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赋能基层社会治理的运作逻辑、价值悖论及调适路径

数字时代,利用数字技术实现社会治理创新已成为一种共识和趋势。数字技术赋能基层社会治理的运作逻辑体现为工具主义、化约主义和避责主义。虽然数字技术为基层社会治理带来了现代化的曙光,但数字技术并不能独自带领基层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坦途。基层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实践证明“基层社会治理+数字技术”并不是实现现代化的万能公式,相反,两者会在耦合互嵌的过程中产生一些价值悖论,这主要表现为“协同与分化”“高效与低能”“自由与束缚”“赋权与集权”等多元目标之间的冲突和张力。要最大限度地发挥数字技术的赋能作用,就要从制度、理念等多角度入手对二者之间的价值悖论进行调适,缓和数字技术与基层社会治理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最终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目标。     

数据技术赋能城市基层治理的趋向、困境及其消解

以数据技术赋能驱动基层治理创新已成为共识性的趋势。它给城市基层治理结构和功能带来巨大变革,使其呈现出“技术治理”与“整体主义治理”的双重趋向。但调研也发现,数据技术赋能并未如预期般地获得基层政府和公众的充分认可与接纳,相反二者呈现明显的紧张关系,包括数据技术赋能的“刚性”与基层治理事项模糊性之间的矛盾、数据技术赋能的“全面感知”与治理对象隐私安全之间的矛盾、数据技术赋能的“理性设计”与基层社会包容发展之间的矛盾、数据治理的“整体性”与基层多元共治缺失之间的矛盾。要消弭上述矛盾和冲突,必须从价值、技术、制度和社会生态四个维度同时着力。     

统合型数字治理：基层治理效能提升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机制——基于深圳市龙华区的案例研究

数字技术和党组织双向嵌入既有治理体系形成的统合型数字治理已成为我国基层治理效能提升的重要模式,但既有研究尚未系统回应统合型数字治理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机制。基于策略关系国家理论构建了“知识+能力+行动”框架,结合深圳市龙华区“党建+科技+治理”的个案,对统合型数字治理推动有效治理的理论逻辑和实践机制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统合型数字治理兼容了统合型治理和数字政府的优势,实现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协调与平衡,通过理念思维再造、责任利益再造、激励约束再造三大机制,塑造了基层治理共同体的统一价值基础,并从结构力和能动力两方面重塑了治理行动者的知识、能力和行动关系,促成了治理行动者间的知识融通、能力集成和行动协同,有效解决了多元碎片化和集体行动困境的问题,提升了基层治理效能。     

制度逻辑：基层社会治理中数字形式主义问题的反思与超越

随着数字技术在基层社会治理的不断渗透,背离技术赋能理性的“痕迹管理”“电子衙门”“虚拟政绩”等数字形式主义问题也不断凸显。究其根源,历史路径依赖和技术治理两个变量的交织与扭曲是造成这一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因此,需要构建“理念-制度-执行-反馈”的制度逻辑框架,通过加强顶层设计以平衡技术理念与公共价值,通过制度创新推动数字治理的灵活性与有效性,通过制度治理的替代行为以弥补技术治理的不足,通过“制度-利益相关者”联动构建多元协同的治理模式。在此基础上,有益于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理念、数字技术、制度规范的深度融合,进而提升基层数字形式主义的治理效果,最终推动基层社会治理效度、深度和温度三者的有机统一。     

数字技术赋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运作机理与前景展望

顺应数字技术带来的变革趋势和内在要求,形成多元、多样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数字化渠道,可以有效解决民主落地的难题。全过程人民民主着眼利益的全局性,确保参与的全民性,注重过程的全程性,突出实践的全面性,通过数字技术将民主原则贯穿于政治实践的全过程,展现了深邃的发展逻辑、高效的运作模式和广阔的发展前景。在数字技术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衔接中,以实现精准化、系统化和智能化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为导向,从基于经验向基于数据转变,从单一平面向复合立体转变,从机械被动向高效主动转变,能够最大限度激发数字技术转化为民主绩效的能力。面对激励机制与创新效度不足、个体隐私与政治安全隐忧、地区差异与民众能力欠缺、人机交互与情感温度薄弱等阻滞因素,数字技术赋能全过程人民民主要从认知层面、运用层面、规范层面和保障层面做出更大的调整和改进,推动我国的民主政治向着更加全面和实质的方向发展。     

失能与赋能：农村老年人何以参与数字乡村治理

在乡村治理数字化进程中,数字技术不仅未能有效惠及农村老年人,还将其排斥在外,使之沦为边缘群体。通过对广州市黄埔区L镇J村和X村的调研,运用赋能理论,构建农村老年人参与数字乡村治理的分析框架。研究调查发现：农村老年人面临的数字乡村治理参与困境主要包括适配性数字制度欠缺、适用性数字资源贫乏和适宜性治理活动失位,其症结主要是理念单一、环境压迫、行动缺位和个体隐匿。为了推动农村老年人参与数字乡村治理,应采取融入包容治理理念、夯实治理保障制度、完善数字资源调配、创新数字乡村参与模式等赋能路径。     

赋能共同富裕的数字政府治理：结构、过程与功能——基于浙江经验的考察

共同富裕是当前最主要的时代课题,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以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群众有感为导向的数字政府治理成为调整政府、市场、社会三者关系,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影响因素。浙江数字政府治理通过赋能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和高品质生活,不断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通过建构“结构-过程-功能”分析框架对浙江数字政府治理赋能共同富裕的实践进行考察发现,在赋能过程中,数字政府治理形成了多跨协同与扁平交互的结构逻辑、互构融合与流程再造的过程逻辑、机制重构与价值创造的功能逻辑。未来,面向共同富裕的数字政府应坚持数字普惠的基本价值理念、制度理性的基本建设路径和数字交互的基本建设方式。     

