、实现安化农民的“全面小康梦”、让安化农民真正过上小康生活的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