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传统的总体国家安全观

中国官方虽然在世纪之交就已提出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但这一“新安全观”阐述的是对外方安全方面的非传统安全保障途径与措施,而没有涉及内部安全及更广泛的其他传统的和非传统的安全问题,因而是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安全观,也是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当超越对外安全和国际安全,综观内外及其他各方面的总体国家安全问题时,中国官方当时及此后一段时间内秉持的依然是传统的国家安全观。与此不同,“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不仅在强调国家安全民本性上体现了非传统思维,而且更通过强调“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等多方面的论述,统一了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两方面的丰富内容,因而是一种高级形态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既与传统国家安全观相对,又与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安全观及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不同,体现出对国家安全领域传统与非传统两方面众多问题的全面性、综合性、系统性、辩证性观察、认识和处理,具有系统的非传统思维和丰富的非传统内容。但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在论及丰富的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时,也论及各种传统国家安全问题。总体国家安全观之所以“非传统”,是因为它关注和强调了各种非传统的国家安全问题;总体国家安全观之所以“总体”,是因为它兼顾了传统与非传统两方面国家安全问题;总体国家安全观之所以“高级”,是因为它用非传统思维统合了传统与非传统两方面的国家安全问题。因此,我们要重视总体国家安全观阐述的各种传统国家安全问题,更要重视总体国家安全观阐述的各种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要全面兼顾总体国家安全观对传统与非传统两个方面国家安全问题的论述,更要重点研究总体国家安全观中涉及的各种过去长期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的非传统内容;要重视总体国家安全观包括的各种非传统国家安全内容,更要重视总体国家安全观内含的非传统安全思维。     

国际金融安全观的演进与评估

国际金融安全是全球化进程中的重要安全议题,也是当前国际秩序转型期全球治理的重要议题。国际金融安全具有主客交融的属性,既涉及物质层面的客观威胁,又涉及观念层面的威胁认知。金融安全研究的三种基本逻辑是权力竞争、利益互动和安全建构。从全球金融治理的视角可以将国际金融安全观界定为核心治理主体对国际金融风险的来源和性质的认知。风险来源和风险性质是国际金融安全观的两个核心内涵,分别对全球金融治理的层级和模式产生重要影响,并由此形成了一个识别国际金融安全观的理论框架。基于这一框架,二战结束以来国际金融安全观的演进主要经历了货币体系安全观、“完美市场”安全观、微观审慎安全观和宏观审慎安全观四个阶段,它们在风险的来源与性质以及治理的层级、逻辑、模式弹性与效力等维度存在较大差异。在当前国际金融体系下,国际社会的金融安全意识在弱化,大国间的金融安全观分歧和竞争正逐渐侵蚀全球金融治理的共识基础,国际金融安全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增加。     

俄罗斯传统安全观探析

俄罗斯传统安全观是一种典型的地缘安全观。特殊的地理环境是它形成的基础，东正教的救世观念是其思想支柱。其中，领土扩张是这种安全观的基础和核心，它决定了几个世纪以来的俄罗斯内外政策，在经济上赶超西欧邻国，以军事手段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特别注重地缘环境和军事实力对维护国家安全的作用，对俄罗斯选择国家安全战略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苏联解体后的俄地缘安全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传统安全观则又一次再现。     

全球化时代的新地缘政治安全观

安全是一个国家最首要的关切,只有在对国家的安全需求和安全观念充分了解的基础上,才能分析和解读国家的行为和理解国际政治现象。传统地缘政治学有着独特的安全观,即对于"空间安全"的关注。但是在当今时代,受到全球化所裹挟的各种因素的冲击,传统地缘政治安全观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由于全球化时代空间性质的变化和安全内涵的拓展,新地缘政治安全观应当是在充分关注大空间范围内的安全相互依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综合的安全观。在以和平、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背景下,理解新地缘政治安全观,有利于更好的实现特定空间背景下国家之间的合作。     

安全观转型与中印安全合作

冷战结束后 ,安全的定义不断得到扩延和发展。面对日益凸显的广义安全威胁 ,中印两国的安全观也相应发生转变。安全观转型为中国和印度提供了更多安全合作的契机 ,有助于两国在合作与互信的良性互动中改善关系。     

论综合安全观

安全的内涵随着时代矛盾的变化而不断丰富,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安全内涵不断拓展。其所涉及的领域超越了传统的军事安全和政治安全,包括经济安全和环境安全在内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综合安全观”的新概念。     

