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时代涉税数据行为的法律规制

涉税数据是税收征管法治回应数字经济时代挑战的核心要素,属于数字经济时代作为生产要素的数据资源范畴,承载着相互冲突的多元主体的多元法益。涉税数据法秩序的建构除考量税务部门的税收治理利益外,还必须同时关照纳税主体的信息权益、其他公共部门的行政利益和第三方私主体的财产权益。基于数据权利保护路径存在诸多问题而创设的行为规制路径可担当构建涉税数据法益秩序的重任,应当对涉税数据法律关系实施类型化、场景化的行为规制。在涉税数据采集场景,税务部门以法律授权为行为依据,纳税主体承担数据协力义务;在涉税数据共享场景,税务部门遵循“法无禁止即可为”的法理,其他公共部门负有数据协助义务;在涉税数据公共化场景,税务部门遵循“法无授权不可为”的法理,第三方私主体负有数据协力义务。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应当根据上述规则进行条款设计。     

我国金融业统一征信平台建设中的问题及其法律应对

金融业统一征信平台是一个全国统一的全面记录企业和个人在银行、证券、保险、外汇以及其他领域信用信息的信息交流平台。当前我国金融业统一征信平台建设中存在主体、程序、客体三方面的问题,即金融业统一征信平台的信用数据共享机制存在缺陷、异议程序设置尚需完善、信用信息安全存在隐患等,因此,应当从主体、程序、客体三方面做出法律应对,即在法律上确立中国人民银行在金融业统一征信平台建设中的监管主体地位,规定更加完善的异议程序及其相关配套法律制度,建设信用信息安全保障法律机制。     

行政主体义务设定的法律规则研究

行政主体为相对方设定义务是行政权行使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为了规范行政主体的这一行为 ,为行政主体设定义务确定法律规则是非常必要的。从行政法治实践来看 ,此类规则应该包括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两个部分。其中实体规则有成本最小化规则、义务与权利保持平衡规则、义务负担与义务能力相当规则、无法律与事实根据不设定规则。程序规则有义务设定主体有限化规则、义务设定方式法定化规则、义务设定过程程式化规则、义务设定对象具体化规则。     

新经济时代从“以票控税”到“信息管税”的转向——由B2T税收征管问题引发的思考

从新经济时代主要特征、信息化、全球化及网络化对征纳信息不对称产生的重要影响看,网络团购存在征税凭证缺少、对象缺失、正当性缺乏等弊端。"以票控税"在新经济时代实施的瓶颈在于交易主体的多元化、法律关系的复杂化、交易技术的信息化等因素加剧了征纳信息的不对称,业已超出其能力边界,亟待引入新的征管方式。"信息管税"以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对涉税信息进行收集、分析、判断及使用的征管方式,在坚持"以票控税"的前提下,强调对资金流和支付平台的监控,重视涉税信息第三方平台和涉税信息共享系统的建设,能较好地消解新经济时代征纳信息不对称现象,为解决网络团购中税收征管难题指明了出路,也为新经济时代税收征管方式的转向提供了进路。     

行政程序论证分析

行政程序论证对构建科学合理的行政程序法律制度,促进行政法律秩序的形成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文章在对行政程序论证进行现实考察的基础上,认为在目前行政程序的形成过程中,尚缺乏行政程序论证系统.文章随后提出行政程序论证的分析框架,阐明了行政程序论证的主体、内容或任务,进而明确了行政程序论证的对象、事项、标准和规则.     

规则、合意与治理——行政过程中ADR适用的可能性与妥当性研究

2 0世纪 90年代以来 ,美国行政程序领域的一项重大改革是将“替代性纠纷解决方法”(ADR)引入行政过程 ,并取得巨大成功。ADR适用于行政过程具有可能性与妥当性 :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广泛存在 ,ADR的适用受法律原则和规则的指导 ,ADR不会构成对公共利益的威胁 ,ADR过程中存在信息保密制度等。在中国的行政程序改革中 ,引入ADR机制 ,改革者需要超越形式主义法治。其现实意义在于节约行政资源、增强行政效率、促进相对方主体意识等方面     

