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间反扒组织”合法性的探讨

扒窃活动具有犯罪与一般违法的双重性质,因而反扒活动亦相应具有侦查性质与治安查处性质;公安机关是反扒活动唯一法定主体;民间组织反扒活动不具有合法性,群众组织只能在公安机关组织指挥下协助反扒;现行"民间反扒组织"必须更名和调整活动范围.     

对当前北京市公共电汽车上扒窃犯罪活动的分析及工作对策

近年来,针对北京市公共电汽车上的扒窃犯罪活动,公交分局采取了多种措施,也取得一定成效。但当前反扒工作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如反扒警力不足、对扒窃嫌疑人的审查难度大、对扒窃嫌疑人的处理难度大。对此,分局应发挥反扒大队的尖刀作用,加强反扒专业队伍建设,加大对反扒工作的科技投入,加强预防宣传工作,进一步加大打击处理力度,提高打击扒窃犯罪活动的整体效能。     

对两起扒窃案件两种不同处理结果的剖析

近年来,我分局针对公共电汽车上扒窃案件发案突出的现状,从提高群众自身安全防范意识入手,通过多种渠道,采取,多种形式,加强了对群众的安全防范宣传教育,广大乘车群众的防扒反扒意识有了明显增强。据不完全统计,仅1998年1至8月,群众直接抓获、扭送扒窃嫌疑人就达到300余名。但是由于一些民警在受理这些案件的过程中,往往忽视取证工作,导致这部分扒窃嫌疑人被依法处罚的却为数不多,这对于教育群众、打击扒窃犯罪极为不利。     

浅析当前扒窃案件的特点及反扒对策

在当前的各类刑事案件中,扒窃案件发案率越来越高,严重危害了公众的财产安全和社会治安秩序。因而,公安机关在当前的反扒窃工作中所要完成的任务是:深入分析各种扒窃案件的作案特点,认真查找反扒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积极研究打击扒窃犯罪的有效对策。     

民间反扒行为的法社会学分析

扒窃是一种极具分散性、随机性的犯罪行为，隐蔽性强，取证难，不易破获。公安部门固警力不足，对扒窃打击不力。民间反扒组织是人们出于义愤、良知、正义而自发参与、成立的，通过协助公安部门打击扒窃行为来维护人民切身利益和社会秩序，是非营利的公益性的群众组织。     

试述识别扒手的方法与技巧

识剐扒手是警察实施反扒战术的前提和基础，警察应把握扒窃案件特有的规律，从扒手的言行、举止和穿着打扮等外显特征入手，利用直接观察、间接观察、触觉感知、特勤指认、物证倒查等方法，遵循隐蔽、有利、安全的原则，按照伪装、接近、辨别、确认等识别的程序和步骤，做到对扒窃案件的精确打击。     

首都公交公安系统反扒如何加强刑事技术工作

发生在公交车上的扒窃案件也有现场,刑事技术工作大有作为。我们要客观认识当前制约刑事技术工作发挥作用的诸种因素,各级领导要重视反扒中的刑事技术工作,加强对刑事技术人员的专业培训以提高队伍素质,在充分发挥现有刑事技术手段作用的同时,加大对刑事技术工作的投入。     

公共汽车上的扒窃案件

近年来,由于经济的发展、人财物大流动,公共汽车的扒窃案件急剧增长,这类案件危害面广直接侵害群众利益破坏社会治安秩序,破坏国际大城市的声誉,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深恶痛绝。扒窃分子的猖獗活动,已经成为社会的一大公害,上升为公安机关一个新的打击重点。公共汽车上的扒窃案件,就是指扒窃分子在公共汽车上,趁人多拥挤,采取非常手段,秘密窃取他人财物的案件。由于公共汽车站点多,线长,涉及面广,扒窃分子利用这一特点进行扒窃,逃跑销赃,使公共汽车上的扒窃案件打破了已往的规律,出现了新的变化:     

浅析现阶段扒窃案件侦防对策——以扒窃苹果手机案件为例

在当前各类扒窃案件中,以苹果手机为犯罪对象的扒窃案件发案率很高,严重危害了公民的财产安全和社会治安秩序。借用犯罪学日常活动理论可以从犯罪嫌疑人、被侵害物品、受侵害对象和社会环境四个方面对苹果手机易成为被扒窃对象的成因进行分析,建议从专门打击、动态巡逻、控制销赃、证据收集、情报导侦、宣传教育等六个方面对这类扒窃案件进行侦查防控。     

扒窃行为研究

扒窃行为的违法性内容是无法控制财产的紧迫危险感。以紧迫危险感为基础,公共场所仅指人流量多的开放场所;"随身性"的范围具体是指伸手可及的范围;认定扒窃不依据"技术性"。数额不是扒窃的特征,应确认扒窃是独立的盗窃行为方式;扒窃的既遂标准是财物"失控说"。     

扒窃型盗窃罪研究——以《刑法修正案（八）》相关规定为背景

扒窃型盗窃罪是《刑法修正案（八）》新增的盗窃罪独立定罪类型，也拓宽了扒窃行为入罪的评价路径。刑法上的扒窃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他人随身携带的财物的行为”。但并不是所有的扒窃都可以构成扒窃型盗窃罪，只有符合“公共场合”、“从他人身上”以及“取得”等标准的扒窃行为才能构成扒窃型盗窃罪。扒窃型盗窃罪作为内涵最为丰富的盗窃罪定罪类型，其外延受到的限制最严格，所以当出现多种类型盗窃罪竞合时，理应首先认定行为是否构成扒窃型盗窃罪。     