亚洲安全观的依据、来源和实施路径

亚洲安全观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安全理念的新发展,对于解决当前亚洲面临的安全问题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它是针对传统安全观在解决安全问题时的不足而提出的,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要求,反映了亚洲各国对共同安全与可持续安全的向往。它是中国传统的"和"文化在现时代的延伸,与亚太版合作安全观相辅相成,也与国际法及国际关系基本准则高度契合。但它的落实目前还面临诸多困难,只有综合利用舆论宣传、政经互动等手段,同时积极推动热点问题的妥善解决,才能为亚洲安全观的发扬光大创造条件。     

日本太空安全观的演变

日本太空安全观经历了重要的改变。冷战时代,太空技术主要限于"和平利用",以显示遵守《和平宪法》,争取国际社会的认可,换取国家安全。冷战结束前后,日本自卫队先后多次参加维和行动,以及为美军提供支援,但是发现没有天基资产是与美军存在巨大差距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自卫队要求利用天基资产为国家安全服务。朝鲜进行弹道导弹与核活动,严重威胁到了日本国家安全,为日本自卫队开发军事太空系统提供了机会。同时,国会通过法律允许太空军事利用,为国家安全服务。这是日本太空安全观的重大变化。此外,《美日联合防卫指针》和美国的亚太"太空再平衡",要求美日进行太空安全合作,确保国际太空安全,为国际和平服务。这样,日本的太空利用扩大到太空安全领域。日本太空安全观进一步拓展与深化。     

新中国70年国家安全观的演变:认知、内涵与应对

新中国成立以来,面对国内外安全环境的变化,中国实现了由传统安全观向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演变,显著体现在安全环境研判、安全内容认知和安全维护手段三个方面。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安全方面频繁推出新理念、新方案和新举措,中国的安全能力不断增强,国际安全影响日益增加。在安全观方面,中国先后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亚洲新安全观、亚太安全观等理念,实现了安全观的变革与创新。安全环境研判方面,对国内安全的认知更加全面系统、对周边安全的认知更加统筹协调、对国际安全认知更加注重“中国作为”;安全内容认知方面,认知内容日益丰富,兼顾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统筹国家安全与人民安全;安全维护手段方面,不断完善国家安全体系、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和推进国际安全合作。回顾新中国七十年国家安全观的演变,历经安全实践的锤炼,已经形成了一些基本经验,主要体现在安全环境研判需考虑内外因素并注重其联动性、坚持核心安全需求的底线和安全维护手段要以和为贵、文攻武备。展望未来,其重要启示在于中国的国家安全观要注重安全需求与安全能力之间的平衡,将安全能力建设视为至关重要的任务,不断促进安全维护手段的多样性和灵活性。     

亚洲安全观视域下的东北亚命运共同体构建

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为核心的亚洲安全观是中国提出的重大安全理念创新,可以成为解决东北亚安全难题、构建东北亚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指导理念.受历史和现实因素影响,东北亚地区的安全风险以传统安全威胁为主,而现有国际关系理论并不能为这些问题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亚洲安全观所倡导的新安全理念有助于帮助该地区国家超越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传统安全认知,进而维护这一地区的长期和平,构筑地区命运共同体.作为这一理念的提出者,中国也需要充分承担地区大国责任,在情感塑造、地区制度构建和安全公共产品供给等方面作出自身贡献.     

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现实主义传统安全观

女性主义在批判、修正现实主义传统安全观的同时拓宽了安全的含义, 但目前还没 有形成系统的安全理论。女性主义安全观认为:安全是人类共同的安全, 今天的安全不仅仅涉及到 个人、群体和国家, 而是整个人类;安全是综合安全, 女性主义者认为, 人类安全使得安全的概念不 仅从军事安全拓展到经济和环境层面上, 而且还要向更深层次拓展, 它包括社会和个人心理的层 面;安全应该是多层次的安全, 即包括国际安全和国内安全, 也包括家庭和个人的安全。     

中国传统社稷安全观略论

国家安全是政治学研究的学科热点之一,而社稷安全是国家传统安全观研究中的一环。从学理上看,社稷安全曾历经多次威胁,包括王权统治的制度性威胁"谋大逆"与"谋反",内部威胁"寇贼"与外部威胁"外敌"等多重问题。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稷安全观,也具有双重性、内向性和多元平衡性的特点。第一是强调文化与武力的同等重要。传统社稷安全观对文化安全观非常重视。从内外两个方面上看,一方面在家国同构的基础上大力维护儒家的伦理观念,另一方面是以文明传播的形式构建在地缘政治中的身份认同,从而确立整体的和谐共处前景。第二是强调政治管理的作用,即在国家安全因素中凸显内因高于外因的特点。决定国力的根本在于内部的稳定,而王朝的职责在于维持经济生产的有序和政治管理的清明。基于这一条件,传统社稷安全观呈现出很强的内向性和保守性,同时对外部武力进犯非常敏感。第三是追求以"分封制"为核心的异质文明间非暴力统一的共处关系。在一个文明图内有共同的政治偶像——孔子,共同的政治标准——"儒家"和共同的政治理想——"和"。     

