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辛词三首续札——与蔡义江同志再商榷

蔡义江同志在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一期上发表了《辛词三首续说》一文(以下简称《续说》),对拙文《重读辛词三首随札》(以下简称《随札》)作了答复,条分缕析,启发实多。本想双方意见既已详陈于各自的文章中,其是非得失海内通家自可判断,似毋庸往复驳难。但雒诵再三,总觉得有些问题还需进一步澄清,因更申己说,就教于识者。     

也谈刑事侦查立案——兼与刘瑞榕、刘方权同志商榷

在《中国刑事警察》杂志2002年第2期上拜读了刘瑞榕、刘方权同志的文章《刑事诉讼程序的启动——对侦查立案制度存在价值的质疑》一文(以下简称《质疑》),深感不以为然。在此也谈谈对刑事侦查立案制度及其当前实际工作存在的问题,以供参考。刑事侦查立案制度的必要性刑事侦查立案的法学意义 1.刑事侦查立案(以下简称“立案”)是侦查机关对“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这一法律事实的确认。侦查机关接到报告的案件是多种多样的。侦查机关在受理案件时,对那些报告有犯罪事实发生,但还没有掌握足够证据的案件,要通过初步调查来确认。通过初步调查掌握了证明犯罪事实发生的证据,并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就决定立案。否则,不予立案。从决定立案的过程可以看出,立案是区别罪与非罪的第一道程序。如果没有这道程序,就无可避免地使一部分非罪案件进入侦查程序,其结果不言而喻。《质疑》中介绍日本为了开     

收容审查制度应予废除——兼与陈卫东、张弢同志商榷

<正> 《中国法学》1992年第2期发表了陈卫东、张弢二人的《收容审查的若干问题研究》一文(以下简称“陈文”),文章对收容审查规定本身与实践中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对其理论研究中存在的一些观点作了评述,使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得以更加深入。但是,该文的某些观点,尤其是应保留收容审查制度的结论,笔者认为值得商榷。     

也论刑事责任——兼与张令杰同志商榷

《法学研究》一九八六年第六期刊登张令杰同志所著《论刑事责任》（以下简称杰文）一文，对刑事责任的一些理论问题作了大胆的探索，使人读后很受启发。但是，文中有些观点值得商榷，故著此文，愿与张令杰同志及广大读者共同探讨。     

权利本位论——兼与封日贤同志商榷

权利本位的基本含义是,义务来源于权利,义务服务于权利,义务从属于权利。权利本位的基本标志是,着眼于具有普遍意义的法律角色的权利。权利本位观与阶级分析的观点并无矛盾,同时它也不同于个人本位,而是相对于义务本位而言的一个观念。本文并回答了封曰贤同志的七条批评意见。     

拎包案件再议——兼与柯兵同志商榷

《法学》今年第五月发表了柯兵同志《对“拎包”案件能一律作盗窃处理吗》一文(以下简称《柯文),读了以后,很有启发。在司法实践中,对这一问题确是认识不一,做法各异,提出来加以探讨是很有必要的。《柯文》对李、杨案例认为构成了盗窃罪,笔者并无异议,但《柯文》对朱某案例认为不构成盗窃罪,笔者有不同的看法。现提出来与柯兵同志讨论。朱某将顾客用餐后遗忘于店内的一只装有三千余元现金的拎包隐匿起来,后经再三教育,方承认其隐匿事实,对此,《柯文》认为,朱某的行为不构成盗窃罪,因为“朱某是店主,他对店内的空间具有     

刘某的行为应定爆炸罪——兼与程晓天、孙文贺同志商榷

2003年第1期《检察实践》杂志刊登了程晓天、孙文贺两位同行撰写的疑案评析《刘某的行为如何认定》一文(以下简称“程文”),该文中将犯罪嫌疑人刘某在自家西瓜地里安装爆炸装置而把偷瓜人炸伤的行为定性为故意伤害罪。笔者对此观点不敢苟同,我们认为刘某的行为应定爆炸罪,其理由如下:     

违法行为不是法律行为——与俞宏武、鲍遂献两同志商榷

《政治与法律》一九八五年第五期刊载了俞宏武,鲍遂献的《违法行为也是法律行为》一文(下称《违文》)。笔者对该文提出的“法律行为是人类社会行为的一种”,表示赞同。但对该文提出的“违法行为也是法律行为”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系列提法,笔者甚有异议。本文就《违文》所述的观点提出商榷意见。法律行为,已成为法理上的概念,但狭义上的法律行为仍仅为民法所特有。它最早由德国法学家贺左在一八○五年研究罗马法时,为了适应资本主义法律的要求首先提出来的,后来逐渐为世界各国民事立法所采用。如:苏俄民法典,捷克斯洛找克民法典等都对法律行为设专章规定。法律行为,不是因其名词术语的构词本身而为世界上的学者所赞同承受,而是由于它的特定含义以及这种含义在民法中的特殊地位,才使其传为后世。法律行为又称民事法律行为,它的内涵自贺左     

法治必然 专政犹存——兼与陈士涵同志商榷

中国监狱必然走向法治，这是既定的，毫无疑义的，但是中国监狱走向的一定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法治监狱。正确认识中国监狱如何走向法治，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中国监狱的法治化进程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并不是非此即彼的简单更替或随心所欲的制度设计。走向法治绝不是非要经过人民民主专政国体的更迭，正如资本主义国家实行法治并没有改变其国家性质一样。应该说，中国监狱正在走向法治，是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石上走向法治，绝不是在抛弃专政的前提下走向法治。     

