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交游与文学考论

欧阳修一生交游甚广,他在四十余年的宦海生涯中曾三遭贬谪,后又官至参知政事,因此,上至达官显贵,下至乡野小民,均有所交游。广泛的交游对欧阳修的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天圣、明道间与尹洙、梅尧臣等"师友"相交,景祐初至庆历中与范仲淹、韩琦等"政友"相交,主盟京师时与苏轼、曾巩等晚生后辈相交,不仅奠定了他的文学基础,促使其文学思想不断成熟,还扩大了文学的影响,最终确立了欧阳修一代文宗的地位。     

论“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建构的三个问题

要建构具有文学通史意味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应该把鸦片战争作为"现代中国文学史"书写的时间上限。要围绕民族国家想象与建构这一叙述主线,按照经典化、互补性和"一体多元"的原则对不同文学板块进行整合。同时还要把台港澳以外的部分海外华文文学纳入文学史视野。     

从“五经皆文”看刘勰的“文学”观念

"宗经"思想不仅来自于刘勰对儒家文化传统的推崇,也来自他对于文学自身发展源流的体认,其中包含着刘勰对于文学的性质的理解。刘勰的"宗经"思想及五经皆文的观念,注意到了先秦以来文学与政治、历史、哲学、伦理之间的紧密联系,这是《文心雕龙》理论体系"大文学"性质的重要表现。     

夏衍外国文学批评管窥

夏衍的外国文学批评活动主要集中于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他一生共发表(出版)二十余篇有关外国文学的批评文章(著作)。他的外国文学批评充分表现出自觉遵循"文以载道"传统、为现代革命文艺努力奉献的精神。他没有很明确的文学批评观念,也缺乏自觉的文体意识,他对文体的使用几乎完全取决于有关报刊的要求和本职工作之需;他根据报刊实际及受众情况设计语言风格。他的政治思维过于发达,审美批评思维处于受挤压状态;他对外国文学的批评几乎聚焦于俄苏文学、日本文学,批评视野过于逼仄;他一味推重文学的现实性、社会性,遵循社会——历史的批评思路,不顾及批评方法的多元化,或多或少带有"左"的印痕。     

文学史研究中体现的几种对话关系

文学史不是简单地罗列文学变化的历史过程,而是要在文学变化的过程中寻求变化的依据、意义、影响等问题,那么这种寻求就需要在文学史涉及的若干方面建立一种对话关系,是在这种关系中建立文学史的叙史框架。本文从文学的经典化机制、文体的演变关系、文学发展过程中文学目标、文学标准的变化状况,以及文学史在叙史过程中涉及到的文学视点和文化视点的矛盾这样几个方面,探讨了文学史研究中体现的几种对话关系。这种论述不是对于文学史包含的对话关系的完全穷举,实际上可以在许多不同方面建立多种角度和意义的对话关系,那么,这里的论述目的就是解剖文学史对话关系的实质内容。通过这种解剖,我们可以对文学史有更为充分的体认,对于实际的文学史的撰写和研究提供一个参照。     

苏东坡幸亏生在宋朝

苏东坡是一位充满人格魅力的文学大师。九百年来,他像一块兀立不动的文学基石,支撑着中国文学史。伟大的文人之所以不朽,就因为他是一"代"     

梁启超与中国近代翻译文学事业的发展

梁启超不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同时也是一名出色的翻译家。他在翻译方面的成就,可以概括为:大声疾呼,倡导翻译;译介政治小说第一人;提出"翻译强国"的著名论点;确立译书"当首立三义;"主张由日文转译西文;通过译介倡导"小说界革命;对佛经的翻译与研究;阐述翻译文学对中国文学之影响。因此,他不愧是中国近代翻译文学的倡导者和先驱者。     

钟理和日记里的鲁迅传统

钟理和日记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当他在1946年从北京坐难民船返乡的时候,这些沉重的稿纸大部分被带回台湾。鲁迅的社会批判性对钟理和的影响至深。鲁迅文学传统始终是钟理和剪不断的文化情结。对于鲁迅为人生的写实文学观钟理和很认同,并且执著一生秉承之。     

现代文学史上的失踪者——以伪满洲国文学何以进入文学史为例

伪满洲国文学进入文学史,不是因其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缺失的补充,而是缘于一方面其介入文学史将会重构文学史写作的结构框架,从而重新评定异族侵略背景下的中国现代文学经验;另一方面,其能够提供经典文学史写作的文学范例。在方法论的层次上,对伪满洲国文学的整体性研究,将引导重新思考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对长远的学科建设具有意义。     

1942延安文学事件中的大历史与小故事——王实味命运考察

王实味的命运在1942延安文学事件中有着深长的意味。王实味并不是1942延安"新启蒙文学"的肇始者,他批判的锋芒也没有格外锐利,但他却成为1942年以来第一个为中国文学献出生命的作家。在抗战时期的延安,王实味遭此命运有其特定的原因,主要在于:一是他的性格特点,二是他与毛泽东的关系,三是他系统的、与延安文学思想对抗的文学思想,同时,国民党的宣传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重说“重写文学史”——基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角度

