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河州州级文明乡镇--芷村镇

芷村因盛产芷兰花而得名,位于红河州蒙自县境东南部山区,总面积301平方公里.辖11个村民委员会,129个村民小组,居住着汉、苗、彝、壮等15种民族,总人口32019人,少数民族占58.7%.政府所在地芷村距县城18公里.境内交通便利,滇越铁路、蒙(自)文(山)公路、蒙(自)新(华)公路穿境而过.     

文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发展研究——以陕西为例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农耕文化是乡村旅游发展升级的灵魂,乡村旅游是传承发展农耕文化的载体,乡村文旅融合发展是推进陕西乡村振兴的新动能。要破解当前陕西乡村文旅融合中存在的发展主题有待明确、发展模式有待创新和发展生态有待完善等难题,就要进一步创新思路,以智慧化、品牌化和村民主体化等方式,谋划乡村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为乡村振兴赋能强基。     

爱洒福利院

房县桥上乡杜川村欲称“野人谷”。1995年，戚祖斌高考落榜，在村民的企盼中走上村主任的岗位。看到村民只能依造种玉米勉强维持生计，他暗暗决定；干就要干出个好样子。     

凉山彝区社会治理法治化模式之探索——以习惯法与国家法的良性互动为切入点

彝区社会治理应当法治化,但选择现代国家法还是传统习惯法乃是一种基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利益考量。仅以"国家法"这一外力方式来推进彝区治理法治化进程是不够的,且推行不当还会引发社会秩序的混乱。基于彝区熟人社会的特征,彝族习惯法在彝区基层社会治理中仍应占据重要地位。但应当发挥国家法在改良彝族陈规陋习、促进经济发展和维护公平正义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实现二者良性互动,进而形成多元的法治化模式。     

“行动者导向”反贫困——基于生计实践过程的贫困问题治理

面对贫穷区域收窄和贫困人口缩减的现实变化,中国贫困治理的重心开始向微观层次的精细治理倾斜,并由此推动着反贫困策略由"行政-区域导向"向"协同-行动者导向"转变。"行动者导向"强调将贫困者作为行动主体置于贫困治理的核心位置,其他治理主体围绕其生计实践匹配与对接各项具体反贫困机制。生计实践将"脱贫"理解为贫困者在生计要素、生计偏好和生计环境等条件下,通过生计策略的选择与实践来应对潜在风险和追求可持续生计层次的自主行动过程。基于生计实践过程分析框架,"行动者导向"的反贫困策略得以实现对"投入-决策-产出"过程中"可用性"议题和生计实践与外部生计环境互动关系中"可及性"议题的综合。     

冒用他人花呗账户行为定性的实证研究——以“何某某盗窃案”为例

随着互联网金融的蓬勃发展,网络信贷产品应运而生。"花呗"、"白条"等新型信用支付产品,因其审核方式简易、支付方式便捷、迎合"先消费,后还款"的消费理念,成为当下民众购物消费的"新宠"。消费方式简易化的背后危机四伏,将以更隐蔽的方式侵犯个人财产。当下,冒用他人花呗账户进行消费的行为愈加多发,对该行为准确定性,有利于摆脱司法实践中定罪量刑偏差的问题,保护公民的财产安全。     

云南省富源县老厂乡开展先进性教育活动 干部受教育 群众得实惠

老厂乡位于云南省富源县东南部，辖9个村委会，109个自然村，121个村民小组，全乡有11个党总支，76个党支部，共有党员973人，境内地形以山地为主，以“粮，烟，煤，畜，魔芋”为老厂乡五大经济支柱。     

峨边彝区民族婚丧习俗规范与转型问题探讨

改革开放以来,峨边彝区经济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思想观念变得更加开放,一些影响彝区稳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也随之相伴而生,特别是在婚丧习俗方面,以金钱、学历、工作衡量身份地位的婚姻"双高"和丧葬过程中铺张浪费问题日益严重,逐渐演变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只有从法治途径着手探索,采用法治方式才能从根源上有效遏制当前的不良婚丧习俗,切实解决好婚丧过程中的"双高"和铺张浪费问题。     

中国梦语境下的民生幸福探究

民生意指人民群众的生存、生计与生活。马克思的幸福思想成为中国梦的理论基础,中国梦成为马克思主义民生幸福理论中国化的重要内容。民生幸福则表达着中国梦"至善"的追求境界,成为中国梦的旨归,中国梦与民生幸福具有内在的统一性。追求民生幸福、实现中国梦的科学路径在于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和谐建设、精神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偷”与林权——以赣南某村落林权状况调查为例

本文对发生在赣南一村落林权改革以来的偷山上树木和毛竹现象相关方面的进行了深度剖析,对2003年的国家的林业改革在村民看来并没有进行本质上的改革,只是发了个"本本",的原因进行分析,指出其原因有四个,分别是基层相关部门的不作为、"靠山吃山"的理由、国家与林农对待山场的两个矛盾以及国家抽象的法律法规没有转化成地方性知识。并进一步说明村民自身对物的一套归类方式。这种归类方式,实际上是一个界线的问题,它不但是对物的一个分类,同时也是对人、对整个世界的一个分类,而这个分类,成为了影响村民生活的直接原因。     

