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以中国为根据的"全球化观"的论纲

作为国家社科重点项目"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法学"中核心部分的导论,在对"全球化"概念进行背景性阐发的基础上,确立全文的分析框架及参照依据,并概要性地说明相关理论问题的建构以及具体的论证步骤。通过阐明当下的"全球化"实为一种可争辩的过程,从而开放出全球化的话语斗争维度以及中国或中国法学参与并型塑全球化的可能性,进而主张应当从中国立场出发,以中国为思想根据、以"世界结构中的中国"为分析框架、根据中国自己的理想图景就当下全球化进程及其方向进行积极的反思和重构。     

老龄化视角下的乡村人口红利潜力研究

目前,在我国广大乡村地区,老龄人口不断增加,年轻劳动力比重逐渐降低,在这样的背景下,"乡村人口红利潜力"开始成为国内学术研究的热点。就当前来看,我国乡村人口存有大量剩余劳动力,亟待通过农业技术进步、灌溉水平的提升将其解放出来。同时,对于乡村人口红利潜力如何产生、如何转移及其今后发展的动向,都需要我们辩证地进行分析,以期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出台和实施提供参考。     

“五大红利”造就中国发展奇迹

郑京平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撰文认为，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中国发展奇迹的原因主要可以归结为“五大红利”：体制转换红利、全球化红利、人口结构红利、后发展红利和县际政府间竞争发展模式红利。其中最重要也是民蝴—个原因，是体制转换红利，即中国成功地喜现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呖经济、从封闭（半封闭）型经济到开放型经济的转变，初步建成了—个开放型的市场经济体制。     

“国家—社会”框架与中国法学——以“国家法与民间法”研究为切入点

中国法学研究中广泛运用"国家—社会"这一分析框架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法学界目前主要是利用这一框架进行范例研究,论者试图通过这种范例的研究对该框架的效力进行证明,并在打通市民社会两个层面的基础上,在渐进的过程中构建起中国的市民社会或者为实现现代化法治进行论证。"国家法与民间法"研究是中国法学运用"国家—社会"框架取得成果颇多的领域。法学界在运用这一框架时并未保持必要的警醒,对该框架的理论前提或预设很少质疑,而对于框架的作用和限度也没有深刻的把握。站在反思和批判的立场对中国法学研究中的"国家—社会"框架的作用和限度以及相关研究进行检视,并对这一框架背后的理念支撑进行分析,这或许是推进相关研究的一种可能的方向。     

腐败与中国式经济增长——兼论腐败治理的社会基础

本文基于中国31个省域2002—2011年的面板数据,对中国腐败问题的影响因素及其与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分析结果表明:公民受教育程度、公职人员工资水平对腐败的影响是一致而显著的,但财政分权、政府规模、地区投资水平与GDP增长率等变量对腐败程度的影响是不一致或不显著的;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人口红利带来的人力资本增长和改革开放带来的固定资本投资的上升,绝非腐败的拉动使然;腐败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复杂而微妙的,二者并不存在显著的计量关系,更无必然的因果联系。最后,本文有针对性地提出腐败治理的政策建议,否定了依赖正式制度改革的"制度万能论"的腐败治理思路,认为只依赖正式制度的改革来治理腐败是不够的,教育和宗教等非正式制度的教化作用在腐败治理的过程中也不容忽视。     

中国公司治理的路径依赖

<正>当我们考虑中国公司治理的基本框架设计的时候,面临着不断进入中国而增加的外国公司,以及中国不断到海外上市融资的客观事实,在全球化资本市场竞争压力下,中国在公司治理的基本框架上,已经开始出现了不同的选择。究竟是采用独立董事模式,还是完善监事会制度?究竟是采用德国的共同决策方式,还是采用美国的职工持股方式?等等选择,反复地、或隐或现地、或多或少地困扰着中国法这个以"外国法"作为规则来源正当性的规则系统。     

被忽视的"小传统"——评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作者通过解读《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以及问题的设定,运用"大传统"与"小传统"一组概念,分析并得出瞿同祖关于中国古代社会"法"的理解是狭隘的,反思他研究中国古代法律分析框架的问题所在。     