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的国家安全系统性风险及其治理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安全的内涵与外延空前丰富.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国家安全风险的异常复杂性,因为安全是与风险相对、相关的概念.在工业社会,国家安全风险是低度复杂与不确定的;在后工业社会,国家安全风险是高度复杂与不确定的.目前,中国正在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过渡.国家安全面临着系统性风险的挑战,难以用工业社会的还原思维和控制手段加以解决.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总体性是系统性或曰整体性.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采取治理模式是应对国家安全系统性风险的有效手段.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野下的中国周边安全合作

中国总体国家安全的实现,不仅需要加强国内安全治理,也需要重视国际安全合作。周边地区对于中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也是总体国家安全观践行的首要外部区域。十年来,中国积极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在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等多领域与周边国家加强合作,谋求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纵观中国与周边国家安全合作的历程,呈现出以下特点：统筹安全与发展、协调推进各领域安全、尊重差异与各有侧重、战略谋划与务实推进相结合。中国在周边地区积极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可以更好地维护主权、安全、发展核心利益,营造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和推动周边安全共同体建设。但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周边地区的实践过程中也存在安全互信不足、泛安全化、系统效应受限等局限,需要中国与周边国家基于“求同存异”原则,循序渐进地推进周边安全共同体的构建。     

树立综合安全观

<正>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中心2010年1月在《解放军报》发表《论树立综合安全观》一文指出,胡锦涛关于要牢固树立综合安全观念的论述,是适应时代发展对我国国家安全问题的新概括,是对国家     

中美安全观比较分析

中美安全观是国际上两种典型的不同安全观。造成两国不同安全观的原因在于 :不同的文化土壤、迥异的发展主线、地缘政治观的对立和注重合作与崇尚竞争的区别。中国应坚持和弘扬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型安全观。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建构、实践探索与世界意义

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继承和发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维护国家安全的实践探索和理论经验,吸收并借鉴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治国安邦的思想内核,同时深刻汲取了大国兴衰的经验教训。这充分体现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包容性、先进性、集成性、思辨性和人民性,标志着我们党对国家安全基本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十年来,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引下,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和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党和国家经受住了来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和自然界等方面的风险挑战考验。总体国家安全观体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全球视野和使命担当,为创新国家安全理念和认知,丰富各国国家安全道路选择,解决现代化进程难题,维护世界和平稳定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东盟的经济安全观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迁,经济安全从原来的低级政治转变为高级政治。东盟传统的国家安全观强调综合安全,尤其将军事和政治安全置于最重要地位,随着地区传统安全威胁的消除,东盟国家将经济安全视为新时期的焦点。经济发展是东盟一些威权国家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因此经济安全是维护其政治安全的重要手段。为维护各国经济安全,东盟国家一方面采取经济自由化改革参与全球化进程以便提高自身经济竞争力,另一方面实行开放地区主义策略,既依靠本地区的集体力量增强经济实力,又充分利用地区外的市场和资源。     

安全观与东盟气候变化认知及政策

东南亚是世界上最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地区之一。作为东南亚重要的地区一体化组织,东盟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作为对基于物质条件与能力的解释的补充,从观念的影响出发可以为理解东盟气候变化安全认知与应对政策提供一个新的视角。由于地理暴露度与社会经济脆弱性,东盟面临着高度的气候变化风险。而东盟如何认知与应对气候变化风险带来的安全威胁,除了受到客观条件的影响外,还受到其综合安全观的框定作用。在综合安全现的影响下,东盟对气候变化安全的认知与应对表现出三个特征,即将气候变化安全诠释为实现可持续发展问题、采取多领域综合性应对措施以及鼓励多元化主体参与。目前,东盟的主导安全观是以国家为中心的综合安全观,但随着"人的安全"思想影响的增强,东盟气候变化认知与应对正在发生微妙变化。     

从国家安全观角度看朝核危机起因

国家安全是国家生存的首要需求，是一国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是一国寻求发展的基本保障。国家安全保障的缺失使得北朝鲜长期以来致力于寻求可以保障国家绝对安全的核武器。本文试图从传统国家安全观的角度对朝核问题进行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