正当法律程序视角下的第三方调查——以公开报道的三个典型案例为中心

第三方调查是因为政府对公共事件的调查结论难以取信于民而产生的实践创新,契合了弥补政府权威的现实需求,从而展示出制度化讨论的必要性。从正当法律程序的视角出发,考察公开报道的三个案例中的第三方调查的运作,不难发现既有的第三方调查实践存在一系列问题,如启动者中立性不足、调查组独立性欠缺、调查组成员遴选程序不透明、调查报告的效力存疑,等等。     

手机定位信息的宪法保障

手机定位信息是一种无形的数字信息，由无线电通信公司储存和保留，如果按照传统的第三方原则，政府执法人员只需要通过法院令的程序就可以从通信公司任意地调取公民的手机定位信息。很多学者批判这种传统的法律规则将赋予政府过大的侦查权，而严重侵犯公民的隐私利益。从2010年开始，美国联邦巡回法院开始探索手机定位信息的宪法地位， 2018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手机定位信息的宪法地位做出最终判决，认为手机定位信息是一项基本的宪法权利，政府必须基于充分可能的理由通过严格的程序申请搜查令，才可以调取手机定位信息。联邦最高法院认为，手机定位信息虽然显示了手机主人在公共领域的行踪信息，虽然是由第三方通信公司存储，但是该信息对个人私生活内容的揭示更全面、更密集，而且由于科技的发展使得该信息的获得更容易，因此传统的第三方原则不再适用。这是科技的发展对传统法律规则进行改造的又一例证。     

北京仲裁委员会调解规则

(2007年9月20日第五届北京仲裁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讨论并通过自2008年4月1日起施行)第一条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提交北京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本会)调解。第二条当事人同意将争议提交本会调解的,适用本调解规则。但当事人就调解程序或者调解适用的规则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仲裁程序中仲裁庭主持下的调解不适用本调解规则。第三条调解应当坚持当事人自愿的原则。第四条本会根据一方、双方或者多方当事人的申请受理调解案件。     

从虾龟案出发谈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第三方的作用

绪言WTO争端解决规则被誉为是世界贸易组织最独特的贡献,而第三方在争端解决机制中更有其独特的地位。它既不同于申诉方,也不同于被申诉方,享有的权利有其特殊性。在WTO争端解决的实践中,几乎所有案件都有成员方作为第三方参加。第三方在争端解决的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许多关于第三方权利的法律问题也随之产生。     

非授权交易中第三方支付机构的法律责任

我国关于第三方支付业务存在立法缺失或滞后,法院在审理相关案件时通常会沿袭审理银行卡支付案件的传统理路。建议借鉴美国《统一商法典》确立的安全程序规则,按支付流程来构造第三方支付的责任体系,妥善解决非授权交易中举证责任及后果的分配问题。     

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著作权责任:文本解释与比较分析

服务提供者因向公众提供作品而可能承担的自己责任,包括直接传播作品的行为,也包括名义上通过链接等方式提供作品,但实际上使得用户无法知道或不予以特殊注意力就不会认识到其获取的作品是来自于第三方网站等间接传播作品的行为。服务提供者也可能承担第三方责任,包括帮助侵权和替代侵权,其法律适用应该是:《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为其一般规定,而《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的避风港规则是其特别责任限制规定。这表明,服务提供者在避风港规则之外存在第三方责任承担的可能。同时,避风港规则也未限制服务提供者依著作权法所享有的抗辩事由,如合理使用等。避风港规则有其特殊的政策考虑,须完整、独立地予以适用,互不影响。服务提供者对其服务虽无监控义务,但也应合理采取标准的技术措施以保护著作权;"通知移除"程序提高了服务提供者的主观认定标准,从而影响"红旗"标准的适用。     

“第三代”行政程序的学理解读

作为一种新的程序形态,“第三代”行政程序是为了回应行政国家的新面相——从国家为中心的行政到全球行政与国家行政并重的行政、从集权主义的“命令-控制式”行政到合作主义的“伙伴-平等式”行政以及从消极执行法律的行政到积极管理社会的行政——而兴起的.与“第一代”和“第二代”行政程序相比,虽然“第三代”行政程序并非要完全取代它们,但在程序本质、关注焦点、行政模式、规制方法、信息收集和处理、私人行动者角色等典型特征上,它都体现了自身的特色,因而超越了“第一代”和“第二代”行政程序.在行政的真实世界里,欧盟战略性环境影响评估程序、美国的协商制定规则程序等都可以作为“第三代”行政程序的制度原型.我国将来行政程序的法典化以及单行行政程序法或其他行政程序制度的设计也需要有效回应行政国家的新面貌,更多地注入“第三代”行政程序的元素.     

