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与公益诉讼的契合性分析

实体法与程序法作为矛盾的对立双方相互依赖、互为前提。没有实体法就没有程序法;没有程序法,实体法也没有存在的必要。经济法是在生产高度社会化的历史条件下,为适应国家广泛调节社会经济的需要而逐渐形成为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本位的部门法;与之相适应,经济法程序始终贯穿着对社会公益的关注,以有效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不受侵害为主线。公益诉讼是有关组织和个人依据法律的规定,对由于违反法律而给国家、社会公共利益造成事实上损害或潜在损害的行为向法院起诉,由法院追究违法者的法律责任的诉讼活动。所以,公益诉讼作为经济法的内部生命的表现有效地维护了经济法的切实实施,经济法与公益诉讼之间具有天然的契合性。     

论刑法的司法逻辑精神——《刑法》前五条之总体理解

司法逻辑是一种客观逻辑,刑法的司法逻辑精神是一种客观精神,对此要在刑法自身结构中的自生性(内部性)与建构性(外部性)的矛盾中理解。《刑法》第1条乃是这种精神之总成,其中结合与为了之表述体现此精神尤为明显。在司法逻辑中,控方以《刑法》第2条为总依据的追诉偏好刑法的外部性,而辩方所偏好的则是刑法的内部性。内部论的刑法本体论和无知论的刑法认识论是理解《刑法》第3至5条罪刑法定主义的司法逻辑的哲学基础。实现刑事正义的关键不在于刑法确定不确定,而在于摆脱独断论、图像论、刑法外部性等种种束缚,从主体间性、语境论、刑法内部性上发现刑事正义的司法逻辑进路。     

论经济法的进化——历时性维度下经济法理论的发展与演变

正目次一、引言二、从片面深刻到科学内涵:经济法概念的进化三、从原始干预到积极干预:经济法功能的进化四、从个人本位到社会本位:经济法价值的进化五、简短的结论一、引言诚如德国著名历史法学派大师萨维尼所说:法律乃是那些内在的、默默的起作用的力量的产物。法律就像语言一样,既不是专断意志,也不是刻意设计的产物,而是缓慢、渐进、有机发展的产物。〔1〕经济法是各国法律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经济法也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在不断发展、演变和进化中。在历时性维度来说,〔2〕经济法的发展历史可以上溯到古代的诸法合体的法律体系中。在古代社会中,外国的     

网络时代的影响性诉讼及其法治影响力（下）——基于2005--2009年度影响性诉讼的实证分析

“影响性诉讼”（impactlitigation）这个词是一个“舶来品”。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当经济发展、社会变迁催动既有权利边界变更之时，它原本是法官造法背景下通过法院实现社会变革的一种司法化的政治活动方式。在某种程度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沉默权”等制度就是沃伦法院在影响性诉讼的基础上扩张权利、保障人权的制度遗产。     

作为一种官僚病的繁文缛节:评《官僚制与繁文缛节》

<正>Bozeman,B.(2000).Bureaucracy and Red Tape.Upper SaddleRiver:Prentice-Hall.210pp.20世纪的最后30年见证了"新公共管理"运动(New PublicManagement,NPM)在西方国家的兴起,它迅速席卷全球并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浪潮。这一点在美国表现得十分明显,特别是在1990     

迷局与破解：对刑事和解认识误区的理性反思

随着恢复性司法理念的产生和发展,刑事和解制度已经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肯定。联合国于1999年至2002年分别通过了《制定和实施刑事司法调解和修复性司法措施》与《关于在刑事事项中采用修复性司法方案的基本原则》;法国20世纪90年代在刑事领域掀起“和解普遍化运动”;德国在立法中具体规定了刑事和解的相关制度;     

论精神损害赔偿中的附从性规则——僭越事实的形成、演进与破解

精神损害赔偿中的附从性规则,是精神损害赔偿中颇具独特性的规则。尽管畅行于多国精神损害赔偿实践并起着事实上的基础性作用,附从性规则却一直未能取得与其实际作用相一致的地位。精神损害附从性规则未能反映法律的内在价值,其重要地位的形成,是法律向现实妥协的结果,这注定了其永不可能跃升为精神损害赔偿的基本原则。但当纯粹精神损害的确定成为可能时,对附从性规则的突破就成为大势所趋。正确认识精神损害赔偿的附从性规则,对于《侵权责任法》确立合适的精神损害赔偿范围具有重要意义。     

现代性的精神维度与法的主体性——兼论后现代性视角下的法的主体性

现代性的精神维度包含人们所熟悉的理性、启蒙、科学、主体性,自我意识、创造性、批判精神等.从多维的角度来透视现代性的精神维度,我们可以将其界定为个体的主体性与自我意识、理性化的公共文化精神、意识形态化的社会历史叙事.与现代性多元化精神维度相一致.法的主体性也表现为多种属性的统一.而在后现代主义的视野下,法的主体性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违法行政与政府的信用——武汉市一起“民告官”案件调查

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我国政府法制建设和依法行政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国务院分别于1999年和2004年专门发布了《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决定》和《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对各级政府和部门的依法行政提出明确要求，并进行重点部署。尽管如此，不少政府部门和官员对依法行政的走向和蓝图并没有正确地认识和清晰地把握，一些地方的依法行政进程依然举步维艰。     

逻辑与法律之间的又一个冲突——根据关于专家意见可采性的《联邦证据规则》703对待第二手事实的戈尔迪之结

2012年6月美国最高法院在Williams v.Illinois案件中,就《联邦证据规则》703的适用形成了"703多数意见"、"Crawford多数意见"和相对多数意见。本案提出的重要问题是,规则703准许的对第二手报告的运用是否构成一个对庭外陈述的合法非传闻运用?如果不是,法院在未来如何适用规则703?本文审视了Williams案件裁决之前规则703的学理状态;描述了Williams案件中各个大法官在规则703问题上的立场;讨论了703多数意见和相对多数意见之间的争议所涉及的利害关系;从逻辑角度和立法解释角度评估了各种立场的优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