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框架下我国反腐败国际合作机制的构建与完善

反腐败国际合作机制是打击跨国腐败犯罪的基本保障。《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此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为此,我国应完善反腐败的国内刑事法律,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的双边立法和合作措施,建立与该公约相衔接的反腐败国际合作机制,以满足我国反腐败实践的迫切需要。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视野下的受贿罪

受贿罪是我国刑法中的一个重点罪名,也是刑事司法实践中一种多发性的腐败犯罪。本文以受贿罪的犯罪构成为线索,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提出刑法规定应该扩大我国受贿罪犯罪主体的范围,扩大"贿赂"的范围,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犯罪构成要件。     

论国际反腐败犯罪的趋势及中国的回应——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参照

从国际反腐败犯罪的历程回顾中可以看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集中体现了国际反腐败犯罪的发展趋势。这种趋势表现为高度重视腐败犯罪问题;主张建立健全的腐败犯罪预防机制;设立严密的腐败犯罪刑事法网;针对腐败犯罪的特点设置特殊的诉讼规则和处罚措施;强调打击腐败犯罪的国际合作;注重腐败犯罪中的资金追回等六个方面。中国应当顺应国际反腐败犯罪趋势,参照《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从立法与司法两个方面完善反腐败犯罪的刑事法治。     

全球化视野下的国际反腐合作

腐败是当今国际社会所面临的严重挑战之一。近年来腐败犯罪越来越呈现出复杂化、有组织化、跨国化的趋势，腐败问题逐步国际化。单靠一国之力是难以解决腐败这一痼疾的，惟有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框架下，全面加强国际间的反腐合作，才能遏止腐败在全球的蔓延。从全球化视角透视当下腐败产生的原因、存在的类型、表现形式和新的特点以及反腐国际合作的必然要求，就我国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框架下进一步加强国际反腐合作的问题提出了建议。     

大数据国际追逃追赃的法治治理

随着物联网、互联网、云计算等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在以信息爆炸式堆砌和数据挖掘为特征的科技时代下,我国形成了运用大数据预防与治理并重的持续型反腐败新模式,国际追逃追赃效率不断提升。但运用大数据进行国际追逃追赃面临着与传统执法方式不同的特征,源于数据获得受限,数据价值降低,人权及其国别制度差异,国际数据反腐合作缺乏统一标准。新时代我国应结合国情及现状,顺应大数据时代的特点,创新“数据+法治”治理新模式,整合国内各主管机关与国际社会的资源,实现打击腐败犯罪与国际反腐机制的接轨。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我国反腐败立法取向的影响

当前我国反腐败立法缺乏系统性,中国已经签署并将加入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将推动我国反腐败理念的转变,并推进相关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应着重借鉴《公约》中关于腐败犯罪涵义的定位,案件管辖权的划分,犯罪侦查新理念以及预防腐败的相关规定,制定出一部集反腐、防腐于一体的反腐败法律。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国际刑法的新发展——兼论《公约》对我国刑事法的影响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确立了全面的国际反腐法律机制,包括预防机制、刑事定罪与执法机制、国际合作机制、资产追回机制与履约监督机制。作为国际社会第一个反腐法律文件,该公约在扩大国际刑事合作领域、突破双重犯罪原则、采用新颖的监督机制等方面促进了国际刑法的新发展,并将导致我国刑事法的若干变化。     

加大资产追回力度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

6月26日至28日，国际反贪局联合会第四届研讨会在中国大连隆重召开。来自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总检察长、司法部长、监察部长、反贪局长以及国际组织代表、反腐败领域专家学者400多名代表围绕资产追回国际合作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反对腐败是世界各国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也是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课题。6年前，顺应各国人民对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更加有效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共同期盼，国际反贪局联合会在中国北京应运而生。6年来，作为一个独立的、非政治性的国际性反腐败组织，国际反贪局联合会始终秉承《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宗旨，积极推动反腐败互信合作机制建设，已成为一个分享工作经验、．服务反腐败国际合作的重要平台。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的引渡制度探析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目前反腐败方面最重要的国际法律文件,它筑起了一道强大的国际反腐法律强网.实现对腐败犯罪的引渡是国际反腐败的一种自然延伸.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关于引渡的规定既是对缔约国的要求,也是各国进行国际合作的有效路径.为了实现对腐败犯罪的引渡,接受"死刑犯不引渡原则"则是我国的上上选择.     