职权权利义务统一论——兼与吴家如同志商榷

<正> 关于职权是权利义务的统一的观点历来被法学界多数人所赞同并认为无需加以证明。而吴家如同志在《现代法学》1991年第3期发表的《职权义务论》一文认为职权是一种义务,不包含权利的内容。这种观点有新颖之处,但笔者却不敢苟同,并坚持认为职权既是义务,同时更是权利。我们不揣冒昧,试就这一问题略陈管见,并就教于同行。     

政策不能代替法律——兼与汪雄同志商榷

《法学评论》于去年第二期,第四期分别发表了两篇案例讨论文章,对两份贷款合同是否有效问题进行了讨论。读后觉得这个讨论十分有意义。我认为两文的争论除了具体内容上的出入外,关键还是一个如何对待法律与政策关系的问题。汪雄同志的文章对此有一些模糊观点,我想就此发表点意见。一、政策与法律的基本关系政策与法律的基本关系是什么?这个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中的重大问题,在我国新宪法和党的章程中实际上巳作了明白清楚和准确的规定。现行宪法序言指出:“本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该法第五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     

共犯可以兼作证人——与薛喜堂同志商榷

《河北法学》1984年第4期上登载了薛喜堂同志《共犯可以兼作证人吗?》(以下简称薛文)的文章.薛文认为“共犯不能兼作证人”.我认为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对此,谈谈我的一些粗浅认识,与薛喜堂同志商榷.     

吴群的行为构成犯罪——兼与方晓青同志商榷

在《法学》今年第8期上,方晓青同志发表“析承包人侵吞超利润分成前的财产性质”一文(下称“方文”),认为承包人吴群侵吞超利润分成前的财产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笔者对此持相反看法,并提出商榷意见. 方文提出吴群不构成犯罪的关键有两个:第一,把吴群按合同规定上交超利润的一部分看成是做贡献.方文说:“超利润部分的财产是基于完成定额利润的前提而产生的,在此基础上超过部分按一定的比例上交给集体,是承包者为集体所作的贡     

也谈企业兼并的法律规制——兼与高峰、刘鹏同志商榷

关于企业兼并的法律问题,法学界发表了不少很有见地的文章。《当代法学》1989年第1期刊发的高峰、刘鹏同志的《企业兼并法律规制浅议》一文,在探讨企业兼并的法律原则、条件限制及程序规则等方面的某些见解就很有些特点。但是,拜读后,颇感文中有些概念及提法有待商榷。《规制》文中两次提到企业兼并的概念和性质问题:其一,在文章开头以合喻的方     

略谈我国刑法中的前科——兼与张晋清、傅清河二同志商榷

读了《法学杂志》一九八五年第五期刊登的张晋清、傅清河二同志《试谈我国刑法中的前科》一文(以下简称《前科》),颇受启发。《前科》一文的作者在否定了关于前科的三种论点(即“历史污点论”、“累犯条件论”、“折衷论”之后,提出了自己的论点。笔者同意《前科》一文对前三种论点的分析,但对张、傅二同志提出的关于前科的定义仍有不同看法,现提出来,与法学界专家、学者及张、傅二同志商榷。什么是前科,我认为首先应该弄清它的概念。在我国古代科同“课”,就是判处、课罚,即对犯人处以刑罚的意思。显而易见,科就是科刑,科是指犯罪受到的刑罚。前科就是指新罪以前犯罪受到的刑罚。     

“庄子与鲁迅”新议——兼与王瑶、夏传才同志商榷

《庄子与鲁迅》,是郭沫若同志于一九四○写的一篇专论,提出了中国思想史、文学史上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古代哲学家庄子与鲁迅思想、创作的关系。郭老认为:“鲁迅颇受庄子的影响”;“鲁迅爱用庄子所独有的词汇,爱引庄子的话,爱取《庄子》书中的故事为题材而从事创作,在文辞上赞美过庄子,在思想上也不免有多多少少庄子的反映,无论是顺是逆”。     

论民事检察监督方式之选择——兼与林贻影、滕忠同志商榷

民事法律监督权是我国宪法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权 能,其包括检察机关对民事主体的民事实体活动和民事诉讼 活动两个方面的监督。由此,民事检察监督的方式应当不仅仅 包括民事抗诉权,还应当包括民事公诉权。     

单身女性生育权的合法性——兼与汤擎同志商榷

《吉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所确定的单身女性生育权属于一种法律权利 ,而不是宪法权利 ;该条例的制定是有法律依据的 ;它所规定的单身女性生育权并没有侵害到代际平等权。     

职务犯罪中的共犯问题之我见——兼与周红梅同志商榷

职务犯罪中的共同犯罪,根据犯罪主体的不同可区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共同故意实施犯罪,即共同犯罪人都具有刑法所要求的特殊主体条件。另一种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与普通人员(包括非国家工作人员及虽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但未利用职务之便的)共同故意实施犯罪,即共同犯罪人中有的具有刑法规定的特殊主体条件,有的不具有特殊主体条件,俗称内外勾结的犯罪案件。对于第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