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国的“江苏探索”》专题报道之一 法治省的先行者

2004年7月,《法治江苏建设纲要》的出台,吹响了法治江苏的集结号。以创建法治合格县(市、区)为载体,以依法行政公正司法法制宣传为三大引擎,法治江苏建设开始从纸面走进现实。从行政首长出庭制度到行政首长问责制度,依法行政正在变成江苏官员的自觉行动;从受害人救助制度到合议陪审员先行发言制度,公正司法的内容正在不断更新;从法治主题公园到以锡剧普法,法制宣传正在潜移默化着江苏7500万群众的行动。从政社合一到法治驿站,一股自下而上的力量同样正在推动法治建设前进的步伐。7年的法治建设探索证明,江苏已经走出了一条可持续发展的区域法治之路。法治江苏建设的经验必将为中国依法治国战略的实现,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有关专家表示,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来说,只有引入社会力量参与法治建设过程,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法治发展之间寻找契合,法治中国才不会遥远。     

历史变迁与理念嬗变:我国党风廉政建设中公众参与模式的回顾与展望

在特定历史环境与理念的影响下,基于党风廉政建设的客观需要与现实因素的双重考量,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党风廉政建设中的公众参与模式依次选择了与特定历史时空"耦合"的"政治动员型"参与模式、"大民主型"参与模式和"政府主导型"参与模式。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党风廉政建设中公众参与模式历史演进的实际落差来看,公众参与党风廉政建设要形成广泛的社会舆论与认同聚合,要将政治动员与物质利益有效结合,置于制度化和规范化的框架内。当然,党风廉政建设不可能存在一劳永逸的公众参与模式,必须依据国家党风廉政建设的客观需要与公众参与的愿望与需求,自觉转换与创新党风廉政建设中公众参与模式使之适应变化的形势,建立政府和公众合作治理的伙伴关系是现阶段我国全面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的客观需要。     

从“中国法治”走向“法治中国”

正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法治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社会各领域都表现出了对法治的强烈诉求;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社会的进步,法治运行的社会条件也日渐具备。这种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良性互动预示着中国的法治建设必将从"中国法治"走向"法治中国"。第一,"中国法治"表征的是中国的法治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法治中国"命题则表达了将中国特色社会主     

政府公共关系视角下的“枫桥经验”管理创新

一、"枫桥经验"之魂 "枫桥经验"是一个以化解矛盾、和谐治理为特色的公安管理、政府管理品牌;是一种服务于公众、发动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政府公共关系模式.在当前中国经济转型、各种冲突加剧、媒体发达、公众法制观念和话语权增加的社会背景中,研究"枫桥经验"的创新发展,对于转变观念、完善政府效能、建设和谐社会具有很强的时代意义.     

“法治中国”语境下社会法治精神的重构——以“信访不信法”、“唯权不唯法”为切入点

"法治中国"实现的前提是社会普遍具有崇尚和遵从的现代法治精神。直面当前社会凸显的"信访不信法"、"唯权"不"唯法"等法治精神缺失现象,如何准确理解法治精神的基本内涵,透析社会法治精神缺失现象产生的危害及根源,积极探寻以公平正义为核心的法治精神的内涵,通过强化法治文化建设、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普法教育长效机制、构筑中国特色法律体系、加快司法行政体制改革、提升干部法治思维能力等,对于重构与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实现"法治中国"建设目标是有必要价值的。     

公众参与政府绩效评估的障碍与克服途径

公众参与政府绩效评估可以提高政府绩效和改善公共服务,但是在公众参与评估实践中遇到很多障碍,如观念上的障碍、民主与法治基础的制约等,本文在分析公众参与政府绩效评估必要性的基础上,从培养公众参与意识、加强民主与法治基础建设以及公众参与合法化、制度化和拓宽公众参与渠道等四个方面,探索公众参与政府绩效评估的有效途径。     

开设“人大立法在进行”栏目启事

为全面推进法治江西建设,拓宽公众有序参与立法的途径和方式,根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总体部署,本刊计划于近期起开辟"人大立法在进行"专栏,对我省地方立法情况进行深度宣传。开设该专栏的目的,是要扯下长期以来蒙在"立法"上的那层神秘"面纱"。希望藉此之     

从“刚性维稳”到“法治维稳”—论当代中国维稳模式的变革

当代中国基层维稳实践中的"刚性维稳"以"权力本位"的人治思维模式为构建方式。这种在法治社会建设中以消解法治为深层代价的短效性维稳模式极易陷入"维而不稳"的困境。要摆脱此困境,必须使维稳回归法治之路,强化法律至上的法治观念,突出法治的民主基础和"权利本位"特征,奉行"法治维稳"的底线思维。     