关于铁岭市朝鲜族村屯空心化及城镇化问题的研究

朝鲜族是东北世居少数民族,以农耕为主,以村屯聚居为传统。随着城市化加快,朝鲜族村民大量移居城市生活,原有的以村屯为载体的传统朝鲜族社区明显衰落,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源于传统,又具新意的城市生活方式。朝鲜族由传统农村社区迈入城市生活的演进过程,为我们更好地做好城镇化进程中民族工作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去自治化”:项目下乡背景下村民自治的理想表达与现实困境

项目下乡是新形势下解决村庄发展财政不足的重要途径,希冀通过外部资源输入激活村民自治和村庄经济发展的活力。但在实践过程中,项目下乡并没有带来村民自治的发展,甚至没有与村民自治发生任何互动,使得其成为单向度的资源输入形式,村民自治呈现出"去自治化"现象。具体表现有,村民选举出现"异化"状态,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较低,富人治村消解村民自治的政治空间。项目下乡背景下,村民自治发展不仅需要国家制度层面上的完善和资源输入,更需要基层组织发挥积极作用和村民主体性参与。     

论村民选举权之特质

村民选举权之特质应由其概念、特征及其与公民选举权的区别组成。村民选举权是指村民依法享有选举村民委员会成员、村民代表会议代表和村民小组长等成员的权利,是村庄经济关系在村民的社会性政治权利中的集中反映。村民选举权兼有社会性政治权利、自治性权利、经济性权利的特征。村民选举权与公民选举权在权利属性和适用法律、享有权利的主体身份及两者所依托之组织的性质、与经济利益联系的紧密度、权利行使方式与所受外国非政府组织的影响等方面有很大不同。     

创新深化“大调解” 助推彝区“大和谐”

如何充分创新深化彝区"大调解"工作,及时有效地化解民间矛盾纠纷,促进以民族团结为核心的彝区"大和谐",峨边彝族自治县在实践中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本文紧密结合峨边"彝区""、山区"特点,从完善体制机制、创新调解方法、全力化解矛盾、营造社会氛围四个方面进行了总结和深化。     

经济能人型村官综合素质透视及提升对策

今天,经济能人正崛起于乡村的政治舞台,越来越多的经济能人正成为村官,在带领广大农民致富、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发挥着很大的作用。一个好的经济能人型村官应具备思想政治素质过硬、学习能力强和科技文化水平高、领导村民致富的能力强等应然的综合素质。然而,有的不尽人意,甚至给村民造成巨大的损失,究其原因在于他们的综合素质不高。要成为合格的村官,必须大力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一是要创新培训内容;二是要创新培训方式;三是要有相配套的保障制度;四是要构建多层次的考核激励机制。     

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民工“就地市民化”可行性途径探究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业转移人口难以融入城市社会成为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让农民工在户籍所在地实现"就地市民化"成为有效途径。要逐步调整城市发展布局,科学编制城市发展规划;通过发展现代农业、农业企业逐步改变农民生产和经营方式;推进"城中村"的改造,有序引导村民逐步进行城中村建设,变"村民"为"市民"。     

“大保障”理念下的失地农民保障制度研究

失地农民保障制度是保障失地农民权益的制度安排,是实现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的重要途径。长安区的调查发现,失地农民保障制度的供需矛盾,即短期安置与长期生计、安置模式单一与多种生计资源的矛盾。这些矛盾的调节需要在"大保障"理念的指导下构建科学的失地农民保障制度,通过制度构建可以实现失地农民的可持续生计。     

他们得到了什么?——青河村民委员会考察记

村委会是中国村民群众的首创制度,30年前村委会产生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此后它成为了中国现代社会乡村治理的主要形式。通过村民自治,广大村民群众获得了比以前更多的尊重和民主权利,经济收入有所增加,也为各族村民提供了相对安全的生活环境。     

城郊村征地拆迁中非物质补偿的应对机制研究

在城市化进程中,郊区农村成为征地拆迁的重要阵地。非物质补偿是影响村民征地拆迁意愿的重要因素,因此,要建立郊区农村征地拆迁中"非物质补偿"的应对机制,主要包括,更新城市化理念,建立郊区农村村民需求的评估机制,建立给予村民非物质补偿的政策机制,等等。     

关于农村“两委”关系问题的调查与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我国农村基层管理体制逐步走上民主化法制化轨道。村民自治是中国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是转型时期我国农村治理模式的重大转交,自发端至今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尤其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以来,各地通过海选、预选、竞选、秘密划票、函投等选举方式和选举方法选出了村民自己信任的当家人,村民自治得到了明显的强化,同时也出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其中,村党支部与村民委员会(简称"两委")之间的关系问题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