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全球治理中亚投行的国际机制建设

当今世界,随着国际社会的合作范围不断拓宽、层次逐步加深,全球治理需要以国际机制为支撑来稳定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国应在自身利益和全球利益之间寻求交汇点,合理建立健全国际机制,使其成为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重要平台,亚投行的建立是中国建立国际机制、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成功实践。     

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的合作路径及其对中国的启示——以澳大利亚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印度洋海啸中的救援行动为案例

面对全球公共问题的不断涌现，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作用日趋明显。澳大利亚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印度洋海啸救灾中所谋求的同本国政府、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以及当地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反映了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治理过程的基本路径。在多层次地重新建构中国的大国形象过程中，中国也应注意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     

合作制组织建设与治理方式变革

从管理到治理反映了人类在管理公共事务方面的巨大变化。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标示出公共管理关系的变化,但多元治理主体只表明政府的垄断地位被打破,它并没有说明多元治理主体的治理方式。合作治理则回答了后工业社会公共管理主体如何治理的问题。而合作治理作为一种全新的治理形式,意味着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组织形式,才能使合作变为现实。合作制组织的网络式结构、组织边界模糊化、组织的开放性以及差异性原则向我们展示出其可能的图景。在面向后工业社会的合作治理过程中,迫切需要通过加强合作制组织建设来推进社会治理方式的变革。     

重塑全球治理模式——由马航客机失联事件引发的思考

马航客机失联事件的发生,对主权国家、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等协调与合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打破了传统官僚科层制的弊端,形成了多层次、多中心的治理结构,摈弃了过时的"霸权"思维模式,以主体平等、信息分享为平台,展现了主权国家治理、国际组织治理、非政府组织治理及其限度,重塑了全球治理模式。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治理民主化的中国方案

全球治理是指治理主体(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为应对全球性问题(安全、经济、环境、犯罪等)而进行的制度性协商与合作。全球治理民主化要求在进行全球治理的进程中,参与治理的各方应对议题的基本概念、合作的对象以及应遵守的规范具备基本共识,否则就会导致民主赤字。当前全球治理民主化进程所面临的主要阻碍在于因参与主体之间实力不平等所导致的议程不明确、主体缺协作以及规范单一等民主赤字。以全球人权治理为例,各国在参与人权治理的进程中仍然存在对基本人权缺乏共识、行为体缺乏沟通以及人权规范缺乏对话等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在总结中国国家治理和参与全球治理经验的基础上,对全球治理民主化的系统性阐释,为缓解民主赤字提供理念和行动上的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治理议程上强调和平权与发展权的优先性,在治理主体上强调各主体间的平等与合作,在治理规范上强调共商共建共享,为全球治理民主化进程提供一种代表性与包容性兼备的中国方案。提升全球治理水平、改革全球治理体制必须跳出西方中心思维和零和博弈思维,推进不同文明的交流与互鉴,才能缓解当前全球治理民主化进程中所出现的各类问题,推进人类共同事业的发展。     

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共治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

治理理论的兴起,以及中国社会实践的发展,使得创新社会管理,实现公共治理领域的合作共治的理念,逐渐深入到中国政府治理社会过程之中。然而面对中国的实际国情,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的必要性有多强,合作共治本身是否可行,这些问题都困扰着合作共治的发展。据此,本文重新界定合作共治的领域边界与参与共治的社会组织的基本内涵与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充分分析了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共治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希望对合作共治公共治理新模式的推行有所裨益。     

中国政府参与国际公共管理的现状及走向探析

近年,中国参与国际公共事务管理频繁而深入,在政治、经济、军事、国际公共安全、体育卫生等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表现出由批评者到支持者、由被动适应到积极主动拓展、由单纯注重政治性国际组织转向经济类国际组织等特征,并且不断淡化政治因素,在全球范围内扮演经济全球化规则的一个制定者、亚洲乃至全球的"减震器"、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言人"的"友好合作伙伴"角色,与世界主要大国在解决全球公共问题上的合作越来越密切。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反腐国际合作战略研究——从成都首个归案的“红色通缉令”外逃人员谈起

腐败是一种危机、一种全球性公害,反腐败国际合作已然成为全球问题治理的重要方面。共产党在长期领导中国治理腐败的过程中,作出了许多重要论述,并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形成了中国反腐国际合作战略思维。反腐国际合作战略思维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改革开放和反腐倡廉建设过程中所进行的全局性思维。深入学习、研究中国反腐国际合作战略思维,对于我国在新时期治理反腐问题,加强国际交流,推动建设透明国际,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区域治理视野下的架构再造——以北京奥林匹克公园为对象的分析

北京奥林匹克公园的行政区治理模式面临着现实中的种种困难和挑战,已经不适应园区快速发展的需要,主要表现在:园区多种风险叠合,多种公共问题杂合、难以提供即时持续的管理服务等,因此,必须加以调整.从所面临公共问题的跨区域性、治理理念的适应性、政府组织架构的对应性等方面考虑,奥林匹克公园由“行政区治理”模式调整为“区域治理”模式具有可行性.根据区域治理模式的理论和实践,奥林匹克公园应当从公共组织结构再造、公共组织职能重塑、搭建合作治理平台等方面调整和完善管理服务体制机制.     

推动跨境数据流动国际合作治理

跨境数据流动在支撑国际贸易活动、促进国际科技合作、推动全球数据资源共享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当前，跨境数据流动的国际合作治理尚处于起步阶段，完善的国际治理体制与机制尚未形成。不同国家和地区有关跨境数据流动的法律法规存在很大差异，数据流动、隐私权保护与国家安全问题难以实现有效平衡。推动跨境数据流动相关法律法规的协调和完善、促进跨境数据流动国际合作治理技术创新与治理机制相匹配、平衡跨境数据流动国际合作治理多方利益，是未来建立有效的跨境数据流动国际合作治理体系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