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环境抗争事件与地方政府治理危机

地方政府的治理困境是导致农民群体抗争呈现出暴力特征的重要原因。地方政府的治理困境表现在:利益结构的失衡、政府能力危机和信任危机;地方政府因各种利益问题而忽视、拖延和压制农民的环境诉求;地方政府在整合不同利益群体、保持政府中立性、管制等方面的能力在不断弱化;农民的政府信任程度也在下降。这三个因素是农民环境抗争事件不断升级,呈现高冲突性的重要原因。     

农民对地方政府服务的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

公民评价是衡量地方政府服务水平的重要标准。通过对“农民眼中的政府”问卷调查分析发现，在中国农村，影响农民对地方政府总体表现评价的因素，主要是那些政府可以完全或部分控制的因素，即为政府“可控”的因素。政府工作人员的办事效率、服务态度等具体的施政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是影响农民评价政府的决定性因素。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提高办事效率、改善服务方式、支持农民政治参与、加大基础教育投资力度、完善农村医疗条件等途径来改善政府工作。     

农民集中居住良性推进之程序保障

一些地方政府在以行政力量强势推进农民集中居住的过程中,基本上都是地方政府单方面推进,农民没有知情权,集中居住的相关信息不够公开,甚至有些地方的农民无法获得应有的通知公告、书面协议。地方政府公开农民集中居住决策相关信息的法治价值在于保障农民的知情权,以公民权利制约国家权力,防止地方政府行政权力的滥用和腐败。深化集中居住决策的信息公开,要求地方政府既要公开并提供全面准确的集中居住决策信息,又要通过多种途径为广大农民及时获知集中居住决策信息提供便利。     

政府主导和农民主体相结合:新农村建设的关键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实现这一历史任务需要加强政府引导,同时又要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正确处理好政府主导和农民主体的关系,实现政府与农民的双向互动。     

西部落后地区农民政治信任影响因素分析——以贵州A、B两村调研为资料来源

通过在贵州A、B两村设计问卷进行抽样调查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贵州农民政治信任状况总体不错,但农民普遍存在差序政治信任,对高层政府的信任比基层政府要高;政府执政水平对农民政治信任有一定作用,政府的经济绩效提升了农民政治信任,但政府工作能力、为民服务精神、工作作风都还有待提高;农村传统文化对农民政治信任有一定促进作用,但农民对不同传统文化的认同程度有显著差异,农民的国家和集体意识比较强烈,封建文化意识明显削弱;农民政治效能感能促进政治信任的形成,农民的政治效能感与农民对经济收入的公平感之间存在一定的线性关系;农民参与公共事务可以促成政治信任提高,农民更积极参与同自身利益相关的公共事务。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进程中地方政府行为

在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进程中,政府承担着重要职能。但是,由于对合作经济组织认识上的误区,导致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在扶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问题上,要么”过度热情”;要么”过度冷漠”,制约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健康发展。为此,政府应当优化其行为,加大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扶持、加快合作经济体制的创新、加强对农民的教育和对合作经济组织的指导、规范合作经济组织的形式。     

积极发展我国农民自助合作组织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背景下,农民自助合作组织将作为农民的利益表达载体,将农民群体微弱的声音汇集,有效的向政府传达农民真实的意愿。弥补政府、市场与农民之间衔接的空缺,提供充足的社会服务,维护农民的基本利益,确保农民增收致富,提升农民在社会中的弱势地位,是农民自助合作组织存在的现实意义。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过程中的隐忧与解决对策——对X县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调查与思考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正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民间性、互助性和规范性缺失，政府缺乏必要的支持和监督，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需要漫长的过程，更需要政府的正确引导和农民的积极努力。     

从新制度主义观点看中国农民身份制度的变迁

从新制度主义的观点来看,中国农民身份制度的变迁主要是政府主导下的制度安排,同时也是政府在认为预期收益将大于预期成本后提供新的制度安排的意愿和能力的过程。但长期以来政府对农民的制度安排产生的惯性,使农民转换为市民的过程中仍遇到很多障碍。改革阻碍农民身份转换的正式制度,重塑非正式制度来推进农民身份转换显得特别重要。     

县乡政府促进农民增收的三大对策

做好农民增收工作 ,县乡政府处于关键地位。当前 ,在影响农民增加收入的体制性因素未能根本消除的情况下 ,县乡政府促进农民增加收入的主要对策应该是 :调整结构以提高农业的质量和效益 ;发展二、三产业和推进城镇化以减少农民数量 ,加大支持保护力度以优化农民增收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