“重写文学史”是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一次重要活动,它所关注的一个重点,也是直到今天仍未完全明了的一个难点,就是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不能依附于政治,也不能脱离政治,两者的统一的关键是对政治作何理解。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最大的政治,因此,只有作家心中有人民,才能创作出优秀的作品。     

高潮论、异文化与德意志性读史腊斐的《德意志文学简史》

正读这部著作,最为亲切的竟然是迎面撞来的中国德文学科史的叙述:"早在1959年,几位中国日耳曼学者便在冯至先生的带领下,集体编写了一部《德国文学简史》。"虽然史实略有出入,但毕竟唤起了吾辈亲切的文化记忆。《德国文学简史》1958年12月北京第1版,分上、下两册,30万字。上册由冯至独著,下册的作者还包括     

中国现代文学基本价值观及其超越

形成于20世纪中国的"现代文学"概念,不仅是对一段文学史的命名,而且是对一套特定的文学价值观的概括性表述.近年来中国文学研究和文学活动领域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不但改变了这段文学史的原有框架,而且也从某种程度上形成对这种价值观的冲击和超越.这里所做的,首先是对一种已然发生的文学史事态的描述,但其最终目标,却不独从较深层次上揭示中国文学的当下状况,而更在通过这种揭示对它的未来发展做出尽可能前瞻的理解.     

把脉墨西哥心灵的思想者

卡格斯·富恩特斯是西班牙语世界最著名的散文家及小说家，他深刻地影响了当代拉丁美洲文学。富恩特斯一生著有60余部作品，多年来都是诺贝尔文学奖呼声很高的候选人。富恩特斯积极地参与民族身份进程的建构，不断创造“想象的共同体”。在全球各地间的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文化的冲突与融合越来越频繁地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思考。富恩特斯在墨西哥多元文化的矛盾中析论了今天的这个世界。拉丁美洲文学有我国文学不可或缺的营养．也是中国文学理论者需要深入研究的。     

内蒙古文学研究班与草原作家群的关系及其文学史的意义

内蒙古文学研究班是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文联等相关部门的领导和支持下建立的一个长线发展的内蒙古作家培养机制.从1960年起,已经举办了十余期,培养了数百名文学创作人才,涌现了巴·布林贝赫、纳·赛音朝克图、玛拉沁夫、敖德斯尔等一批享誉海内外的作家,他们进而形成了一支具有内蒙古地域文化特色的草原作家群,显示了多民族文学的活力和希望.因此,考察内蒙古文学研究班与草原作家群的关系便具有文学史的意义,而且还能为文学创作人才的培养提供一条可资借鉴的方式.     

创新大师宋玉

宋玉师承屈原，不拘一格，有效地拓展了文学的主题和表现形式：他开创了赋体文学、奠定了感伤文学、成就了艳情文学、首启了梦幻文学、独树了女性文学、新制了山水文学、研发了游戏文学并极大地影响了后世．堪为我国古代卓越的文学创新大师。研究并总结宋玉在文学上的创新精神、丰硕成果和深广影响．对于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振奋精神。与时俱进，再接再厉，是大有裨益的。     

重估章炳麟的语言学文学观

章炳麟坚持小学家的立场 ,以语言文字为根本 ,效仿诠释经义的方法而从事学术研究 ,由此而构成其语言学文学观。他的所谓“文学”本质论 ,实质上是关于文章本质的理论 ,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理论。与此相联系 ,他的文学特性论只强调文学的语言性而轻视文学的艺术性。     

中国文学史分期及命名问题——以1912年—1949年文学为例

1912年1月1日至1949年10月1日这一时区的中国文学被贴上了各种标签,如＂新文学＂、＂现代文学＂、＂二十世纪文学＂等,对其予以纵深挖掘,前述观点虽有其合理性,但存在各种缺陷,从文学史分期的宏观把握并结合命名学原理,用中华民国时期文学史（简称为＂民国文学史＂）来命名1912—1949年文学有其合理性和完整性。     

走出“双城记”——“地方”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路径

“地方路径”说的提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空间的思维突破和形式超越。走出过往文学史书写以京、沪为中心的“双城记”,发现更为多元、广阔的“地方”,打破以往线性叙事模式的单调与偏见,融入多元空间的要素与视域,将有助于重新考察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问题。澳门文学新旧文学并行共存、不分轩轾的现象,已然成为其区别于其他华文世界的城市文学的特色和传统。从“地方路径”的角度观察,澳门文学不仅能汇入文学史的大传统,且其本身就是文学史的传统,充满着自身的独特性与本土性。     

“新世纪文学”概念源起的宏观背景考察

考察"新世纪文学"概念的源起具有重要的学科史价值,作者认为,"新世纪"概念是现代科学技术不断发展和社会生产力不断增长的背景之下,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引发过广泛讨论的学术话语。"新世纪文学"则是"新世纪"话语现象在文学研究领域的具体表现,其中包含着人们对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发展的困惑、焦虑、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