国际法中的特别法优先原则

国际法规则的冲突是国际法不成体系的重要表现,特别法优先原则强调适用更特殊、更具体的特别法规则,是解决这种冲突的重要方法。冲突确实存在与规则属于同一事项构成了该原则适用的基本条件,而调整事项和规则所涉及的缔约方则构成确定一般法和特别法的参考因素。     

国际贸易法治的危机及克服路径

当前国际贸易法治面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空前之危机。此次危机具有深刻而复杂的国际背景及现实根源,但从国际贸易发展历史来看,贸易自由化与贸易保护主义的博弈从未消失,向来是国际贸易法发展中的永恒主题。当前国际贸易法治危机的根源依然是保护主义的幽灵作祟。今天的保护主义与历史上的保护主义并无本质上的区别,无非是添加了时代的特点和因素。法治的危机仍然需要法治的方式予以克服,当前国际贸易危机的本质说到底是国际贸易法治发展的不完善、不充分导致的,只有以法治的思维、法治的方法才能找到克服当前国际贸易危机的正确路径。     

伊拉克战争对国际法治的冲击和影响

美英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对国际社会提出了一系列值得认真思考的国际法问题。本文着重探讨这场战争对国际法基础的冲击以及违反联合国宪章规定非法使用武力问题 ,探讨在国际武装冲突中实施国际人道法面临的困境。在此基础上 ,作者提出了加强国际法治的若干建议。     

法治视野下的网络反腐

网络反腐法治化建设的宪政意义在于它是电子民主时代公民参政权的重要展现。参政权作为宪法及法律规定的现代社会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在于确认和保障公民参与国家管理及社会事务的管理,监督和抑制权力滥用及其腐败。电子民主时代,网络参政拓宽了公民民主参与的渠道,公民参政权的实现变得切实可行。网络反腐法治化有利于公民参政权的落实,进而有力地推进民主监督制度的发展。网络反腐法治化的基本理念包括公众参与、规范统一、网民保护、信息公开,而建立健全网络反腐的法律制度,保护并激励网络举报人是其法治化的路径选择。     

国际法治:良法善治还是强权政治

国际法治意味着法治的原则适用于国际关系之中。法治的理想激发着国际法学家在国际社会实现法治,但是由于存在着重重障碍,强权政治在国际关系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但是,有可能建立人类利益作为国家决策的基础,代替以往抽象的国家利益和安全考虑。基于此,国际法治可以在良法善治的前提下实现。     

法治与社会主义法治

社会主义法治是法治发展到现代以后产生的一种历史形态。它除了法治所具有的共性之外,还有着自己的定性特征,两者并不完全等同。     

全球治理时代国际贸易关系的法治

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条件下,为实现全人类共同利益和保障基本人权,在现代国际贸易关系领域,力图以世界各国普遍接受的国际贸易法律规范,在全球范围内更有效地实现其调整国际贸易关系的功能,呈现出以追求全球正义为目标的法治。无庸置疑,国际贸易关系领域的法治是全球化语境下应对全球化挑战的理性抉择。在全球化语境下可以国际贸易关系面临的诸多矛盾与冲突等方面探讨当代国际贸易关系确立法治实现全球治理的现实路径。     

超越国家间政治——主权人权关系的国际法治维度

主权高于人权、人权高于主权，这些观点都是传统国际关系思想在二者关系上的投射。尽管都有其正确合理的一面，却未能清楚的梳理各种现象，更不能指出既面对现实又指出未来发展方向的方案。以国际法治为核心的路径认为主权和人权均可为美好理想，但在现实中皆可被滥用。因此需要法律予以监控和引导。     

法治视野下的电子民主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催生了电子民主的发展。电子民主属于直接民主、纵向民主、大众民主、分散与集中相结合的民主。电子民主可以促进公民的政治参与,强化对公权力的监督,促进精英法治与大众法治的沟通,使政治生活更加民主。但电子民主也具有虚拟性、欺骗性、非理性、缺乏客观性等不足,容易陷人无政府状态。电子民主对中国法治建设具有重大的价值。但就司法而言,司法虽然应当倾听公众的声音、尊重电子民主,但同时应当注意与网络民意保持一定的距离,以避免“民意”绑架了司法、沦落为大众非理性的帮凶。     

论法治视野下我国警察教育价值观

法治是中国近百年来诸多仁人志士不断追寻的梦想。"依法治国"的方略已经正式载入宪法,获得了崇高的宪法地位。法治化已成为一种社会发展趋势,法治国家也已成为我们追求的美好理想和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持久动力。法治化固然离不开制度性的"硬件系统"的构建,更需要法治精神这一"软件系统,"警察作为维护、推进法治的重要力量,警察应该培植对法律至上地位的认同、权力制约的意识和人权保障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