“恶债不予继承”的抗辩与中国在利比亚的投资保护

"恶债不予继承"理论的构成条件包括:该项债务违背国家或人民利益;未经债务国人民同意;债权人知悉前述情形。在中国对利比亚投资的保护问题上存在这一理论的负面影响。但是只要我国紧紧投资及其项目建设有利于利比亚国家及其人民发展这一关键性要点,就可以为将来可能在国际法框架内解决纠纷,做好抗辩准备,以维护自身权益。     

开放的"全球化观"与"主体性"中国的建构

立基于对中国法学近二十年"全球化论辩"的详尽分析和反思,不仅批判了中国法学论者在研究全球化问题时所持有的那种完全丢失中国自身立场或视界的封闭且被动的"全球化观",同时还阐发或建构了一种以中国"主体性"为基础的开放而非封闭的"全球化观"或"全球化图景"。这一开放的"全球化观"的建构,为中国能够以一种"主体性"的姿态积极参与对全球化进程及其方向的审查和决策提供一种认识论上的可能通道,而要真正建构中国与全球化在本体论上可能关系,我们有必要在本体论层面上引入"全球治理"的问题,并追问在全球治理框架中,中国究竟根据什么样的中国理想图景或世界理想图景去参与重构或重塑全球化进程及其方向的进程这一更为根本的问题。     

打造法律服务“升级版”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今年全国"两会"后的多个场合提出了"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理念,并阐述其内涵是立足内需,面向世界,深耕亚太;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重视服务业发展;保护和节约环境资源;靠制度创新释放红利,靠开放促改革等,为保持和促进中国经济平稳、健康、持续和快速发展指明了方向、目标和路径。律师法律服务与经济建设发展     

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理:权利视角

正群体性事件是指,特定群体或不特定多数人聚合临时形成的耦合群体,通过没有合法依据的规模性聚集,以语言或肢体行为上的冲突来表达诉求、争取权益、发泄不满、制造影响,对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造成影响的事件。在新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群体性事件曾有不同的称谓:上世纪50—70年代,一般称为"群众闹事"、"聚众闹事";80年代以来,曾先后称为"群众性治安事件"、"突发事件"、"治安突发事件"、"治安紧急事件"、"突发性治安事件"、"紧急治安事件"、"群体性治安事件"等。很长一段时间内,官方对群体性事件的解释框架主要是"别有用心的坏分子+不明真相的群众"。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毛泽东在国内外新形势下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对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进行区分。群众闹事属于人民     

2012智能家居行业波澜不惊

<正>回顾2012年中国智能家居行业发展,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的话,就是"波澜不惊",而"润物细无声"。2012年,中国智能家居行业受国际金融危机和宏观经济增速回落的整体影响,导致国内经济持续低迷,消费紧缩,国内智能家居行业只是又走过了平淡的一年,没有轰轰烈烈的大发展,但智能家居行业每天都在发生变化,每一天都真真实实、不动声色、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部分人的生活方式,这也是智能家居市场已经步入快速成长期的标志;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件,     

中国语境中的“司法调解”——一种非标准性阐释

尽管当下司法调解的实践本身比各种话语表述更富创造力,然而一种以"中国"为中心的司法方法论、以"中国"为中心的司法调解观远远未能被我们发现或发明。这至少是因为我们如何评判司法调解与如何表述它皆成了问题。分析这些问题就是在表述:我们的司法调解不是完全经由法律适用来确认权利或利益,而是主要通过实践智慧弥合了公正问题与合法问题,亦即需要解决的争议重点不在于依据哪些法律来裁断,而是借助于转变了裁判者的身份,使其在现行的法律制度内作为调解者来促使纠纷的解决,并以此来追求某种社会公正与社会和谐。     

中国式"养老金悖论"

相对合理的解决方案,有可能让中国平稳地渡过老龄化加速和人口红利消失的危机;而相对糟糕的方案,无疑会加大中国未来面临的风险。     

转型期的中国货币政策规则：基于拟合效果的选择

从拟合效果的角度来分析通货膨胀目标制和泰勒规则这两大最流行的货币政策规则在中国的选择问题,研究结果表明,从对中国利率走势的预测能力来看,通货膨胀目标制远远优于泰勒规则.因此,中国人民银行要想提高对宏观经济的把握能力,及时准确地获取宏观经济信息,应该选择通货膨胀目标制并积极创造实行通胀目标制的各种条件.     