浅谈市区车扒的特点及对策

一、市区车扒犯罪的规律、特点（一）活动季节～高一低”。一年内，车扒案件有一个高峰期和一个低峰期，当年社月和次年1月是高峰期，7月和8月是低峰期。虽然其它刑事案件也有高峰、低峰之分，但不象车扒案件的升降幅度这么大，所以，车扒案件发案季节比率的变动就尤为明显，原因是：12月和1月，人们衣着较多，扒窃分子用手触及他人衣袋时不容易被事主发觉，容易得手；加之春节前夕，人们所带钱款较多，扒窃分子有油水可捞，所以扒．窃活动最为猖极。7月和8月正值盛夏，人们不但衣着非常单薄，而且携带包、袋也相应减少，钱款亦不多带，扒窃…     

根治扒窃公害方法初探

扒窃,又称“绺窃”,是指以非法占有目的,秘密地盗取他人身上或他人所携包袋内财物的行为。扒窃数额较大或扒窃次数较多的财物构成盗窃罪。按种类分可分为“动扒”和“静扒”。 A、“动扒”指在交通运输工具上的扒窃罪行为,如在公共车辆、火车、轮船等交通工具上实施的扒窃行为即为“动扒”。 B、“静扒”指在百货商店、车站、码头、集市等处的扒窃行为。一、扒窃的基本特点。 (一) 扒窃(“绺窃”)犯罪发案率高,涉及面大且广,但又是小案件。现场不定,证据难取,     

对《刑法修正案(八)》扒窃行为适用的理解

成立扒窃必须具备两方面特征:空间特征和对象特征,认定扒窃不需要以携带凶器为限制,但如果扒窃一律入刑,将给一线办案工作带来极大压力,建议有关部门尽快出台相应解释,以规范、统一入刑标准,对扒窃入刑的行为进行严格的限定。     

“扒窃入刑”中若干争议的消解

扒窃入刑的必要性主要在于其扒窃行为的特殊危害性,“扒窃入刑”客观上无数额、次数、手段的限制,突破了盗窃罪以数额定罪的观念,但主观上应是基于窃取较大公私财物的故意,应从这两个方面把握扒窃的入罪标准.扒窃的既遂标准与一般的盗窃差异不大,但扒窃入刑使得扒窃未遂也受处罚.总之,《刑法修正案(八)》关于扒窃的规定,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司法实践中打击扒窃的困境.     

扒窃的习惯性

一、扒窃习惯性的含义 扒窃的习惯性,是指扒窃分子在作案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不易改变的行为特征。 在扒窃中,扒犯屡次用同样的方法和手段去作案,经验证明是合适的目标和有效的方法便被记住并巩固下来,而失败的教训证明是错误的目标和无效的方法便被抛弃掉,天长日久,逐渐形成动力定型的习惯。扒窃习惯一经养成,其行为便具有相对稳定性,难以矫正。如扒犯甲,15岁开始扒窃,第一次刑满释放后,父母为了安顿他的生活,给他操办了婚事。可他在结婚后,又升起了扒窃念头。就在第—个孩子出生以后,     

最新司法解释视野下的扒窃司法适用

2013年4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颁布了关于盗窃的司法解释,其中对扒窃行为进行了明确限定。但这一司法解释对扒窃的行为方式等仍未细化,笔者认为其构成要件需要明确的是:公共交通工具是对扒窃场所的注意性规定;随身携带的范围仅包含贴身范围、可控制范围,排除不可控制范围;扒窃对象仅限于体积应当较小的财物;扒窃不是行为犯,其存在着未遂的犯罪形态;携带凶器可作为量刑情节来考虑,并不是扒窃的基本构成要件。     

论扒窃犯罪之“随身携带的财物”

扒窃的对象是被害人"随身携带的财物"。扒窃认定中最主要的争议焦点就是如何认定"随身携带的财物"。不同的解释反映了不同的刑法理念,但绝对主义的立场是偏颇的。现阶段,"随身携带的财物"既不应过于限缩为贴身携带、不离身的财物,也不能泛化扩展到目光所及的财物,宜界定为被害人没有离身或者"伸手可及"范围内的财物。此外,不应对财物的形式(大小)作限定,但"随身携带"应该是值得刑法保护达到一定数额的"财物"。     

试论扒窃案件中的证据收集

扒窃案件多发生于人流量大、财物密集的公共场所，其作案过程基本上处于动态环境中，没有固定现场，且作案手段隐蔽，侵害对象具有广泛性和不确定性。因此，在扒窃案件的侦查中，要遵循侦查在先、当场取证的原则，加强证据收集意识，注意在跟踪过程中收集证据，在抓捕的同时提取证据，在审讯和侦查终结阶段整理和固定证据。     

扒窃行为的司法认定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在公共场所扒窃的行为日益增多,严重扰乱社会秩序,降低民众社会安全感。为此《刑法修正案（八）》第三十九条增加三种盗窃罪情形,即＂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但是对＂携带凶器盗窃、扒窃＂中这个顿号含义的不同理解造成司法实践对＂扒窃＂案件处理的不一。对此,无论从扒窃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入手还是回归立法本意,都应理解为有＂扒窃＂行为即可入罪,而不需要＂携带凶器＂等附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