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法规范的逻辑结构

本文认为,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在纵向上有调整性规范、保护性规范二个层次要素;在横向上有假定与处理要素。刑法规范,就法律规范逻辑结构的纵向要素而言,是保护性规范中的责任性规范;从横向要素来说,是规定犯罪与刑事责任的裁判规则。刑法规范属命令性规范。     

法律语言中“可以”语意特征分析——兼论语言规范和法律语言规范

日常语体中常见词可以词义特征并非单一,而法律语体中可以的语意特征更趋复杂。本文通过对该词《刑法》用例的全面归纳与分析,探求《刑法》中可以的各种不同的语意特征。一般法律人士认为,《刑法》中可以主要表示授权性规范,给司法机关以自由裁量权,即表示可能意,而实际情况则不然,所以引起了一些不必要的争议。     

法律规范的权威定义及结构理论之质疑

现有法律规范的权威定义受制于反映论的认识进路,不仅未能全面揭示法律规范的内在含义,而且在属概念不明之时,自身也晦暗不清。法律规范的概念可以界定为法律文本中表述某主体在一定条件下对其他主体就某客体当为某类行为的条文所表示的意义。以此定义观之,在现有法律规范权威定义框架下建构的法律规范结构理论,论述的其实是复数法律规范间的复合结构,而不是法律规范的结构。     

权利-权利法理学论纲——“法律的一般理论”模式建构

"重建法理学"无疑是当前法理学界喊的最响的口号之一,如何构建新的法理学理论模式,法理学界可谓众说纷纭.文章通过对法理学界关于法学基本矛盾、法学基本范畴体系、法学基本范式、法学基本理论模式的辨析研究,提出了一种以权利与权利的矛盾为根本矛盾、以权利为核心范畴、以权利本位为法学范式的权利权利法理学理论模式,并指出法学家的任务是探求权利、权力和义务的最优化配置、运行方式.     

论民法规范的界定和逻辑结构——以民法法典化为背景

民法法典化活动必须研究民法规范的界定和逻辑结构。界定民法规范时,应当以概念的功能论理解为基础,将民法规范界定为作为民法基本要素、具有严密逻辑结构并且能够发挥民法调整功能的最小单元。在逻辑结构上,民法规范只应当包括“假定”和“处理”两部分。与此相应的是,对于民法条文和民法规范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也应当予以重新认识和理解。     

法律规范结构与冲突规范结构的相互关系初探--对冲突规范结构特殊性的再认识

法律规范包括实体规范、程序规范和冲突规范等等。法律规范的结构分为假定、处置和制裁三个组成部分。作为一种法律规范,冲突规范的结构也应包括假定、处置和制裁,不过其假定和制裁大都采取隐含的形式,而处置部分则是范围和系属的结合。     

从规范结构和语言看我国民族法律的运行——以我国涉环境保护的民族法律纵向维度为样本

法律实施是法律运行的关键一环,法律具备或良好抑或较差的可操作性是法律目的实现的关键。民族自治地方具有民族立法权,这些地区在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的指导下可以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这些条文的运行状态是否良好直接关系到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落实质量。本文以我国涉环境保护的民族法律纵向维度为样本,以法律语言学、法律逻辑结构为视角,考察我国民族法律规范的现实可操作性。     

论劳动法律关系的二元结构——兼析劳动法的基本概念

我国<劳动合同法>业已颁布.但该法对劳动法中的基本概念(如劳动关系)的含义界定采取了回避的态度.这使得劳动法学中的基本概念仍处在关系不清的状态.尝试厘清劳动法学基本概念的相互关系的基础上,对劳动法律关系的权利义务来源、表现进行了归纳与类型化分析.     

如何理解刑法中的“本法另有规定”——兼论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的界限

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的区分是必要且重要的,所谓"大竞合论"并不可取。在对我国《刑法》中的"本法另有规定"的内涵进行解读时,不宜采取"行为类型说"。"构成要件说"与"行为类型说"的真正争点在于是否承认特别法条的不周全背后存在"立法者的特别考量",两者间的分歧无法在教义学内部得到解决。在发生法条竞合时,应坚持"特别法优先"原则,主张例外情形下适用"重法优于轻法"原则的重法论立场不可取。通说将许多本为想象竞合的情形误认为法条竞合,从而制造了特殊情形下适用"特别法优先"原则会导致罪刑不均衡的假象。     

对“客观真实说”的理性思考——兼论法律真实

证明标准是证据制度建构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目前作为证明标准的"客观真实"只是一种理想化的状态,从理论层面看,客观真实不仅与待证事实之间在性质、范围和哲学范畴三方面存在着严重的矛盾,而且在适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上也存在诸如认识论主体条件适用的虚假性、使用实践检验标准的缺失、作为证明标准的违理性等缺陷,因此,要彻底抛弃客观真实说而代之以法律真实说,以科学地指导我国的司法活动。     

对价值评价为法律推理的逻辑中介观的质疑——兼与张继成教授商榷

长期以来,我国有学者一直认为价值评价是由案件事实之"是"推出当事人之"应该"的逻辑中介.这种貌似正确的理论设计实则谬误,它不但违背了近现代以来立法权和司法权分立的原则,而且把当事人对诉讼结果的预期带入了法官的价值偏爱和癖好之下,破坏了"同等情况同等对待"这一正义的司法要求.法官只有否弃"事实"与"价值"二分的休谟命题,重新认识事实和价值的关系,才能科学地构建法律推理的逻辑结构,真正实现大陆法系传统下法官司法的功能.     

