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罪刑法定原则下的刑法司法解释

罪刑法定原则是现代法治社会普遍接受的基本原则。应该在正确理解罪刑法定的基本含义的基础上,厘清罪刑法 定原则与刑法司法解释的关系,把握罪刑法定原则对刑法司法解释的制约。     

探微中国古代刑法之罪刑法定

中国古代刑法中确有罪刑法定思想的萌牙,但古代刑法的罪刑法定只是一种思想,尚未形成法律原则。以成文法为载体的古代罪刑法定思想,在君主专制制度的作用和礼刑并用体制的冲击下,未能取得显著的成就,而是被西方的罪刑法定思想所取代,后者成为我国现行罪刑法定原则的最主要根源。     

不纯正不作为诈骗罪探析——以“骗逃天价过路费案”为切入点

目前,刑法学界对＂骗逃天价过路费案＂的定性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是被告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二是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诈骗罪。本案中,被告人以不作为形式实现了通常以作为形式构成的诈骗罪,应属于不纯正不作为诈骗罪。但我国刑事司法实务界对不纯正不作为犯罪均定罪处刑,存在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嫌疑。为了消除疑虑,我国刑法立法亟需关注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立法化问题。     

对二战战犯审判的法律困惑之解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之而来的是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即对战争罪犯和战争犯罪集团的审判。在当时的国际法背景下,两大审判面临着诸多法律困惑。本文以罪刑法定原则为视角,对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中的几个法律困惑进行解读,以法理根据排除对两大审判的种种质疑并促进了罪刑法定原则在国际刑法领域的引入和发展。相信罪刑法定原则对国际刑法的发展以及在国际法下追究个人所犯战争罪行的刑事责任、保障人权,会产生深远意义。     

司法实务中单位犯罪主体的认定

我国现行刑法确立了单位的犯罪主体地位,但刑事诉讼实务中对单位犯罪主体的处理非常混乱,导致本该承担刑事责任的单位被免责,或是只追究单位责任人而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必须明确单位犯罪主体的确立标准,只要是以单位的名义实施,经单位决策程序决定,反应单位意志的犯罪,并为刑法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其犯罪主体就应当是单位,而不论单位是否具有法人资格.     

实质解释论影响下审查逮捕的正当性反思——以两类典型案件为例

作为迥异的刑法解释基本立场,形式解释论者秉承罪刑法定原则的形式理性,承认立法缺陷,提倡司法克制,主张利用实质解释的出罪功能,保障人权;实质解释论者注重法益保护,强调要灵活解释法律,不因刑法本身的局限性影响刑法的适用,力图追求实质正义。在审查逮捕环节,应坚持形式解释论,摒弃实质解释论,正确理解并坚守罪刑法定原则,以实现审查逮捕价值与功能的复归,保障"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的进一步实现。     

论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的机能

作为近代刑法实质性标志的罪刑法定原则 ,最大的历史价值就是使刑法第一次在保护机能之外具有了保障机能。我国现行刑法虽已明文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 ,但因理论认识总体上仍停留在望文生义的水平 ,立法并没有全面贯彻罪刑法定原则的各项要求 ,因而仍然具有进一步修改完善的必要。只有真正赋予刑法以保障机能 ,中国刑法才能完成近代化的历史重任 ,才能真正成为人民自由的圣经 ,才会步入罪刑法定主义的黄金时代。     

略论原因自由行为

原因自由行为是德日刑法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有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它一般是指具有行为能力者，故意或者过失使自己处于无责任能力或者限制责任能力状态，并在此状态下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我国传统刑法中没有这一概念，但现实中却是存在的。本文浅析了原因自由行为的含义及可罚性的依据，并在犯罪构成三要件说的前提下探究了原因自由行为的犯罪构成，最后借鉴国外有关原因自由行为的立法例，浅谈了我国对该行为予以明文规定的必要性及其意义，以契和罪刑法定原则。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刑法化之困境与路径选择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我国当前法治建设中适用广泛,具备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已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刑事政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刑法化有其现实的必要性,但同时也面临着种种困境,与罪刑法定原则、刑法谦抑性的部分内容相偏离,实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刑法化是一项长期而又复杂的任务。     

罪刑法定语境下适用酌定情节的理论根据论析

酌定情节是具体内容和功能都缺乏刑法明确规定的量刑情节,与罪刑法定原则的明确性要求在形式上似乎不相符.但是,由于罪刑法定原则实行成文法主义,而成文法有其固有的抽象性和稳定性弊端,因此,在刑罚裁量时适用酌定情节能够有效地弥补罪刑法定原则的缺陷,有利于实现罪刑法定原则的保护宗旨.     