以数字中国建设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数字中国建设,明确提出数字中国战略。党的十八大以来,数字中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取得显著成就。面向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充分认识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的重大意义,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把握机遇、乘势而上,加快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将数字化发展全面融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支撑。     

数据即权力：数字平台建设中的部门博弈与整合——以浙江省“基层治理四平台”为例

数据作为一种基础设施,是国家基础性权力的一部分,数据即权力。借用控制权理论,将“数据即权力”操作化为三个要素：数字指挥权、数字督导权、数字考核权。采用案例分析法,以浙江省“基层治理四平台”的整合过程为案例,围绕三个核心要素,对数字平台建设中的部门博弈与整合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数字平台代表着部门权力,是权力的聚合点,很多部门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展开权力博弈。然而,博弈产生的权力分散化、治理高成本与低效率问题,使得数字平台建设从博弈走向整合。数字平台的整合遵循着从分权到集权的逻辑,整合不可能一次性完成,具有阶段性。每次数字平台的整合,部门之间围绕数字权力都重新进行激烈的博弈,最后权力会重新分配调整,数字平台也会随之迭代升级。     

技术的多重建构：基层常规任务何以导致数字形式主义？——基于Z市M镇的考察

基层常规任务中存在着大量的数字形式主义现象,为了回应这一现象,建立了常规任务数字形式主义的“属性-过程-情境”分析逻辑,以Z市M镇为分析对象,生动地呈现了当前基层常规任务运行过程中的在线化任务指派、痕迹化任务管理和点卯式任务应对等形式主义问题。研究发现,数字形式主义是压力型体制下基层常规任务在新的信息技术运行中被多重建构的结果：一是多重任务压力下基层政府对常规任务信息化运行的功能性建构,二是避责逻辑下个人对常规任务的过程性建构,三是网格员在缺场情境下对任务落实的结果性建构。研究结论对我国当前基层治理信息化转型中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数字治理与行政执法改革：技术、制度与价值

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法治政府建设进入数字时代。数字治理遵循“技术—制度—价值”逻辑,形成三维主体间的互构关系,与数字时代的行政执法改革具有契合性。当前,行政执法改革实现部分目标,但技术层面存在数据壁垒与数字形式主义,制度层面出现综合与专业的张力、权力与能力的悖离,价值层面产生公共利益与公民权利保护等原定目标出现一定异化,对技术赋能制度、制度实现价值、价值形塑技术产生阻碍。需要以数字治理为引领破解行政执法改革困境,通过统一数据标准和集约建设一体化平台,基于需要的整体主义助力有限度的执法体制改革,推进公民参与和监督执法,实现技术、制度与价值的相互构建,完成数字时代行政执法转型升级。同时,应谨慎对待数字时代行政执法改革中的新挑战,促进数字治理与行政执法改革协同演化。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数字技术赋能企业财务转型路径研究

2021年是中国新发展格局的开局之年,中国经济恢复持续稳定发展态势,但依然受到全球疫情不确定性的冲击。疫情以来,数字经济顺势成为引领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发展数字经济将为“双循环”新格局注入新的动力。基于数字经济的作用及“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深刻内涵,在厘清二者基本逻辑的基础上,探索数字技术赋能企业财务转型的现实路径,提出通过数字技术的广泛赋能,企业财务将从共享财务、业财融合、战略财务及数字财务四个方面转型,为企业创造价值的同时,加快推动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推进“十四五”期间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聚合法治资源 赋能基层治理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基层治理法治化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面。近年来,南京市鼓楼区小市街道坚持以党建为引领,以弘扬法治精神、强化法治思维、培养法治能力为目标,充分利用专业化和社会化法治力量,聚焦问题,聚合资源,倾力打造“依法论市”工作品牌,激发基层治理法治新动能,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     

警惕基层陷入“数字减负”形式主义怪圈

近年来,基层减负工作中出现了数字减负形式主义新变种,以数字挂帅数字变通数字工程为突出表现。其炮制减负工作假象、增添减负工作负担、干扰减负工作开展,导致公共权力错位、基层治理缺位、政策落实空位。数字减负形式主义的产生具有多种原因。数字减负形式主义问题的解决,关键在于从权责相当、职责清晰、究责完备、督责有力四个方面为政绩观复位、为责任心补钙。     

一体化推进城乡基层数字治理

当前,在数字技术和政策红利的双重推动下,各地积极探索基层治理的数字化转型,数字技术赋能基层治理具有了很好的实践基础。实施智慧政务改革,推进政务服务智能化。近两年来,江苏以“不见面审批”为代表的“一网通用”“一网通办”“一网统管”工程持续推进,成为全国政府数字治理的先行省。在基层“三整合”改革中,各市、县(区)围绕“加强政务服务体系建设,实现审批服务一窗口”的目标,完善审批服务平台,融合政务服务网,打通为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数字赋能代表履职全周期

5825个代表联络站(点),8.3万多名五级人大代表,勾勒出一幅新时代浙江民主法治、基层治理的壮丽图景.当下,数字化改革大潮奔涌激荡,如何高质量发挥代表主体作用,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人大代表履职"综合应用应时而生. 作为省人大数字化改革中重点建设的场景之一,"人大代表履职"综合应用已纳入党政机关整体智治系统的重大...