论法律事实的修辞论证——以“崔英杰案”为例

在司法活动中,法律事实还原的程度关系到法官的正确裁断。人们往往会从不同的立场出发,运用修辞的方式来论证这一事实还原过程。法律事实还原必然需要通过修辞来进行,使命题具有可接受性,并提供可供论证的知识,从而使得命题具有说服可能;但是修辞论证也必须围绕自然事实,即修辞存在客观不能和优化可能。修辞论证帮助我们在法律事实还原中限制价值判断的恣意,成为通向法治的通途之一。     

拟制型的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兼议我国刑法分则中的法律拟制与注意规定

我国刑法中在某些条文中有类似的规定：“犯前款罪,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处罚。”这样的叙述存在于第二百三十八务、第二百四十七条、第二百四十八条、第二百八十九条、第二百九十二条、第三百三十三条之中,以上法条规定以故意杀人罪与故意伤害罪处罚,可以被称为是拟制型的故意杀人罪与故意伤害罪,即原行为并不完全符合有关故意杀人与故意伤害构成要件的规定,而以故意杀人罪与故意伤害罪进行规制。     

法律的开放结构与疑难案件的成因——兼论语义学方法于法理论研究中的限度

在我国既有的对疑难案件的研究中,论者多从语义学角度将疑难案件的成因归结为法律的开放性结构,并将理论基础追溯到哈特于《法律的概念》中所持的观点。然而这不仅不符合哈特提出法律开放结构的理论语境,同时也忽略了开放结构在哈特理论中是疑难案件的解决方法而非产生根源这一重要观点。该误读的产生,究其实质乃在于既有研究混淆了语义学与语用学之间的界限,过度依赖于脱离语境的语义学分析,不仅无法认识到疑难案件产生的根源,也无法为其解决提供有力方案。     

论埃利希“活法”概念的理论逻辑

法律规则论者把法律仅视为裁判规则，并把国家法作为法律的垄断者，坚持国家法中心主义。埃利希则以作为科学的理论法律社会学为武器，对法律规则论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埃利希指出，规则并非法律的本质，法律实质上是一种秩序。法律诞生自社会共同体的内在秩序。这些生成和维持团体内在秩序的习惯和惯例就构成了所谓的“活法”。     

法律的事实有效性与规范有效性之间的张力及其不可消解的原因——兼评哈贝马斯的《在事实与规范之间》

法律的事实有效性和规范有效性之间的张力关系是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一书的理论核心，哈氏在该书中的深层用意是通过具有交往理性的人们在“理想情境”的立法程序下立法，使两者之间的张力得到消解。文章从法社会学的视角出发认为两者之间的张力是不可消解的，这是由法律语言的情境性和模糊性特征、成文法立法的局限性、代议制立法的缺陷以及法律的规范有效性评价标准多元且这些标准本身无法证成等原因决定的。     

当代大学生政治认同的逻辑结构与双向交互——兼论高校政治认同教育的三个“着力点”

政治认同是民众对政治系统的认可与赞同,反映了民众对当前政治系统的支持程度。当代大学生政治认同的逻辑结构由价值元素、制度元素与实践元素三个部分组成,并按照需求层次的顺序由内而外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系统。权力与权利的交互及张力是大学生政治认同的本质属性,两者支持与反馈的互动有助于大学生政治认同的实现。对当前高校的政治认同教育而言,文化认同、制度认同、绩效认同的互促互进是实现目标需要着力建设的重点与抓手。     

论涉外婚姻关系的法律适用——兼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相关规定

2010年10月28日通过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于2011年4月1日起开始施行。在该法颁布实施之前,我国涉外婚姻家庭案件适用的法律主要是我国《民法通则》第八章: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该法实施之后,我国涉外婚姻家庭案件将以该法为基本的依据。因此,该法的实施,对我国涉外婚姻家庭案件的处理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     

权利冲突逻辑结构的理论思辩——以权利冲突界定的“靶式结构”为视角

权利冲突已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而对权利冲突的界定则是进行研究的首要前提。针对国内法学界无限扩大权利冲突形式的界定思路,应先从"权利冲突"的语义分析入手来揭示其本身的意蕴;在此基础上,再以由强式、次强以及弱式意义上的权利冲突构成的"靶式结构"为视角来廓清权利冲突的逻辑结构;最终明确,相关法学研究应以对关涉法定权利的权利冲突的研究作为重心。     

“社会结构理论”与回应型民间法——兼评“社会三元结构理论”对民间法研究的意义与局限

社会结构理论对于民间法研究具有意义。社会的三元结构理论试图突破国家与社会二分的传统理论框架,其目的是为民间法的生成和社会自治创设空间。但从本质上看,社会的三元结构理论并没有走出国家与社会的二分结构,因而其对民间法的意义就具有局限性。当代社会是一个多元结构,社会结构多元决定着国家控制型和自治型民间法与我们渐行渐远。既具有内在的独立品格、又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回应型民间法是社会结构多元发展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