“黄祸”论的本源、本质及其最新霸权“变种”:“中国威胁”论——中国对外经济交往史的主流及其法理原则的视角

近10年来,面对中国逐渐和平崛起的现实,美国某些政客、军人和学者时起时伏地、起劲地鼓吹"中国威胁"论。这种理论似乎言之凿凿,颇有"创新",实则以史为鉴,透过历史的"照妖镜",就不难看出它只不过是19世纪中后期一度甚嚣尘上的俄国沙皇版"黄祸"论和德国皇帝版"黄祸"论在新历史条件下的最新变种,它们之间的DNA是一脉相承的;其对中国数千年来对外交往史实主流的歪曲,其危言耸听和蛊惑人心,为反华、侵华活动进行精神动员和舆论准备的"政治骗术",也是如出一辙的。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饱受列强侵略、压迫、掠夺的痛苦经历表明,"黄祸"论——"中国威胁"论在本质上从来就是一种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口号;同时,中国数千年来对外经济交往的史实及其中蕴含的法理原则也表明,"黄祸"论——"中国威胁"论是严重背离历史真实的。因此,善良的人们切勿对"黄祸"论——"中国威胁"论的实践后果掉以轻心,否则就会出现"居安而不思危"或"居危而不知危"的后果;切勿为美国霸权主义者"火中取栗"!     

无问而问与不答之答——读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中国法学受着一种源自西方的"现代化范式"支配,只有充分、坚实地证明当下中国法学已经从根本上无力解释和解决中国法律实践中所存在的基本问题或关键问题,才能断言中国法学存在着总体性危机.邓正来先生并没有有效进行这种证明,无法断言中国法学存在着总体性危机,"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就是"无问而问",即便不是一个假问题,在它的提出理路里也很难被认为是一个真问题.邓正来先生并没有给出"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或"邓正来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他并没有真正回答"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这一问题,但是在他的论述中给出了一个问题解决套路.因种种原因,该问题解决套路的有效性十分可疑.经过邓先生的立论和笔者的驳论,显示出一些对中国法学发展可能有意义的问题.     

中消协应该由13亿消费者来养活

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去年GDP增长10、7％，实现就业1184万人，同时既无通胀也无通缩，宏观经济形势表现不错；一些分析常把成熟市场经济的规律生搬硬套到中国经济发展上，把各种原因形成的经济波动都用经济周期来解释。     

中国共产党以思想启蒙促进爱国救亡运动史实考述——对"中国近代救亡压倒启蒙"说之批评

多年来学界流行的"中国近代救亡压倒启蒙"的观点是不完全符合实际的.因为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就提出了外争国家主权、内争人民权利并行并重的基本纲领,并制定了相应的施政纲领.在土地革命时期、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根据形势变化又在这一基本纲领中注入了许多新的内容,同时在根据地又把外争主权、内争权利并行并重的基本纲领转化为施政纲领、宪法性法律和人权保障条例,并认真地实施了这些法律.通过宣传外争主权、内争权利并行并重的基本纲领,制定并实施有关外争主权、内争权利并行并重的法律,中国人民初步懂得了何为民主、何为权利和初步具备了行使它们的能力."中国近代救亡压倒启蒙"观点的错误之处,就是缺乏对中国共产党法制思想及其实践的历史的考察,忽略了在中国民主革命实践中的中国共产党(革命左派)、各民主党派(中间派)和国民党(右派)三大政治派别中,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都是主张反帝反封并行不悖、外争主权与内争权利相互促进的,只有蒋介石代表的国民党才是鼓吹"攘外必先安内"、用所谓救亡来压制人民争取权利的诉求,但最终被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打败.因此,中国近代所谓"救亡压倒启蒙"的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     

“以人为本”：素质教育的价值实质

有中国特色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把"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确立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价值目标,也就确立了素质教育"以人为本"的基本价值定位,以人为本"是一个全新的教育理念,对于深化我国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构建一介充满生机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教育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但当囿于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人的全面发展不可能是全体的或全方位的进步时,素质教育必须基于社会历史的现实,以终极价值为基本导向,合理地安排人所追求目标的先后秩序.只有这样才能彻底坚特"以人为本"的价值立场,才能保证素质教育价值定位的历史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