“公众评判庭”:以法治思维化解矛盾纠纷

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法治的引领和保障作用,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矛盾和问题"。2015年以来,昆山将法治思维运用到矛盾化解中,引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创新推出以"公众评判庭"的形式组织群众有效参与和评判各类矛盾,公开、公平、公正地解决群众诉求,提升基层化解矛盾纠纷的公信力,有效控制和减少了基层信访。"公众评判庭"的适用范围和运作方式基层矛盾纠纷涉及的利益关系     

检察机关控申接待“软件建设”初探

控申接待室作为检察院对外的服务部门,是直接面对民众的窗口。在完善硬件设施,创造便民环境的同时,"软件建设"的提升尤为重要,是检察控申部门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关键所在。所谓"软件建设"是指法治宣传、创新管理、队伍建设等"软环境"建设。目前"软件建设"在取得成效的同时,还存在不少需要提升的空间,需要进一步创新接待模式。     

建立健全公民有序参与立法的机制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重点领域立法,拓展人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不断深入,我国立法中的公众参与日益得到重视,途径不断拓宽。但从总体上看,我国人民参与立法的渠道还不够宽,参与的程度还不够广,参与的机制还不够完善,参与的权力还没有得到很好保障,与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还不相适应。面对我国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利益诉求日益多元化的新形势,迫切需要建立健全各项机制,搭     

要避免和纠正立法中的“四化”现象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坚持立法先行,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初步形成,但是立法质量还不高,主要表现在部门主导顽症难消、公众参与实效不足、立法冲突现象突出、在某些领域还存在立法漏洞、立法中的庸法现象还一定程度存在以及立法观念、制度、程序、技术     

“治理型”公安行政执法新模式的生成与展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对公安机关如何确保良好行政、保障公民权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有效缓解转型时期公安行政执法所面临的合法性危机,预防和消解与日俱增的行政纠纷,需实现从传统的"单一中心——服从"的管控模式向"多中心——合作"的治理模式转变,生成一种以"公众参与、法治思维、程序公正、治理有效"为基本表征的"治理型"公安行政执法新模式。应通过转变理念,拓展渠道,建构机制来理解、鼓励并规范公众参与公安行政执法。     

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管理体制的内在逻辑

<正>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2012年,党的十八大在此基础上提出要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1]。由社会管理格局到社会管理体制提法的变化,表明我们党对社会管理的认识更加深入、定位更加准确。可以说"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是对中国特色     

“最大的问题是缺乏法治理念”

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82岁高龄的江平教授,被称为是中国民法的"教父"、"法学界的良心"。作为时代的智者,江平不但亲身参与了构建中国市场经济"游戏"规则的立法进程,还始终以呐喊者的姿态,宣扬自由、民主、法治的精神和思想。在全国"两会"前,围绕中国法治进程与各相关领域存在的问题,江平在北京南四环的公寓中接受了《中国经营报》记者的专访。仅有制度是不够的,民众的法治观念与政府有关。要实现真正的法治,重要的是有法律理念。     

论“法治浙江”之于法治中国建设的先行示范意义

建设"法治浙江"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浙江的具体实践,"法治浙江"逻辑地是法治中国的有机组成部分。"法治浙江"由于所针对问题具有先发性、建设实践具有先行性、经验做法具有可复制性,因而之于法治中国具有多方面的先行示范意义。今后的"法治浙江"建设,必须以归零的心态,找准补齐短板,通过深化改革,继续发挥好先行示范作用。     

由普及法律知识到普及法律意识

普法是建设法治浙江的基础性工程。法治浙江目标下的"五五"普法必须以培养和生成公众的法律意识为目标。为此,必须优化和强化公众法律意识生成的利益诱致机制;实现两大普法理念的创新:由重普及法律知识向重普及法律意识转变,由重普及权利意识向重普及义务意识转变;实施三种主体参与式的普法形式:立法参与、诉讼参与和媒体参与。     

“中国模式”的普遍性、特殊性及启示

注重民主法治建设和社会稳定的维护,是一个国家发展的保障和必要条件。"中国模式"具有普遍性,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的表现给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参考价值。"中国模式"又具有特殊性,因为特有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意识,中国将经济与政治强强联合,并建立了以责任为本位的政府,走出了自己独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通过对"中国模式"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分析得出启示:不照搬任何一种模式,选择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法治是治疗“四拍式”决策的良药

政府能否做到依法决策,直接体现着其依法行政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着政府职能能否全面正确履行,直接关系到法治政府的建设。杜绝"四拍式"决策,实现政府决策的法治化,需落实公众参与、加强合法性审查、坚持集体讨论决定、增强决策透明度、严格决策责任追究。     

打造法治政府“升级版”

2015年12月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这是中央首次以"法治政府"名义作出的专门文件,被视为中国法治政府建设的一件大事。《纲要》对中国法治政府建设具有什么样的意义?法治政府建设下一步该如何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