对罪刑相当原则的再思考

刑法的基本原则是立法者在刑事领域所行政策的集中反映。由此决定了其在刑法中的核心地位。因此 ,对刑法基本原则的理解 ,应该是最大程度地与立法者的立法意图相吻合 ,进而在司法过程中予以贯彻和实现。自新刑法颁布实施以来 ,对新刑法第 5条规定的罪刑相当原则 ,刑法学界存在着诸多不同的观点 ,有的甚至针锋相对 ,可说没有统一的观点 ,在此 ,笔者拟在略述罪刑相当思想的演变基础上 ,对此原则陈一管见求教于方家     

包容犯及相关问题的探析

包容犯是行为人在实施前罪的过程中又实施了与其具有并发关系的另一种犯罪即后罪,但刑法仅将后罪作为前罪的加重量刑的情节不实行数罪并罚的犯罪形态。包容犯是重罪包容重罪或轻罪的法定的一罪,其加重处罚的原则合理地制裁了现实社会中主观恶心极大的犯罪分子,其罪刑相适应的优点有力地回应了学者们对加重处罚原则提出的异议。     

附属刑法的基本构成特征探析

附属刑法必须由拥有刑事立法权的国家立法机关制定,其他机关不拥有此项立法权;附属刑法的基本内容是"犯罪与刑罚的行为规范",即"附属刑法规范"应由罪状(行为模式)与法定刑(法律后果)两部分构成;附属刑法是由附加规定于各个非刑事法律中的刑法规范所共同构成的,其表现形式是非独立的,必须依附存在于各个非刑事法律之中。     

论共同过失犯罪

共同过失犯罪能否成立共同犯罪,在我国刑法理论界一直存在争议。由此,结合刑法相关理论和实践中相关内容认为共同过失犯罪应当成立共同犯罪,并就其认定、类型和处罚加以探讨。明确共同过失犯罪的成立有助于更好的体现我国刑法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     

中国网络电话第一案的法律价值

中国网络电话第一案有多重法律价值：非法不等于违法，违法不等于犯罪，必须坚持罪刑法定原则；公安机关不依法进行的刑事诉讼行为就是违法的行政行为，就具有行政诉讼的可诉性；法律更应当明确规定发回重审的适用情形，而不应当由二审法院自由裁量，刑事诉讼法对诉讼结构的设计应当重新审视。     

试论刑事案件法律适用的方法——兼论与民事案件法律适用的区别

刑法的公法地位和刑罚的严厉程度决定了刑事案件的裁判有着与民事案件不同的原则和方法。罪刑法定作为刑事法律的帝王原则,使得刑事案件的裁判具有自制和谦抑的特性。自由裁量是法官面对法律条文的抽象普遍性与个别案例的具体多样性之间的矛盾所作的策略选择,体现了司法权的扩充和张扬。刑事诉讼法律适用的方法,应当是在罪刑法定原则与法官自由裁量权之间求得兼容与平衡。     

论第三人侵犯商业秘密

我国现行刑法有关第三人侵犯商业秘密罪的规定过于简单和抽象，造成了实践中定罪的种种困难。在有关主观状态认定、客观行为方式的责任问题理论上的解读也是争语颇多，使得民法与刑法出现断层。我们应当依照罪刑法定主义原则去探究法律的实然状态，然后通过立法和司法两大途径去达到法律的应然状态。     

论刑法介入互联网金融的限度

刑法早期介入互联网金融领域,使金融犯罪圈不断扩大,也带来了诸如金融行政法律规范与刑法规范的结构性失衡、金融风险的不确定性与刑事立法的确定性之间发生价值冲突、司法解释对刑法规范文本的僭越、司法适用中对金融创新与金融犯罪的界限难以把握等难题。刑法介入互联网金融应当保持合理限度,从而在保障金融安全与促进金融效益中寻求平衡。在立法方面,应当以行政违法性为前提并坚持刑法谦抑性,合理确定互联网金融犯罪的入罪边界;在司法适用方面,应当以罪刑法定原则为制约,合理并准确把握金融创新与金融犯罪的界限,从而确保立法扩张下的限缩适用。     

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之区判——基于不作为犯之作为义务视角

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的界分关乎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存在界域,刑法特有的调整手段以其无以复加的严厉性使得严格区分违反法律义务的不作为犯罪与纯粹违反道德义务的非罪行为甚为必要。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之区判标准不应仅仅囿于法哲学层面论议,而更应落实于实定法畛域,唯此方得以指导实务践行、贯彻作为刑事法治基本要求的罪刑法定原则。     

社会危害性的刑法维度思考

现阶段,刑法学界诸多学者认为社会危害性违背罪刑法定原则,所以多主张将社会危害性逐出刑法领域。其实将这种危害性视为现代刑事法治对立面的观点有失偏颇。社会危害性对刑事立法的决定作用以及在刑事司法中的功能及运用价值,说明其在现代刑事法治语境中仍不可或缺,仍具有理论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