香港特别行政区区域法院2008年第2852及2872号判决理由书

背景 1．本案第三被告人根据区域法院规则第18号命令第19规则，要求本席剔除原告人在其申索陈述书和答复书中所有针对第三被告人的部份，原因是就原告人针对第三被告人的申索而言，该申索陈述书并无披露合理的诉讼因由，属琐屑无聊或无理缠扰；或滥用区域法院的法律程序。     

论程序正义对法律规避的抑制

社会规则的多元化是法律规避现象存在的规则基础，而程序的非正义是导致社会主体规避法律的动因之一。由于法律规避与法治的基本要求相悖，予以抑制的有效手段之一便是实现程序的正义，因为程序正义能为社会公众所直接感知并作出反应，直接影响着公众对司法者、司法程序的信赖程度，进而影响公众对法律的信仰与否     

实现担保物权程序适用中的相关法律问题——以新《民事诉讼法》第196条、第197条为中心

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196条、第197条新增加了实现担保物权程序,这是我国首次通过程序立法的形式明确了实现担保物权的程序规则,衔接了民事实体法与民事程序法,也实现了我国担保物权实现程序的"非讼化"。由于立法规定较为原则,实践中无先例可资借鉴,加之审判实践中长期形成的以诉讼方式实现担保物权的固有思维方式和审判定式,致使对该程序的理解与适用存有诸多意见。本文以《民事诉讼法》第196条、第197条为中心,结合修改后《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审判实践中的问题,重点就实现担保物权程序的法律属性、申请主体的范围、法院的管辖、申请实现担保物权的条件、法院审查的标准、裁定的作出、收费的标准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美国的行政立法听证制度探讨

行政立法听证是指行政立法主体在立法时听取有关当事人意见的程序制度。美国的行政立法听证制度发展比较完善 ,其法理基础是美国宪法所确认的“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听证的方式有正式听证程序、非正式听证程序以及混合听证程序 ,但实践中常见的是混合听证程序。行政立法听证具有传播信息、宣传立法、协调利益关系以及安全阀的功能 ,但也有一些不足之处。美国的法律和立法实践也确立了一些不实行听证的情形     

对第三方网上支付规则的法律思考——以支付宝为例

电子商务的发展以及传统支付观念的改变，使得以支付宝为代表的第三方网上支付服务获得迅速发展。但是，第三方网上支付服务机构的法律定位以及交易、支付、争议处理等规则一直游离于法律调控之外，甚至于法相悖。必须尽快开展我国第三方网上支付相关法律问题研究，构建法律环境，推动第三方电子支付市场健康发展。     

加入WTO与我国进口许可制度的重构

进口许可程序是WTO规则的一个重要内容 ,《进口许可程序协议》对各国所维持的进口许可程序提出了中性、公平、透明、简便的原则要求。对照WTO的这一原则要求 ,可以发现我国现行的进口许可制度存在着重大缺陷。为符合WTO的要求 ,必须尽快修改、完善我国现行的进口许可制度 ,其方向是理清立法层次 ,增加法律、法规及许可程序的透明度 ,简化许可规则及运作程序 ,通过对外贸代理制与外贸经营权的改革确立各种经济主体平等的法律地位。     

WTO争端解决机制下的第三方

本文讨论了WTO争端解决程序中的第三方在磋商、专家组听证和上诉等程序中的权利和义务，并对目前第三方制度的缺陷进行了分析，同时提供了改进的建议，以便于我国从事国际贸易的商界和法律界人士了解WTO下的第三方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